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郎、织女称谓，始见于《诗经》，自此以后，典籍记载不绝如缕。由天上星辰，变为人间故事，由河汉象形，演为人间七夕，传说故事在传承中代代相传，不断丰富完善；民间习俗在传承中日益丰富、定型，不断强化传承主体和民俗母题。农耕文明的文化图式在传承中日益典型化。
在人民传承的民俗和民间歌谣，以及文人雅士的千古传唱中，七夕和牛郎织女传说表达与传递着中国人千年不变的农耕理想，表达和传递着我们的生态理想、田园景色、山水风光、生活态度和家庭美德。它是我们对人与自然和谐追求的象征，是人对自然之美的思念、牵挂、享用、守望和永恒的企盼；是我们对美好爱情的讴歌和赞颂，是对女性、女权、女神的礼赞，也是对手工、巧手、女红、织绣的赞美。
以牛郎织女传说为核心的七夕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中具有独特文化范式的节日与传说。牛郎织女传说在中国民间文学中具有传承时间悠久、传播范围广泛的特征，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民间四大传说之一。四大传说分别表征着中国民间对人与动物的关系（《白蛇传》）、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孟姜女》）、人与人的性别关系（《梁山伯与祝英台》）、人与天（神）的关系（《牛郎织女》）的集体记忆。牛郎织女传说是早期中国仰望星空时留下的美好想象和美丽传说。七夕节是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的文化结晶，是我国农历岁时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传统节令“正月正、二月二、三月三、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九月九”月数、日数吉祥双重的序列之一。吉祥的岁时节点逐渐演变为吉庆的节日。这是一年之中为数不多的节日，因而也是一年之中最为重要的时日之一。
中国的农业起源时间早，传承时间长。从河姆渡文化发现有稻作采集栽培的遗物看，迄今已有7000年以上的历史。秦汉以降，我国历史步入封建社会，标志着农耕文明的全面发育、普及和成熟，从此以后，稳定发展两千多年。七夕节如牛郎织女传说正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形成、发展和传承的。可以说，七夕文化伴随着中华民族农耕文明发育、发生、发展的全过程。牛郎与织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男耕田、女织布，夫妻恩爱、男孝女顺，儿女绕膝、心灵手巧，农耕桑麻、天人合一。牛郎织女传说及其美满婚姻家庭生活，呈现的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理想，标示着一幅农耕文明的经典图式。
牛郎、织女称谓，始见于《诗经》，自此以后，典籍记载不绝如缕。由天上星辰，变为人间故事，由河汉象形，演为人间七夕，传说故事在传承中代代相传，不断丰富完善；民间习俗在传承中日益丰富、定型，不断强化传承主体和民俗母题。农耕文明的文化图式在传承中日益典型化。
1.男耕女织的日常生活模式。我国农业起源历史悠久，比之历史更悠久的是我国妇女的针织史和桑蚕史。早在数万年前的山顶洞人遗址中，就有骨针遗物的发现，这是震惊世界的发现，也是震惊人类的发明。山顶洞人不仅佩戴骨、贝、石制的首饰、身饰，其骨针制作也巧夺天工，无比精美与精巧。针织的发明，是一切桑麻、纺织、编织、裁缝、刺绣、丝绸的先声。中国丝绸闻名于世，享誉世界，正是中国妇女最伟大的贡献和最醒目的文化身份。而由中国男性发明创造实践的农耕文明和土地耕作种植，使我们的生存从此获得了永久的保障。男耕女织，衣食无忧，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生存模式，也是中国人的生存理想。这也是牛郎织女传说产生的文化土壤。
2.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的世界观。早在整理记录了最早的牛郎织女称谓的《诗经》时代，整理者孔子就形成了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所谓“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就是人与自然（天）的统一的思想，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交融的、相关的、一体的。子曰：“天何言哉！四时生焉，百物生焉，天可言哉！”“巍巍乎，唯天为大。”“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所以，孔子的思想也包括了“不违农时”，按四时节气的自然规律安排农业生产的生态智慧，所谓“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这也就是天文与人文的统一。牛郎织女的传说盛行和传讲于七夕之际。七夕之时，人们要细心体味天上（宇宙）的声响，要遥想天上的人神相会，要祈求天的庇佑和赐予。这些节俗的仪式和过程，就是对自然的敬畏，对天地、人神、男女的沟通，是这三种关系的和谐、协调、统一、融合。在这一天，人们要感悟、感想、感怀、感动、感生于人与自然、天与人的合一和一体。这正是不违农时、靠天吃饭的农耕文明的基本思维模式。
3.男孝女巧的理想化的人格模式。由牛郎织女传说衍生和变异出的董永与七仙女传说，使此一传说更趋理想化。两则传说使牛郎、织女原型更加人格化、理想化。牛郎和董永的性格定型为忠厚、持家、耕作、孝道、诚实、善良、勤劳、忠贞、勇敢等等，织女、七仙女则塑造定型为机智、聪颖、善良、温顺、心灵、手巧、坚贞、朴实等等。这两种男女人格的统一和结合，是幸福生活的典型和光辉范式。这也是农耕文明的田园风景和家园模范。
由于七夕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绝地传承，七夕文化的农耕文明图式在中国文化文明史中像一座丰碑一样矗立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的文化景象中。七夕传说的反复讲说，七夕民俗的家家作为、全民共度，使七夕成为中国节日的经典。晚到明代，七夕讲牛郎织女传说的节日仪式景象还广见于民间。明代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记载：“七夕，人家设花果酒肴于庭心或楼台之上，谈牛女渡河。”也就是说，七夕是要讲牛郎织女故事的。民国年间河北省的《新河县志》记载：“星夜，村中老妪于月下说牛郎配织女故事。”至于七夕习俗记载，更是广泛见于史籍。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四）载：“七月七日，谓之七夕节，其日晚晡时，倾城儿童女子，不论贫富，皆著新衣。富贵之家，于高楼危榭，安排宴会，以赏节序。又于广庭中设香案及酒果，遂令女郎望月，瞻斗列拜，次乞巧于女、牛。”这是七夕的全民性、仪式性记载，此中隐藏着七夕传承不绝的文化奥秘。唐以来的七巧、七夕诗词多如牛毛，此中也可见七夕盛况之一斑。如：“七夕今宵看碧宵，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百条。”（唐·林杰《乞巧》）“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唐·崔颢《七夕》）“七夕针楼看水狼，家家小妇拜天孙。”（明·王世祯《都门竹枝词》）从唐代到明代，时间和日历翻过去了几个朝代近一千余年时间，但他们的诗中还是写到了七夕之时一成不变的“家家乞巧”、“家家此夜”、“家家小妇”的全民文化传承景象。这就是说，只要农耕文明的样式不变，这种文明的经典图式就必然代代相传，亘古不绝。
在七夕节和牛郎织女传说中，农耕的图式还集聚着众多的文化意象，共同营造出浓郁的农耕文明的丰富的图像。比如，甘肃西和县七夕民俗中的生动丰富的遗存中有完整的祭祀仪式，有丰富多样的民间歌谣，有女性的民俗和女性的歌谣；广东东莞市等地的七夕民俗突出地强调供案制作、手工技艺、公仔（泥偶）制售，把女性手工、女红和织女祭祀加以“特化”发展，形成独特的七夕风俗；山西和顺县的七夕强化了当地风土、风物、风情的山水传说，把自然景观依附七夕传说，形成一系列与牛郎织女故事相吻合的风物传说和文化景观，构建起独特的七夕文化的田园和生态样式。
历代文化墨客吟诵七夕的诗词文赋，也形成了独特的七夕文化风景。文人墨客们讴歌这一纯朴的田园的农耕风俗，他们也引申、升华牛郎织女故事的精神意蕴。曹植《九咏》抒发了对牛郎织女分离的同情和叹息，宋代诗人谢惠连《七夕咏牛女诗》、颜延之《织女赠牵牛诗》也抒发了此中的别离与思念。最著名的是李商隐的《七夕》、杜甫的《牵牛织女》、李贺的《七夕》、孟浩然的《他乡七夕》、白居易的《七夕》《长恨歌》、欧阳修的《鹊桥仙》、秦观的《鹊桥仙》（中有“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句）、柳永《二郎神》等等，莫不把此中爱、恨、别、离、情、思、怆、痛，写得动人感人，哲思隽永。
在人民传承的民俗和民间歌谣，以及文人雅士的千古传唱中，七夕和牛郎织女传说表达与传递着中国人千年不变的农耕理想，表达和传递着我们的生态理想、田园景色、山水风光、生活态度和家庭美德。它是我们对人与自然和谐追求的象征，是人对自然之美的思念、牵挂、享用、守望和永恒的企盼；是我们对美好爱情的讴歌和赞颂，是对女性、女权、女神的礼赞，也是对手工、巧手、女红、织绣的赞美。一年一度鹊桥会，一年一度七夕节。强权、阻隔、时间限制、空间隔离，终究阻挡不了两情相悦、人神相睦、天人相合、爱情相生。
农耕文明是产生于前工业时代的文明样式。但是，农耕文明决不是过时的、可以弃之不要的旧物件，它是我们的过去，也是我们的未来。在今天，农耕文明也仍然是城市社会和工业文明的后花园或山水田园风景。农耕文明是工业、后工业社会及其时代的有机组成，是我们今天的生态景观、生态智慧、生态世界。德国哲学家莫尔特曼说：“以前的文明绝不是‘原始社会’，更不是‘欠发达社会’。它们是极其复杂的均衡系统——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均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均衡以及人与‘神’之间关系的均衡。”这也就是七夕和牛郎织女传说作为农耕文明经典图式的文化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