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作为其核心内容。从党的十八大对核心价值观内容的概括，到最近颁布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都无不体现了对文化建设中的价值观构建的高度重视，反映了顶层设计中所蕴含的文化自觉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文化如同其他任何社会现象一样，具有一定的价值属性。透过古今中外斑驳陆离、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我们会发现，各个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总是同一定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密切联系着。文化的价值维度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念；二是文化本身的发展受一定价值目标的引领。鉴于价值观在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应把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作为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基于价值目标决定了文化发展中的方向性，我们必须明确并坚持正确的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
文化具有丰富多样的形态或表现方式。文化大体上存在着精神形态（如观念等），实物形态（如器物等），以及实践形态（如生活方式、精神生产、文化产业等）。剥开文化的外壳，我们会发现，深藏其内并持久发生重要作用的是价值观念。
价值观反映一定社会主体的利益和需求，并渗透在文化的各种形态中。价值观作为文化影响力的最重要的构成因素，强烈地影响社会和人的行为。马克思曾经把哲学视为“文化的灵魂”。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观念不仅蕴含着智慧，而且承载了人们对人生、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意义的认识或价值判断。虽然不能把所有文化都归结为价值观念，但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对于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特殊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同，以至于人们在谈论传统文化、文化影响力或文化软实力时，主要是指特定的价值观念。例如，中国古代的孔孟老庄之学之所以今天仍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中国先哲的思想表达了深邃的人伦价值、生活意义、社会理想，这些传统文化蕴含的价值观念散发着恒久的魅力。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等在《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一书中指出，虽然文化有多重含义，但是“文化若是无所不包，就什么也说明不了，因此，我们是从纯主观的角度界定文化的含义，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把国家政治价值理念视为国家最重要的软实力，这一观点得到普遍认同。
价值观体现民族和时代的特点，并成为不同民族文化和不同时代文化的最重要标志性特征。一定社会文化蕴含的价值观往往反映不同民族的诉求，受制于特定的时代、制度和实践。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和活动范围，封建社会的血缘制度、等级制度、宗法关系、人身依附关系决定了封建文化的社会性质，形成了“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价值理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出现过重视人际和谐、尊重自然等价值观念，至今为人们所重视。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机器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消除了等级制和人身依附关系，既催生了“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也培育了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也还出现过维科在《新科学》中表达的崇尚科学和历史进步的观念，出现过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强调的“节俭”“勤劳”等具有较大影响的伦理价值观。这些价值观都带有民族和时代的印记。
当代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念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包括文化在内的一切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实践构成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向现代化目标迈进的过程中，伴随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社会转型期，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应运而生。当代中国价值观表达了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基本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促进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提倡公民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文化建设特别是国家软实力提升的关键在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并取得巨大经济成功的当代中国，需要继续整合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优秀思想资源，弘扬人文关怀和科学精神相统一、物质需求与精神追求相和谐的价值理念。在全球化趋势继续扩展、各国之间文化软实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社会文化思潮日益传播的情势下，我们更应大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既使之普及于国民，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领域，也使之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的方方面面，塑造好国家的文化形象。
文化自身的繁荣和发展需要有正确的价值目标导引。文化发展的价值导向或价值目标涉及文化为谁发展、为什么发展的问题。如果说文化建设的重心是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那么文化自身发展的方向则主要表现在对正确价值目标的认知和守持。文化建设需要正确的价值导向，否则就会失去正确的发展方向，文化就难以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进程中，存在着认识上的模糊和实践中的偏差。在认识上，存在未能明确文化发展应该坚持什么样的价值导向或价值目标，在现实的文化发展中还存在一定的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和本质要求的现象。当前需要重点关注思想教育和文化体制改革中的价值目标问题。
一是宣传思想工作的两大价值目标及其实现路径。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这体现了对我国社会发展深刻的战略思考，以及对文化建设目标的正确定位。这里所说的群众的精神生活，主要是指群众的精神追求、精神寄托、思想道德状况和文化生活等。国家的精神力量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体现在国家文化发展的领导力、国家道义影响力、国民的思想精神状态，体现在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公民普遍具有的思想道德等精神素质。
关注群众的精神生活，就要贴近群众生活实际，了解群众所思所想，融入群众的生活，为群众提供健康向上的精神食粮，为群众提供正确的道德思想指引。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其本身也要群众化、生活化。例如，作为理论研究和宣传者，要经常换位思考，考虑群众的精神需求、接受程度，考虑宣传的实际效果。在理论宣传方面，既不能随波逐流、低级媚俗，也不能脱离实际、曲高和寡。
精神强，则国家强。增强国家的精神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从思想理论建设的角度看，增强国家精神力量，应从几个方面着手：一是重视和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进行理论和思想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和理论素养；二是通过国民教育体系进行思想理论教育，提升青年学生的道德思想水平、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三是利用各种传媒手段向全社会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提高全体公民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
二是文化体制改革路线图中的价值取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文化体制改革是社会“五位一体”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改革的价值目标是：以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正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改革的价值原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
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文化领域中的问题和弊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迫切需要。我国文化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这主要表现在：文化在推动全体公民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亟待加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的任务繁重；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亟待加强和改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城乡、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文化产业规模不大、结构不合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需要进一步增强等。这些矛盾和问题亟须解决。国家和人民对于文化的重大需求，决定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和主攻方向。
文化改革的价值目标和价值标准贯穿于文化改革的各个领域或环节。例如，文化改革的路线图强调在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等方面，突出改革创新的方向性、先进性、人民性、公正性，让文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文化惠民项目与人民群众需求对接，最终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