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最重要的是悲鸿，他都没了，我还要别的东西干什么？”她曾如此解释自己的捐赠行为。
北京日报消息，昨晚，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研究院院长、徐悲鸿之子徐庆平证实，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92岁。
廖静文生于1923年4月，1939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管理员。1945年与徐悲鸿结婚，协助徐悲鸿工作并照顾其生活，直到1953年徐悲鸿突发脑溢血逝世。悲鸿逝世后，为了感谢党和国家对徐悲鸿的关怀，廖静文将徐悲鸿留下的1200余幅作品，及徐悲鸿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和近代著名书画1000余幅，图书、图片、碑拓、美术资料等万余件，全部捐赠给国家，并捐出了北京的一套寓所以建立徐悲鸿纪念馆。“我觉得我最重要的是悲鸿，他都没了，我还要别的东西干什么？”她曾如此解释自己的捐赠行为。
廖静文生前曾担任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悲鸿画院名誉院长、中国书画家联谊会主席、“北京荣宝画院”名誉院长、上海海事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名誉院长，著有《徐悲鸿一生》(传记)。“我不仅爱徐悲鸿，也是他的崇拜者。”她曾经这样说。
附：用自己的一生，延续徐悲鸿的艺术生命
——访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廖静文女士
金台记：
她与徐悲鸿先生伉俪情深，因徐悲鸿的突然离世，婚姻生活在第七年戛然而止。但她却用一生的时间和精力为国家、为民族守护徐悲鸿的遗产，传播徐悲鸿的思想，弘扬徐悲鸿的精神，延续徐悲鸿的艺术生命。
她把价值连城的画作、藏品与个人房产都捐给了国家，她为保护国家财产竭尽所能，她默默资助着八十多个贫困儿童上学读书，死后也不会有个人遗产，她敢于为正义鼓而呼，她渴盼中国美术健康发展再现大师云集的时代。
廖静文，一个伟大的女性，一个坚强的女性，一个令世人景仰的女性。无论是以往中国的特殊历史时期，还是当今的商品经济大潮，她的行动就是她最好的语言，将永远被历史所铭记。
灯昏已入夜无计息相思
李树森：您已九十高龄，独身生活近六十年，依然对徐悲鸿先生怀着无比深厚的爱，让我们很感动。能给我们讲讲您与先生从相识到相恋时的一些故事吗？
廖静文：我高中毕业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去耒阳考大学错过了时间，当时就剩下一个国立商学院在招生，我就陪一起去的一个同学参加了考试。发榜后，我考了第一名，但我没有去上学，因我对学商不感兴趣。后来在桂林的文工团应聘成为了一名团员。
一天，我从报纸上看到重庆的中国美术学院在桂林招考图书管理员，当时我想去重庆工作，这样就有机会在重庆读大学了，于是我就去参加考试了。考试的时候，一位面容严肃、头发斑白的长者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题目：谈个人在过去和今后的追求。这位长者就是徐悲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考完试我马上赶回文工团参加演出。后来我接到通知说笔试通过了，叫我去口试。我当时很年轻，社会经验很浅，徐悲鸿问我为什么要到重庆去。我不会撒谎，就老老实实地说我到重庆去是想考大学。说完就后悔了，我想人家要的是安心工作的，肯定不要我。结果真没想到，我被录取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徐悲鸿是一个公平的人，他认为我在考生里成绩最优秀，所以并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我没想到这个人后来竟然影响了我一生。
录取后，我就随徐悲鸿带着从岩洞里清理出来的图书，到中国美术学院工作去了。这个学院当时是个研究院，在那里只有徐悲鸿和张大千两个人是研究员，其他十几个都是副研究员，一共不到二十人。我负责管理图书，实际上就管这十几个人借书，总共只有一百多本，基本上都是徐悲鸿从巴黎带回来的画册。我的工作很轻松，上班几乎没有事可做，于是我就去看徐悲鸿画画，经常帮他磨一个小时的墨。
当时我在重庆举目无亲，和其他人很少往来，与徐悲鸿最熟。这样在美术学院工作了一年多，我才知道徐悲鸿无家可归。我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他告诉我他已经过了八年无家可归的日子了，他的妻子跟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的张道藩同居，不让他回家。他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跟妈妈住在一起。
那年夏天，徐悲鸿带学院的那些副研究员到成都青城山写生和画画。到成都后，我一心想上大学，就报名考取了金陵女子大学。
那段时期，每次我生病的时候，悲鸿都主动关心我、照顾我，对我体贴入微。重庆那时流行疟疾，我也得了疟疾，悲鸿给了我很好的照顾。当时我已十九岁，从来没有交过男朋友，徐悲鸿为人老实，待人诚恳，给予我很多关怀，这便使我慢慢地对他产生了感情。悲鸿对我也感情深厚，他感觉我最懂他，是我让他从畏惧爱情到重新有了渴求爱情与家庭的愿望。
但徐悲鸿不自私，他鼓励我进大学。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第一天去报到时，就是徐悲鸿帮我拎着箱子，背着包卷送我去学校的。
路上，徐悲鸿对我说：“我为你考取金陵女大感到高兴。”我说：“我进了金陵女大要读四年。”然后我劝他说：“我毕业你已经五十三岁了，你要尽快找一个好的人，不要等我。”徐悲鸿说：“静，你好好读书，如果四年以后你还爱我，我们就结婚，如果四年以后你爱上了别人，你也可以不跟我结婚，我等着你就行啦。”我听了他的话很感动，我觉得他这个人太不自私了，太为别人着想了。
这之后不久，悲鸿在成都举行画展，他住在陈离家里，当时陈离是成都的防空司令，我就也住在陈离家里。上大学时一个礼拜只能礼拜六出来一次，礼拜天就要回到学校去。每次回学校去都是徐悲鸿送我，我们一路走一路谈话。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也感觉到此时的我有了明显的变化，以前学习那么安心，那么努力，我在中学是学生会主席，还一直当班长，成绩一直非常好。可是到了金陵女大以后我就常常想念悲鸿，睡觉的时候我就惦念悲鸿睡了没有，总之我发现我对悲鸿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经常非常想念他，读书也不那么专心了，再后来，慢慢的我就读不下去了，心里老思念着悲鸿。
终于有一天他送我回金陵女大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要读四年，你现在四十九岁，再等我四年你就五十三岁了，你已经八年无家可归，再让你等四年才有家，我觉得你太不幸了，你应该找一个人马上跟你结婚。”徐悲鸿说：“爱是不能替代的，我现在已经对你有感情了，已经深爱你了，我愿意等你，没有一个人能够替代你给我的感情。”
我当时非常感动，我觉得他是对我真的有爱情。我十一岁母亲去世，父亲每天上班工作，从来没有人这么深地关心过我。我跟徐悲鸿说：“我不想读大学了。”徐悲鸿说：“那不可以，你一定要读完大学，因为一个无一技之长的人是不能为国家做出什么贡献的。”
但是我实在读不下去了，老想念着他，这样我就向学校请了假，打算跟徐悲鸿回重庆待一段时间，再回去读书。
我和悲鸿坐飞机从成都回到重庆，等回到重庆以后我就不想再重返学校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看到了一首悲鸿写的诗：
灯昏已入夜，无计息相思，
魂已随君去，追随永勿离。
这是我在成都上金陵女大的时候他写的，我去上学了，他思念得晚上睡不着，“魂已随君去”，说自己的魂已跟随我到学校去了。我思前想后觉得应该牺牲自己，来陪伴徐悲鸿，让他有一个温暖的家，也能更好地为国家做贡献。
所以，我写信告诉家里和正在读大学的姐姐，说我不想再读大学了，我打算跟徐悲鸿结婚。但是我的父亲和姐姐都写信来反对，说不能这样，你怎么能爱一个比你大二十八岁的人，更不该中途放弃学业。但我决心已定。当时我姐姐在贵阳师范学院读书，重庆到贵阳有公路，我和悲鸿说：“我要去贵阳做姐姐的工作，让姐姐再跟父亲做工作，让我们结婚。”
到了贵阳，我就把这些情况告诉姐姐，我姐姐知道徐悲鸿是一个很伟大的画家，因为徐悲鸿在贵阳开过画展，也知道了他是真心地爱我。所以，她就给父亲写信，请求父亲同意我们结婚。经过姐姐的帮忙，父亲也就同意了。
那年放寒假，徐悲鸿就从重庆到贵阳来看我，由于路上几次车坏，后步行40华里，在除夕夜十二点才赶到，弄得满身泥浆、疲惫不堪。来到贵阳以后，我们就在贵阳的《中央日报》上登了“徐悲鸿廖静文在筑订婚，敬告亲友”的消息，还请了几桌的客人。这样我们就正式订婚了。
与徐悲鸿结婚不是为了追求物质生活
李树森：相爱的人终于可以在一起了，但据说你们真正结婚并非一帆风顺，能讲一讲曾遇到的困难吗？刚结婚时生活状况怎么样？
廖静文：悲鸿的那个与别人同居的夫人知道了我们订婚的消息后，就提出来要办正式离婚手续，但要求悲鸿给她一百万生活费，画一百幅画，还要悲鸿把收藏的四十幅古画送给她，另外还要悲鸿每个月给四万块生活费。
悲鸿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虽然不在一起了，但还很珍惜过去的感情，不愿意伤害她，所以她提出的这些要求悲鸿就都答应了。
一开始悲鸿画了五十张画送去给她，她退回来二十多张，说画得不好，要他重新画。悲鸿很生气，说给你的画都是我签了名的，不好的我不会签名。在老画老退的情况下，悲鸿也请了很多朋友，让大家说说公道话。但那些朋友都知道他的老婆与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同居，不敢得罪，反而帮她说话。甚至有人说那就把你没卖的画打开来让她挑，悲鸿不同意。这事一直拖到抗日战争胜利，她要跟那个宣传部长回南京去了，急着拿够一百幅画和一百万块钱。悲鸿托人在昆明卖了很多画凑足了钱，也给足了她一百幅画，这样才请律师到场办了正式离婚手续，那天是1945年12月31日。
我跟悲鸿是1946年1月14日在重庆结婚的。结婚时，我们住的房子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连一床新被子都没有。吃饭基本吃食堂，吃的是那种配给的发了霉的平价米，喝水只能喝泥塘里的水，连到嘉陵江去挑的水都买不起。我们结婚的时候生活是很艰苦的，我并不是为了追求和悲鸿过很好的物质生活才与他结婚的。其实自从我认识徐悲鸿开始，看见他一直过的是艰苦、质朴的生活，甚至生病时多次手头拮据得无钱付医药费。
结婚后的1946年，国民党的很多人都迁到南京去了。当时悲鸿留学德国的同学朱家骅是中央教育部部长，他聘请悲鸿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这样我们就来到了北京，那天是1946年8月30日。
刚到北平我们是租房子住，后来悲鸿的学生在上海替他开了一个画展，用卖画的钱在北平买了一个房子。我在重庆结婚后就怀了徐庆平，为什么取名“庆平”呢，是因为在重庆怀的，在北平生的。第二年又生了徐芳芳。
责任和爱情的力量决定为他做点什么
李树森：徐悲鸿先生去世得太过突然，痛失爱偶的打击一定十分巨大，您是怎样熬过那段最痛苦时期的？
廖静文：悲鸿是1953年去世的，那年北平艺专已改叫中央美术学院了，悲鸿是院长。1946年结婚到1953年悲鸿去世，也就只有七年。那年庆平才刚刚六岁，芳芳五岁。
悲鸿死得突然，所以他没有留下遗嘱。他参加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坐在主席台上，从早到晚开会，在会后接待外国代表团的宴会上突发脑溢血，送到医院以后几天就去世了。
悲鸿家里父母已过世，没有兄弟姐妹，悲鸿一走，家里只剩我跟两个孩子。我从医院回到家里，中央美院派人来看望我，晚上给我吃安眠药，好让我能够入睡，可是夜里醒来我又哭。六岁的儿子庆平很懂事，他学着大人劝我说：“妈妈，爸爸已经死了，你哭也没有用。”劝完我他自己拿被子蒙着头哭了起来。女儿五岁，她还不太懂事，她就问我：“妈妈，人有两条生命没有，爸爸死了一回还能活过来吗？还能有一条生命吗？”当时境况非常凄惨。
每天我们在家里都是等着悲鸿回来吃饭，突然没有悲鸿了，我都不知道生活该怎么过。悲鸿在法国时就认识周恩来，周总理对悲鸿最关心，他看我那么痛苦，就劝我：“你是不是到外面去旅行下，暂时忘记悲痛，以后再回来。”我说：“不行，我不能把两个孩子放在家里没人照顾。”悲鸿死了以后眼睛还是睁着的，中国人常讲最悲惨的是死不瞑目。悲鸿为什么会死不瞑目，我想是因为他放不下两个幼小的孩子，也放心不下他的美术事业。从我在悲鸿身边工作开始，就知道他对国家和人民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以复兴中国美术为己任。在任何困难面前，他一直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坚持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追求自己的远大理想。他的突然去世，与几十年来不知疲倦的操劳很有关系。
所以，我想在照顾好孩子的同时，也应该为悲鸿以及他的美术事业做点什么。于是我跟周总理说：“没有了悲鸿，家里就像空了，我也不想到外面去旅行，我想到北京大学去读书，因为我跟悲鸿结婚的时候我是想进大学的，现在悲鸿死了，我还想回到大学去读书。”周总理也很赞成，他亲自写信给北京大学的校长，推荐我到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读书。我打电话给老家的父亲，让他找了一个保姆给我照看孩子，我就进北大去读书了。
当时在北大读书很不容易，上课的时候老想着悲鸿死的事，一边上课一边流泪，也挂念两个小孩，所以上了两天我感觉还是不行，我要回家跟儿女在一起。当时北大的女同学都劝我不要回去，说你回去还是要痛苦的，你在集体生活里面会忘掉很多。我很感谢她们，是她们把我留下来的。那时礼拜六上完最后一节课午饭也不吃我就往家里跑，因为一个礼拜没有看到儿女了，非常想他们，他们也想妈妈。
徐悲鸿遗产全部捐给国家唯一住宅捐做了纪念馆
李树森：1953年徐悲鸿先生去世后，您将其遗作一千二百幅，及先生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和近代著名书画一千余幅，还有图书、图片、碑拓、美术资料等万余件全部捐赠给了国家。那年您才三十岁，刚刚而立之年就有如此伟大的心胸，实在难得，您能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廖静文：当时我要去北大读书，我想悲鸿所有画作、所有珍贵收藏，还有他那些画册资料，交给国家是最好的保存方式。所以我把家里的钥匙送到文化部去，交给文化部沈雁冰部长，请他们到家里去把悲鸿所有的画和所有的收藏都清点出来，所有的书也清点出来，都交给国家保存。周总理说：“既然东西都交给国家，那就拿过去造纪念馆吧。”当时才刚解放，国家经济比较困难，没有钱盖纪念馆，我就把唯一的住宅也捐给国家，做了纪念馆。周总理还亲笔写了“悲鸿故居”四个字。
这个故居是个大院子，有二十多间房子。此前，悲鸿考虑到他的年纪比我大很多，若他比我死的早，我也能有个好的房子住，所以用我的名字买了这个大房子。捐的时候我把房契也交给国家了。
创新的教学体系严格的治学精神
李树森：一代艺术大师徐悲鸿先生具有独特的艺术思想，他对中国美术以及中国近代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者。对徐先生的治学精神和贡献，您怎么看？
廖静文：我不仅爱徐悲鸿，也是他的崇拜者。我同他一起生活，对他最了解，他担任北平艺专校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扩大校区、扩充教学规模。原来学校只有中国画系、西画系等，悲鸿添加了图案美术系、实用美术系、陶瓷科、雕塑系等。
悲鸿去找了当时的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说明了自己的想法，李宗仁就把协和医院对面的日本小学学校批给了北平艺专，那个校园很大，还有两层楼的教室。
但当时那学校里面还住了很多国民党部队，部队不搬走李宗仁也没办法。悲鸿就亲自去找部队的司令员，还给他们各级当官的送了好几十张画，部队才搬走了。这样，北平艺专终于有了一个能容纳下更多师生的校园。
他主持中央美术学院以后，按他自己的构想建立了教学体系。徐悲鸿的教学体系首先要求重视素描。素描是基本功，他认为学哪一样都要把基本功学好才能有成就，所以不管你进哪一个系都要先画两年素描，素描画好了才能画油画、国画。
素描不但要求能对着人体画，还要能默写出来。很多学生不愿下苦工，但是徐悲鸿坚持推行他的教育方法。有时在提前没有通知的情况下，把学生都叫到礼堂去，叫他们默写。他的教学体系就是要求学生真正地掌握写生技巧，不但默写人的肖像，还要求学解剖学，默写马的解剖，悲鸿说你熟悉了马的解剖就大体上熟悉了其他动物的解剖。
悲鸿作品的魅力我很钦佩，但是我更尊敬他严格的治学精神。悲鸿对教学很认真，一丝不苟，绝不徇私舞弊。他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出真正的美术人才，为国家美术事业做出最大贡献。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坚持自己的主张，坚持聘请真正有艺术成就的画家任教；曾顶着巨大压力坚决解聘不合格的教授；还劝退过不适合学美术的学生。
他认为每个老师都要对学生负责任。当时有一个画得不好的学生并不是不用功，悲鸿觉得他在艺术上没有才华，就劝他转学。那个学生的父亲非常有名，是梁漱溟先生。悲鸿亲自给梁漱溟写信，说你的儿子不适合学美术，希望你让他转学学别的，也许那样他会有成就。我当时还劝悲鸿：“你管那么多干嘛，你写这个信人家家长看了会难过，人家已经入学了，你就不要再管了。”悲鸿说：“我是对他负责，所以才会给他父亲写信。”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悲鸿的品格和治学的精神。
为保护国家财产数十年费尽周折无一遗失
死后也不会有个人遗产现在靠自己工资生活
李树森：徐悲鸿纪念馆坐落在北京市新街口北大街，听说要翻建新馆了。请您谈谈有关徐悲鸿纪念馆的情况吧。
廖静文：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费了很多周折，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之下，徐悲鸿纪念馆里的书画等东西才得以保存下来。这些都是国家财产，我遇到再大困难也要保护好。
当时国家要修地铁，老纪念馆被拆掉了。后来1972年，我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要求再建徐悲鸿纪念馆，以便把这批国家财产保护好。毛主席批给周总理办，周总理派人通知我，我非常感动。我拿着这个批件去找建委、房管局，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期，所有的材料都要批了以后国家再调拨，还要国家批地皮，还涉及到拆迁。
当时中国正处于特殊历史时期，找人办事很难。那时我六十岁左右，为了拆迁那些房子，我几乎每天一到上班时间就站在房管局局长门口，去等局长上班，好求他给我们解决地皮拆迁问题。我这样吃了饭就去求，整整求了一年时间，才腾给了我们地方。那时候我还跑得动，什么事都是自己跑自己求，这样跑了十年，才把纪念馆盖了起来。1982年批的，1983年盖起来开馆，就是现在的徐悲鸿纪念馆。
以前展室太少，悲鸿的画只能展出一小部分，他的收藏就更不能展出了。现在国家经济发展得很好，对文化事业也越来越重视，国家将扩建纪念馆，预计今年十月份拆建新馆，明年完工。建成后的纪念馆将由原来的两层扩建成四层，将会有二十多个展厅，展室也加宽很多。晚年得知这个消息我真的是喜出望外，我已经90岁了，跑不动了，相信北京市文物局会把这个工作做好。
徐悲鸿的画与收藏当时我全部捐献给国家了，到现在一张画都没有丢。悲鸿死了以后，房子我也捐给国家做了纪念馆，从那以后，我很多年都是租房子住，直到现在也没有我自己的房子。我现在住的房子是我儿子买的，他出了一百万人民币，我出了十万，房产证不是我的名字。我没有任何产业，等我死了没有什么遗产，我现在就靠自己的工资生活。
财产都捐给了国家儿女边打工边留学读书
李树森：您有一双儿女，儿子徐庆平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院长，女儿徐芳芳曾以优异成绩成为斯坦福大学管理学院中国内地学生第一人，都很优秀。孩子幼年就失去了父亲，您把他们抚养长大、培养成人，一定付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辛劳吧？
廖静文：徐庆平、徐芳芳，从小我就教育他们，要像爸爸一样用功读书，他们在小学就是三好学生，中学也是最优秀的学生，大学毕业样样都是5分。悲鸿留下的财产我都捐给了国家，两个孩子后来到外国留学，都是边打工边读书的。
庆平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毕业以后，正赶上美术学院不招生，就投考了外语学院，当时我说你虽然不能去美术学院学画，但你父亲有很多法文书可以看，他就到外语学院学法文，以全优毕业。
庆平毕业后，赶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北京招生，要求会法语，他以最优秀的成绩考取了教科文组织的高级翻译，到巴黎工作。
到巴黎以后，庆平想进巴黎大学学习，但因为巴黎大学已与他父亲在那里学习时迥然不同，不重视写生了，教师可以几个礼拜不来看学生画画，随便学生乱画，不太注重基本功。所以，我跟庆平说进巴黎大学不要再学画画，读外国美术史吧，他听从了我的建议，并且拿到了博士学位。
因为教科文组织工作强度很大，他每天白天上学，晚上做翻译工作，睡眠时间严重不足，去巴黎时头发都是黑的，回来时头发白了很多，现在他已六十五岁，头发全白了。
他教学很负责任，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过十年的艺术学院院长，继而担任徐悲鸿艺术研究院院长，现在仍然担任徐悲鸿艺术研究院院长，还亲自带博士生。
在筹备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的时候，我的女儿芳芳本来要在美国工作的，她得知正筹备艺术学院，就从美国回来参加筹备工作。我女儿是学音乐的，从小就学钢琴，她就仿照她爸爸办北平艺专的方法，开设音乐系，使艺术和绘画结合起来。现在她还是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的顾问，每年被邀请回人民大学三次，看音乐系的发展情况。
美术界比较混乱“强元”有助于唤回大师云集时代
李树森：您对中国书画的发展前景及方向怎么看？
廖静文：我觉得悲鸿所处的那个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五四运动以后，要发展新文化，所以涌现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在绘画上也涌现了大批有名的画家。
悲鸿亲自培养的优秀画家有吴作人等，悲鸿去世了以后就是吴作人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悲鸿当时聘请的很多教授都成了很有名的画家，像李可染、李苦禅、蒋兆和等人。他们都是徐悲鸿教育体系倡导下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后来也把徐悲鸿的教学体系运用到自己的教学当中去，教学相长。那个时期出现了很多人才，可以说悲鸿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中国文学艺术最了不起的时代之一。
现在，虽然有一些画家还是很成功的，但整体来说缺乏老一辈画家刻苦用功的精神。也许是时代不同了，经济发达、人民收入提高是好事，但是年轻人不愿意再吃苦了。
虽然有些学校还坚持运用徐悲鸿的教学体系，但是都不很严格，学生也不像以前那么刻苦用功，所以现在要出人才就比较难了。不仅是中国，国外也一样，这是整个大环境的问题。很多年轻人只是追求标新立异，像悲鸿他们老一批艺术家那样忠实于艺术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时间缩短空间，国外的流派也纷纷传到中国来，现在中国的美术界可以说是比较混乱的。你们提倡“多元”环境下的“强元”，非常必要，必须这样做，才能重新把悲鸿那个追求真正艺术的时代呼唤回来，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也必须要有人发出这样的呐喊，只有你们这样努力的呐喊，才能唤回大师云集的年代，否则没有希望。但我还是在往好的一面看，因为今天看到了你们，让我觉得希望很大，也相信中国会再次出现艺术人才辈出的时代，只是需要等待，不是一蹴而就的，这还需要你们的努力和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