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经济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70年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成就斐然。经济史研究与一般历史研究相比，更加关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与时代脉搏的跳动更加契合，不同的阶段各有特点。本文从大的历史时段着眼，从两个阶段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整体状况进行回顾和反思。
改革开放前经济史研究的开拓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行各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思想文化和历史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是最为重要的变化。众所周知，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曾经指出过，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或者可以说，马克思在经济史研究中抽象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一系列经济学理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加适合于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指导，更加具有方法论意义，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史学家，对此更易于接受，并心悦诚服地运用于经济史研究之中。唐长孺虽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名世，但经济史始终是他关注的重要领域，他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跋语中指出，“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傅衣凌也表示，“解放后，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研究的信心增强”(《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第47页)。日本学者池田温也说：“此《跋语》所见唐先生的谦虚品德及其对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之敬仰”(池田温：《怀念唐长孺教授》，冻国栋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4年卷)。在当时的学者中，一部分人如傅衣凌等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接触到新兴的社会科学，初步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更多的学者如唐长孺等则由此开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高校和科研机构对此也积极鼓励，多方倡导。杨端六在为《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写的“卷头语”中就特地提到“武汉大学党及行政领导在这几年中对科学研究工作的大力提倡与支持”。南开大学历史系在1959年编选出版的《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前言中也提到该著作是在“校党委提出大搞科学研究”的前提下完成的。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以及在倡导科学研究的氛围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史研究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这在两个方面表现突出：一方面，旧有著作经过改写和补充有明显提高;另一方面，新的著作填补了经济史研究的空白。
就前者而言，李剑农、严中平、彭信威堪为代表。李剑农的《中国经济史讲稿》，在1943年曾由中国书局出版，但只是一般讲义性质，新中国成立后在彭雨新的协助下，重新编写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和《宋元明经济史稿》由三联书店出版，成为最早的中国经济史多卷本著作和各高校的参考教材，其权威性为学术界所公认。彭雨新在该书1991年的“再版前言”中称：“全书着重阐述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在说明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变化中，著者十分重视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关系……李氏对周代的封建制度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周代社会性质和讨论中国古代社会分期是有帮助的。”言下之意，该书虽未标明，但事实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完成，并参与了当时“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等问题的讨论。严中平于1943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棉业之发展》，1955年修订再版，改书名为《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并加副标题“从棉纺织工业史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参与“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意旨明显，亦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言，“本书企图以棉纺织业的发展历史做典型，分析百年来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过程的特殊性”，既是第一本系统论述棉纺织业发展史的专著，也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第一部著作。更为重要的，如汪敬虞等在《经济研究》1958年第7期写的书评所说，该书初版的写作，“著者还没有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新版则完全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1943年开始撰写，初稿只有十几万字，1954年的初版本字数达到45万，1965年的修订本达到77万字，“比起初版来，内容几乎全部刷新”。马飞海在2007年《中国货币史》新版代序《一个敢于开拓中国钱币学新局面的学者》中也说，新中国成立后，钱币工作者提高了认识，扩大了眼界，“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使“古老的钱币学向新的学科的转变”成为可能。李剑农、严中平、彭信威等学者延续了新中国成立前的研究并取得新的突破，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就后者而言，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1957)，《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1957)，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1957)、《明代的军屯》(1965)，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1962)，王亚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1955)、《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1957)、《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1959)，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1958)，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1962)，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1957)、《北朝经济试探》(1958)、《南朝经济试探》(1963)，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中册，1962、1963)，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1957)，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1963)，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1957)，景甦、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1959)，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1961)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些成果虽然在改革开放后出版，实际上也是写作完成于这一时期，如童书业的《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些作者有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成名，有的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成名的新锐。如果梳理这一时期的论文，可述者尚多。
近年来，坊间多有夸大民国学术成就的言论，就经济史研究而言，上述著作及相关论文，就其开拓性和学术性而言，已经远超民国年间的同类成果，即使以目下的学术眼光衡量，上述著作依旧是经典性的学术名著。
较全面地评价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成果，也需要注意“文革”前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和汉民族形成五个重大问题——所谓“五朵金花”的大讨论。对这些讨论，近年来学界有不同看法。必须指出的是，这五个问题多与经济史研究关联。李根蟠认为，“这些问题中的前三个问题直接与古代经济史有关”(《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李伯重认为，除汉民族形成外，“有四个属于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应当怎么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其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影响与推动不容忽视，其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促使经济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关注，既提高了理论水准，又加深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认识。其中，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1954)、《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1956)、《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1959)，童书业《论亚细亚生产方式》(1951)，李文治《关于研究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方法论问题》(1963)，李埏《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1956)、《试论殷商奴隶制向西周封建制的过渡问题》(1961)，胡如雷《试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1956)、《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一些特点》(1962年)等论文，都具有强烈的理论色彩和宏大叙事风格。
第二，讨论热烈，研究深入，对历史上的相关问题有纵深的拓展。特别是在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方面表现突出。在土地所有制形式方面，有关先秦井田制、秦汉名田制、三国屯田制、西晋占田课田制、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等，留下许多经典名篇。同时，对与土地制度相关联的赋役制度也有深入的讨论。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方面，据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的附录统计，“文革”前有218篇论文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涉及铺户作坊、丝织业、棉纺织业、踹布业、矿冶业、制瓷业、造纸业、榨油业、制糖业、井盐业、农业等种种部门和行业，当时多数有名的学者都参与了这方面的研究，有些新人也因此研究而崭露头角。
第三，相关研究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与跟随。日本著名明清史和经济史专家森正夫在20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文版《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前言中指出：1955年12月，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团长的学术考察团访问日本，中日历史学者就包括资本主义萌芽等在内的历史问题进行了座谈。在此次座谈的基础上，日本学者专门编辑出版《中国历史的时代区分》一书，该书除收录翦伯赞《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外，也有田中正俊专门撰写的《中国历史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森正夫称：“自新中国成立不久的50年代起，日本学者在从事作为外国历史一部分的中国明清史研究时，即已通过中文著作和论文等，汲取着中国学者在研究作为其本国历史一部分的明清史时所取得的成果。”
第四，相关研究继续开展，并催发了新的研究领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历史重大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土地制度、资本主义萌芽等，在“文革”后的一段时间内仍为经济史学者关注，并不断有代表性成果问世，如徐喜辰《井田制度研究》(1982)，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1984)，林甘泉等《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1990)，杨际平《均田制新探》(1991)，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1992年)，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1993)，李埏、武建国《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史》(1997)等等，以及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健《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1983)，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1985、1990、1993)等。同时，笔者也认为，这些讨论及资料挖掘等催发了后来成为经济史研究热点的农民负担研究、乡村社会研究、资产阶级研究、市镇研究、近代化研究等。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史学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取得的成绩应该充分肯定。“文革”期间，经济史的研究几乎陷于停顿，到后期有些研究逐渐恢复。“文革”结束后不久，便有著作迅速出版，如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教研室编写的《中国财政简史》在1978年出版，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均在1979年出版。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史研究的辉煌与特色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快速的经济发展、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既造就了新一代学者，也出现了划时代的研究成果，从而使经济史研究呈现出可喜的辉煌局面。
经济史研究的辉煌，有三个重要的前提条件。一是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壮大。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镇，在改革开放之前主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武汉大学。这些单位既有严中平、李文治、巫宝三、吴承明、汪敬虞、梁方仲、傅衣凌、韩国磐、李埏、李剑农、杨端六、彭雨新等老一辈代表性学者，又培养了经济史研究的传承者。改革开放之后，除上述院校外，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一批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近代史所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地方社科院先后成立了经济史研究所(室、中心)或集聚了较多的经济史学者，中央财经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甚至建立了经济史系。全国性的中国经济史学会和省级经济史学会也相继成立。经济史研究机构、组织和研究人员空前扩大，仅中国经济史学会就有会员一千余人。二是专业性研究刊物从无到有，大量增加。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先后创刊，《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海洋史研究》《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中国经济史论丛》(现改为《中国经济史评论》)等专刊或集刊的创立呈蓬勃之势，一些综合性刊物如《清华大学学报》《河北大学学报》《江汉论坛》等也较多发表经济史文章，为经济史论文的发表提供了阵地。三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和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把经济史研究课题放在重要的位置，近年不断有较多的经济史重大招标项目、重点项目、攻关项目、委托项目立项。
经济史研究的辉煌，有两个重要标志。首先是中国经济通史及断代经济史的研究出现标志性成果。傅筑夫以70岁高龄完成了5卷本的《中国封建主义社会经济史》。其后，有孙健独自完成的3卷本《中国经济通史》，有田昌五、漆侠主编的4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宁可主编的5卷本《中国经济发展史》，周自强、林甘泉、高敏、宁可、漆侠、陈高华、刘重日、方行等任分卷主编的9卷本《中国古代经济史》，赵德馨主编的10卷本《中国经济通史》。这些多卷本经济通史各有特点，总体上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其中，赵德馨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由30余位断代经济史名家共同撰写，该书下限至1991年，是研究时段最长，篇幅最大的集成之作。在断代经济史中，高敏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葛金芳的《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漆侠、乔幼梅的《辽夏金经济史》，严中平、汪敬虞、刘克祥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1)》，董志凯、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53—1957)》，属上乘之作。
其次是专题性经济通史著作层出不穷。专题性经济通史涉及农业、畜牧业、纺织业、盐业、工商业、交通业、人口、海关、财政、货币金融、经济思想、科学技术各个方面，品类繁多。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如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1982)，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1983)，谢成侠《中国养牛羊史》(1985)，唐启宇《中国作物栽培史稿》(1986)，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1989)，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主编《中国屯垦史》(1990~1991)，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1993)，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1993)，游修龄《中国稻作史》(1994)，郑学檬主编《中国赋役制度史》(1994)，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1996)，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1997)，李根蟠《中国农业史》(1997年)，郭松义、张泽咸《中国航运史》(1997)，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1997)，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1998)，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1999)，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想史》(2001)，魏明孔主编《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2004)，吴慧主编《中国商业通史》(2004~2008)，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2005)，叶振鹏主编《中国财政通史》(2013)，马敏主编《中国近代商会通史》(2015)等等。这些著作，大多具有拓荒或集成性质，作者多为该领域专家，达到了目前相关研究前沿水平。如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6卷7册，作者按写作时代依次为葛剑雄、冻国栋、吴松弟、曹树基、侯杨方，叶振鹏主编《中国财政通史》10卷18册，由陈明光和陈锋担任副主编，近20位作者多为断代财政史名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呈现出诸多特色，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是主要特色之一。经济史新的研究领域，有的是原有历史研究的延续和发散，更多的则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史学者关注现实、反思历史的必然选择。
在市镇研究方面，傅衣凌应是主要的开拓者，他在1964年已经发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他认为，探究明清江南的市镇经济，要充分估计其中的商品性程度，并注意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这也就是前述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讨论催发了市镇经济等研究的一个表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洪焕椿、王家范、樊树志、陈学文、蒋兆成、梁淼泰、陈忠平以及吴承明、方行、郭正忠、傅宗文、钟文典、陈春声、姜守鹏、乔志强、许檀、吴量恺、牟发松、任放等人的一系列研究，从江南的市镇扩展到其他区域的市镇，由明清市镇上溯至唐宋时期的草市以及区域市场、全国市场的形成。同时，又进而开展近代主要城市史的研究，相继有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说，徐鼎新、胡光明、虞和平、马敏、朱英等人的商会史研究，也与市镇、城市史研究相关联。
在区域经济史研究方面，如果说早年关于“经济重心南移”的讨论有肇始意义，美国学者施坚雅对清代“大规模经济区域”的划分，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以及台湾“中研院”的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有启发意义，那么，20世纪80年代在广东召开的区域经济史会议则具有促进意义。叶显恩主编的会议论文集《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既有专题研究，也有区域理论和方法论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史研究著作宏富，较有代表性的成果集中在江南、华南、华北和长江流域，如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1986)，傅衣凌《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1987)，洪焕椿、罗仑《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1990)、《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2000)、《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2010)，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993)，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1998)、《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研究》(2008)、《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新析》(2018)，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9)，李金铮《传统与变迁：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2014)，陈锋主编“15至20世纪长江流域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书系”，以及张海鹏、王廷元、王世华、李琳琦、陈支平、牟发松、罗一星、陈桦、刘淼、王振忠、王日根、张海英等人的相关研究。区域经济史研究既体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特征，也有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研究视野的拓展，特别是李伯重、范金民的研究有许多新的理念和方法。
在环境变迁与经济发展方面，史念海在20世纪80年代初撰有《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研究》等系列论文，在20世纪90年代则有朱士光《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变迁初探》，李文澜《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等论文对相关问题的关注。近十余年，钞晓鸿、张建民、鲁西奇、张全明、王建革、吴海涛、方修琦等人先后出版有《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10世纪以来长江中游区域环境、经济与社会变迁》《历史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专题研究》《两宋生态环境变迁史》《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江南环境史研究》《淮河流域环境变迁史》《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等著作。这些作者分属于历史地理学界和经济史学界，标示不同领域学者对环境变化导致的连锁反应的重视。
其他如历史上的经济转型与社会变革、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史、海洋经济史、中外贸易史及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也多有可观之处。
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史料运用的科学化、计量经济史的开展、“量化历史”的推广，以及经济学、财政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外，不同门类历史学之间的互相融合也是重要特色。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历史地理与经济史的融合、社会史与经济史的融合。
前述史念海等的研究已经揭示出从历史地理与环境变迁的角度对经济史研究的观照，他的学生则陆续撰写出版《宋代农业地理》《辽金农业地理》《元代农业地理》《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明清山东农业地理》《清代两湖农业地理》《清代两广农业地理》等重要著作，无论是对区域经济史研究还是对传统农业研究都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历史地理、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研究的互动。吴松弟主编的9卷本《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由历史地理学界和经济史学界的学者共同完成，更是对历史地理与经济史融合的直接推动。
社会史与经济史的融合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不但表现在研究社会史的学者兼做经济史，研究经济史的学者也兼做社会史，社会史及“华南学派”的代表人物冯尔康、乔治强、唐力行、常建华、行龙、郑振满、刘志伟、陈春声、赵世瑜等人均有重要的经济史论著。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研究经济史时的社会理念，研究社会史时的经济理念。笔者在《近四十年中国财政史研究的进展与反思》中已经论述了包伟民、刘志伟等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对财政、经济、社会问题的融合。另外像赵世瑜最近发表的论文《卫所军户制度与明代中国社会》，其副标题就是“社会史的视角”，意旨十分明显。新一代经济史学者杨国安等关于明清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的研究，其赋税财政与经济史、社会史的多角度切入及相互照察也可圈可点。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单一性的经济史研究或其他专史研究，已渐次被融合性、扩展性研究代替。
几点思考
70年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从总体上铸就了历史的辉煌，绠短汲深，难以尽言。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问，一代人有一代人之视野，随着新一代经济史学者的成长，随着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完善，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可以期待。其中，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有以下三点：
承继与创新。李剑农、梁方仲、严中平、李文治、汤象龙、傅衣凌等是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在学养上，他们兼具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功底，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历史实证之学，论著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现在有些不同学术背景出身的经济史学者，在借鉴西学、宏观叙事、问题意识、讲求模式的倡导下，追求标新立异，但传统学养欠缺，粗制滥造或拾人牙慧的论著不在少数，需要高度注意。只有在很好地继承老一辈经济史学家优良学风的基础上，才能有真正的可以传世的创新性成果。
学术规范与学术自信。学术研究必须遵守学术规范，自不待言。检视某些经济史研究成果，缺少学术研究的敬畏感，缺少学术史的梳理和对即有成果的尊重，变相抄袭、率意解读和不顾学术源流的称引，造成研究脉络的混乱。同时，“媚外”心态时有呈现，明明有国内学者的先行研究和权威解读，却动辄称引欧美学者的论断和模式，以壮声色。这实际上是学术不自信的表现，也不利于我们对学术话语权的掌握。
研究课题的选择与价值取向。历史研究从来都不是单面相的学术研究，经济史研究亦不例外。一方面，中国经济史研究有内在的理路、取法和门径，有学术“延繁”意义上的纯学术研究;另一方面，笔者在十多年前出版的“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经济史纲要·绪论》中曾经说过，“时代变革与研究课题的选择关系密切”，研究课题的选择必然伴随着时代脉搏，经济史研究的新视野和价值取向必然与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相契合，有些研究还具有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前瞻性。总结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提供新的启示与借鉴，是中国经济史学者应该作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