现在要更全面理解中国外交、国际政治，我们希望这个研究，能作为跟崛起中的大国相称的学术软实力，帮现在的国人建立跟大国相称的历史观、世界观。
在传统的近代史阅读与教育中，无论海峡两岸，北洋政府都是无知与懦弱的代名词，短短十几年的历史中充斥着野蛮、颟顸的军阀与见风使舵的投机政客。仿佛如此的叙述，才能诠释出后来国共两党革命斗争的合法性。这样的史学常常被非理性与被挑拨的民族情感合流，成为政治的婢女，难以触碰到历史的真实。如果我们能够阅读历史的第一手材料，不带感情偏见与意识形态的诱导，重看北洋时期的历史与外交，往往会有新的感喟与收获。
唐启华和汪朝光对谈
8月6日晚，台湾历史学家唐启华做客腾讯思享会，携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与著名民国史学者汪朝光对谈北洋外交的得与失。唐启华认为，相比于以往国共两党的历史叙述，北洋外交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
北洋外交的艰难成功
唐启华说：“初中、高中甚至到大学，形容北洋政府都是亲日卖国，在巴黎和会里遭遇强权，中国遭受到比战败国还不如的待遇，中国外交失败引发五四运动。但我们做学术研究之后发现，这样的刻板印象可能比较单调、不够全面，我这本书就是讲被五四情怀遮蔽的和会外交，从学术外交史的角度呈现给读者。”
《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一书采取了大量的新发掘的史料，比如由比利时使馆移交的“陆徵祥档案”。如果仔细阅读的话，就会发现当时作为一个弱国的中国，在外交上的斡旋与考虑，希望以此来收回自己的权益。在当时美、日主宰太平洋地缘政治的情况下，北洋政府的外交官积极联络，并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支持，希望以此遏制日本，收回一战中的合法权益。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签订了对奥地利的合约，加入了国际联盟，并获得了德国的赔款，在唐启华看来，虽然结果差强人意但是这并不低于北洋政府的心理预期。在最后成为千夫所指的山东问题上，表面上山东由日本接收，但是不为人知的是由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席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共同担保日本将会把山东归还中国。巧合的是，合约后的日本同样民怨沸腾，认为日本在巴黎和会上一无所获。
唐启华透露了一个有趣的细节，电影《我的1919》中，外交官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演讲以一句“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如同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打动人心。在唐启华通过历史档案的重述中，顾维钧是以对于国际法的扎实诠释与解读来对日本外交官进行驳斥，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二十一条》在法理上不成立，以此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与同情。而顾维钧的表现与他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政治的经历不无关系，同样也可看出北洋外交官优秀的学养与反应。
民族主义情绪左右的外交
唐启华认为，巴黎和会后的五四运动，很大程度上收到了国内政局的影响。徐世昌与段祺瑞的争权，梁启超研究系与曹汝霖新交通系的明争暗斗，左右了舆论与国内群情激昂的民情。作为读史者，应当放下成见，以实证的方法和理性的视角看待历史人物。无论是亲美的徐世昌，还是亲日的曹汝霖、章宗祥，在决策的时候其实都是通过中国当时的国立和政治地位进行考量与权衡，把亲美与亲日作为一种策略来考虑，绝不是一个”汉奸“与”卖国“的帽子就可以概括他们的政治生涯的。
唐启华认为，应当把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与巴黎和会联系起来看待，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收回了既得权益与巴黎和会息息相关。如果全盘考量的话，巴黎和会也许并不如以往的刻板印象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而这些在被意识形态和党派偏见裹挟的历史书上不可能被看见。
超越悲情史观，塑造软实力
唐启华说，自己研究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做”翻案文章’，而是为了丰富历史的叙述，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他说，“在以前革命史观跟民族主义有它的正当性，国家弱时必须靠爱国主义凝聚人心抵御外侮，那时候让历史真相不那么重要，让大家团结比较重要，因为民族主义跟革命史观，让中华民族度过了亡国灭种的危机走到今天，这不简单。但国家稍微强一点时，要考察到别的国家的观点与立。”
唐启华认为，中国应有其底气与自信面对过去的历史。而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应该有更高明的视角面对国际事务中的纵横捭阖，需要参考历史上的大国如何蛰伏、隐忍，最终崛起的，如果继续依赖“民族史观”与“悲情史学”是显然做不到这一点的。而作为一个大国，要有与其地位匹配的“学术软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