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把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教育模式、医疗模式，甚至我们今天所享受的传媒业、出版业带到中国。他们开启了中国的现代文明之路，但因种种原因，这个群体在近代史中被有意无意的遮盖，或丑化。
苏慧廉，英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作为“理雅各的学生、李提摩太的追随者、费正清的导师、胡适的挚友”，二十岁出头的苏慧廉，漂洋过海从英国来到中国，开始了他与中国的缘分。苏慧廉在温州定居二十余载，设立禁烟所，修医院建学堂，学习方言，编撰《四千常用汉字学生袖珍字典》，将《圣经》翻译为温州方言、将《论语》翻译成英文。近日，腾讯文化高级编辑杨子云专访《寻找苏慧廉》一书作者、文化学者沈迦，针对苏慧廉在学术出版、中西文化交流领域所做的努力，做了专场梳理。以下为采访实录：
近代传教士修医院、建学堂曲线传教
腾讯文化：这本书的副题是“传教士和近代中国”，副题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传教士”，一个是“近代中国”。围绕这两个关键词，我有两个问题，一是他们如何在中国传教？第二，传教士从哪些方面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发展？
沈迦：近代中国的一个关键词是“现代化”，西方来的传教士是中国的“现代化”的非常重要的推手。“传教士”这个名字非常好地概括了他们职业本身，这些人都是教徒，并且都是非常虔诚的教徒，他们信上帝，觉得信上帝的人生是最好的福音，所以有一个专业术语叫“福音”。那时的中国是世界上很少的几片没有人信上帝的土地。传教士觉得应该带领这些人信上帝，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带到这里。但在晚清，中国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中国，一直是一个儒家文化体系的中国，一直是一个自我非常优越的民族，这样的国家哪能接受一个外来人给他讲上帝的概念？
另外，中国人是一个很功利、很现实的民族，去哪个地方拜拜，马上能改变我的一些现状，今天给我生个儿子，明天升官，后天考试能考上，很现实。基督教的神学教义并不现实，而是把这个东西寄托在来世。那个时代，外国人教中国人信上帝太难，所以他们采取了“曲线传教”的模式，他们办医院、办学校、做出版……通过这种方式让你容易接受、最后的目的是让你信教。通过这种方式让你容易接触福音。
腾讯文化：医院、学校、报馆这些副产品反倒打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
沈迦：对。传教士把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教育模式、医疗模式带到中国。比如，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医疗制度，100个人中，99个人到医院都是说去西医院，若是去中医院肯定要强调一下，西式医院模式的奠基人就来自于传教士。甚至我们今天所享受的传媒业、出版业也来自于传教士。他们把这些东西带到中国，开启了中国的现代文明之路，但因种种原因，这个群体在我们的近代史中被有意无意的遮盖，或丑化。
中国人习惯地称呼他们为“文化侵略者”。并把这个定义写入我们的教科书。又因为宗教的学术门槛相对较高，很多人这方面没有基本常识，很容易就接受了“文化侵略者”的定论，认为他们干了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我认为这是极其大的误解。因为这样的背景，我觉得有必要做一点点揭开面纱的工作。
苏慧廉温州方言版《圣经》记录百年前温州老话
腾讯文化：从利玛窦以来，传教士一直充当着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苏慧廉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一个重要角色。我知道基督教传入中国经过很多波折，最早是唐朝时期的景教，当时用了很多佛教词汇翻译《圣经》，以致人们误认为景教是佛教的一个分支。由利玛窦开始，他们找到中国古代典籍中“上帝”这个词来对应基督教的“GOD”，这可以说是是真正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开端。利玛窦当年穿着儒生的服装来传教。苏慧廉见到的温州的中国人是拜祖先、拜佛又拜道，苏慧廉是如何让当地人接受他？并处理这种复杂的信仰关系的？听说苏慧廉还把《圣经》翻译成温州方言？
沈迦：你提到这个问题，不论是当初的景教把“GOD”用一个佛教名词代替，还是利玛窦穿上中国的服装跟中国高层儒生交流，又或是到苏慧廉来了解地方宗教，他们围绕的目的都是“融入中国”。融入中国的目的在于：先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你接受我，接受我的目的是把我的想法传给你。
另外，每一个传教士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语言，你讲英语，别人听不懂，怎么接受你？所以他们花了很大精力学习中国语言，特别是地方方言，有的传教士穿中国人的服装，梳中国人的头发，穿中国人的马褂，克服了物质条件，吃住跟中国人在一起。在利玛窦、马礼逊甚至到了苏慧廉的年代，英国的物质生活条件相比中国差别极大，他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融入中国的目的在于：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你接受我，把我的想法传给你。
苏慧廉把《圣经》翻译成温州方言，不是一次就把所有《圣经》翻译完了，而是分几个阶段。比如先把《新约》中的“马太福音”这一章翻完，就开始讲这一段。我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就看到《马太福音》的单行本。然后他把其他几个单行本翻完，有五章就做成合集，叫《新约圣书：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这个版本1894年在英国出版，我在大英图书馆看到这个版本，在康乃尔大学图书馆也看到过这个版本。再过了十几年，即到了1902年，他把所有《新约》全部翻完，又出了一个合集本，这个版本现在极少，目前我只在剑桥大学图书馆看到过唯一一本。
而且他一百多年前用拉丁文记录的发音是温州城区音，非常准确。苏慧廉的温州话学得很好，西方的理性思维再加上他是一个学者，记录很严谨，无意中一百年前的温州方言留存下来。
苏慧廉编《四千常用汉字学生袖珍字典》确立“苏慧廉标准”
腾讯文化：苏慧廉还编了一本《四千常用汉字学生袖珍字典》，这个字典是怎么编的？为谁编的？
沈迦：是为了给当时来中国的外国人看。他来中国之前，在牛津参加了一个短训，他的老师是英国近代著名汉学家理雅各。苏慧廉的这本字典在汉学界很有地位他选择了四千个字，我们常用的汉字是三千个字，但到底是哪三千个字？今天有具体研究、电脑统计，但是在苏慧廉的时代没有，一个外国人能总结出哪四千字是中国的常用字，这个工作很不容易。
他用什么方式检出四千字来的？总而言之还是归结于他对汉语的了解。在那个时代，西方虽然开始有统计学，但是简单拙劣。不像今天用电脑。他第一个编出了四千个中国的常用汉字。那个时代英国人到中国，拿这本书做工具书。在别的地区，传教士、汉学家要编当地方言常用字，以苏慧廉这四千字做蓝本，上面写着“苏慧廉标准”。
他在做学问方面有非常好的学术修养，他最初的目的只是给后来到温州传教士提供方便，后来觉得这些人并不只是到温州，所以就编更大范围的一本字典给传教士们。
苏慧廉翻译《论语》，背后是对中国文化的敬重
腾讯文化：他不仅把《圣经》翻译成温州方言，还把《论语》翻译成英文，他为何要译《论语》？这个行动背后有没有对儒家文化的认可？比如认为孔子所拜的天跟他们所拜的“GOD”是同一种超越性的力量？
沈迦：苏慧廉了解中国文化、学习中国文化的目的是为了传教，他一生没有改变这个志向。也没有说在中国待久了，学了儒教、道教，就变成道教徒、佛教徒了，他一生坚持他的信仰，到晚年都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中国文化为什么这么久远，儒家文化如何影响每一个人？他想搞明白中国文化，所以开始读《论语》、读儒家经典，走访很多道教之地。当他搞明白时，他非常敬重中国文化，他说“我坚持我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我信仰我的上帝，但对你们的文化是尊重的，你们的文化有生命力”。他对《论语》的偏爱，其中是有这个东西的。
第二，中国的儒家体系或者更早一点的易经体系中、祭祀崇拜中有没有跟圣经“上帝”崇拜有有相关联的地方？我觉得他一直在探索。苏慧廉晚年的一本书《明堂》，提到了这一点。
腾讯文化：《明堂：早期中国王权之研究》有无中译本。我知道当时利玛窦用上帝来翻译“GOD”时，耶稣会跟罗马教廷是有分歧和争议的，利玛窦认为中国的上帝就是他们西方的“GOD”，是可以打等号的，我不知道苏慧廉在他所写的长长绪论中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
沈迦：《明堂》这本书我只能说翻过，因为至今没有标准的汉译本，也没有中国人去研究《明堂》这本学术著作，它是全英文写的。我是为了写这本传记，硬着头皮从头到尾翻完，因为以我的英语程度，对其非常学术的专业语读起来是一愣一愣的。我不敢讲对这本书有非常准确地把握，但我感受到苏慧廉在探讨这个问题，即中国先秦之前祭拜的上帝与基督教的信仰崇拜，在高层上是否关联的问题。但以我对他的理解，在他的这本书中，他在探求，但没有做出划等号的理解。
腾讯文化：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认为“当上帝把信息犹太人时，同时也启示了东方人”。
沈迦：在利玛窦之前就有这种探索，并且这种探索到今天都没有停止过，只是学术上的探讨、神学上的探讨到今天没有成为主流，中国的“GOD”跟西方耶和华讲的“神”是否为同一个神，在耶路撒冷时是否同时启示，在世界各地有同样启示，这是今天在学术界、神学界没有成为主流或者定论的问题，但他有这种探索，我认为苏慧廉写《明堂》那本书就是在这方面做的探索。
腾讯文化：是的，中国古代典籍里有神农氏设立“十字明堂”的记载，基督教的十字长一点，那一竖长一些。中国的“明堂”是正十字明堂。很期待能把苏慧廉这本书翻译过来。
沈迦：我挺期待。苏慧廉神学造诣很高，这是他在晚年做的最重要的研究，很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