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总书记继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之后提出的第四个自信。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公开讲话和文章中，曾多次提及此问题，例如，“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等等。我们的文化自信所赖以建立的基础之一，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历史。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关注人的身心健康，以妥善安顿人们的身心生活为己任
关于“文化”，中国古典哲学文献《易传》中说要“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不断发扬光大，人类的各种知识、技能等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要安顿人的身心、开发人的德性与智慧。人以什么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以什么作为自己的终极关怀?中国的传统哲学与文化为此提供了一个答案：即要追求有价值、有意义的真实人生。与此相对应者，便是无价值、无意义、非真实的人生。于是，便有是与非、善与恶的分辨，则中国哲学必蕴有“价值”的判断，因而也成为价值哲学。
相对于西方哲学特别关注对“宇宙世界”与“知识”的反思、解释，中国哲学的重点则侧重于反思和解释“人生”。这样一种反思和解释，又特别强调对与价值观、人生观相关问题的探讨，如“理想人格”“道德理性”等。当然，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亦非常重视对“人”的问题的探究，其所谓正义、美、善、理想国、公平、道德等，皆属于“人”的问题。但在对“人”的相关问题进行探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中似乎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一种是以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为代表，对“美德”与“正义”等作概念、逻辑的理论分析，使之成为客观的求真对象;另一种是以中国儒家孔子等为代表，强调以道德实践的方式践行“美德”与“正义”，即不从知识、定义的方面入手，而是从“人”的生命的道德实践入手，通过践仁、成圣的道德实践，现实地开出“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比较起来，中国哲学与文化在“人”的问题上，更关注人格养成的实践。中国哲学与文化，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从古印度传来的佛教思想，都非常注重安顿、解决人的身心问题，以此为中心，发展出高度的人生智慧、人生哲学。
正因为此，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就非常重视“心性之学”。此“心”与“性”代表道德心，也即“道德的主体性”。所谓“为天地立心”，就是强调人要充分展示自己的道德心，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人的“道德心”立起来了，人才能够与动物相揖别，堂堂正正地站起来。人若于道德上不能立，站不起来，那么，发展程度再高的科学、技术等文化，也会因缺乏道德价值的导向、追求，变得危险、可怕。这是中国哲学与文化的一个核心思想，也是其贡献于人类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当代人们在都市的逼仄之下，急躁盲从，遑遑不安，对于如何安顿自己的心灵，乃至于对自己的人生走向，无所适从，不能追求真正的生命存在及其意义。正如城市化过程中，由于物欲的过度膨胀、扩张，导致了古朴的乡村及其文化遭到破坏，民德归厚不复存在，民风浇薄，人们心中的美好记忆也随之而破坏。故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出“乡愁”问题的讨论。笔者认为，这重在点醒人们的历史文化意识，是引导人们对时下一般只关注于物质层面追求的一种反省。人们若只是关注物质的层面，服从于社会市场的法则，则对于人的心灵和精神生命，可能会造成一种戕害。“乡愁”的提出，就是要让每个人觉醒其真实的生命自我，不至于在物欲中丧失其本初。
如果说“乡愁”问题的讨论，旨在引导人们面向未来，追求自己的文化与生活理想。那么，关心生命的成长，关心人心的安顿，就是当代学人的重要担当和责任。“乡愁”的提出，正表明我们所谓的学问不能仅仅是一种思想与理智的游戏，它应当关注生命，不让人的生命颠倒错乱，不让人的生命在物欲中迷失。纯粹关于物的追求并不代表生命真正的旨趣，因为这会让人沦于与动物相等同的地位。物质文明、科学技术，皆需要有适当的价值引领，要有人为它确立发展方向和维度，否则其便会陷于盲动中，横冲直撞。因此，所谓“故乡”，不仅仅是人们的生养之地，更是指精神之家、文化之原乡。人要诗意地栖居于这个世界，不仅要靠高度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同样也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关注人的身心健康，以妥善安顿人们的身心生活为己任，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神生命之所在。从这个角度言，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乃至未来世界，中华传统文化的功能、作用都不容抹杀，我们要确立起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
我国的传统文化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首先，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在不断进步、发展，这就要求文化不能保守，必须不断保持开放性和创新性。现如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与过去相比，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传统文化如何适应这种改变，继续发挥其功能，就是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应该说，文化的核心精神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保持稳定，如儒家的“仁者爱人”，道家的“尊道贵德”等，即是如此。但是，体现文化核心精神的各种具体的形式，会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而发生改变，故传统文化需要随着时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做出创新性的改变。
其次，每一种文化都有各自的特点和所欲解决的重点问题，在特别关注一部分问题的同时，对其他问题就可能有所忽略，这导致每一种文化皆有自己所关注的盲点问题，需要通过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互动，来拓展自己的视域，丰富、发展自己。虽然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自身的鲜明特点，但因历史等原因，我们的文化传统也存在不足。中国哲学与文化首重的是“德性之知”，而将经验、科学等“闻见之知”放在为“德性之知”服务的地位。古代中国当然有科学、有技术，这种实用方面的知识在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非常之多。故中国有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优良传统，中国对于作为实用科学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历法等，皆有好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正因如此，我们才可以自豪地宣称，中国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相比较而言，中国古代社会更为重视实用科学，对于纯粹的理论科学，则关注有所欠缺。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弱项。
应该说，中国传统的哲学与文化本质上并不排斥民主与科学。民主与科学就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优秀成果之一，对于这样的一种存在，中国哲学与文化就其本性而言，必将持一种内在接受的态度。就我们当代中国社会而言，我们仍然需要积极努力，继续开创纯粹科学与知识的新传统。这也就是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仍然要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加强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这样方能够使中国进一步实现现代化，更好地迈向未来。通过对民主、科学的强调，我们的文化将可以创新、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再次，人类所共同创造的文化、文明成果，原则上可以向任何一个民族和文化形式敞开，供其参考、分享。每一种文化皆有其产生的文化土壤，这导致了文化与哲学的特殊性。故中国有中国的哲学与文化，西方也有西方的哲学与文化，它们之间具有差异性。但是，差异性的存在，并不妨碍它们之间具有一致性、相通性，因为文化与哲学皆是普遍性的名词、观念，因其有普遍性，故不同文化可以有相通之处。我们在面对不同于自己文化的外来异质文化时，可以从自身的特殊国情出发，有选择地吸收、借鉴其优秀的文明成果，以之来丰富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因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碰撞，就可能导致原有文化的创新、发展。
如果说中国哲学与文化能够最大限度地消化、吸收外来文化与文明，将之与本民族的文化相融洽、相和谐，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特别重视“人”、特别重视价值导向上的“向善”。例如，儒家认为，人的心灵欲得到妥帖安顿，须用“存敬天理”的方式来涵养自己的身心，要“敬存”一切善良、美好的存在;道家认为，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通过“虚”心、“静”心，让万物遵循其本有的规律来生长、发育，此即是无为、自然。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本质上并不排斥外来文化，能够做到“美美与共”;在此过程中，又可能择善而从，故能保持一种对外来思想、文化高度的融合能力。
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具有重视人与社会、关注生命存在及其价值的优点
人类因“文化”而挺立，“文化”因“价值”而有活力与生命。如果我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文化与价值的指导与引领，就有可能走向冷冰冰的物化过程;这种冷冰冰的物化必将逼仄、压迫人的心灵，导致人的异化。价值导向非常关键，它引领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担任指导人类社会文化、文明进步的重要责任。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恰恰非常关注“人”的问题、重视生命存在的价值。中华传统文化有其生命意识，德性的追求就是其生命意识的表现。站在德性意识的文化生命立场，人类可以从历史、自然的发展中得到升华。在文化生命的照耀之下，社会历史与人的自然生命，就可以永远有理想、追求，就可以代代相传、持续下去;就可以通过人的努力，使“理想”与“梦”不断呈现出来。
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具有重视人与社会、关注生命存在及其价值的优点。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为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提供价值导向。例如，现代社会发展起来的民主、科学等，仍然要与中国传统文化所注重的德性相关联。若忽略科学、技术、民主等与德性的关联，使所谓的科学、民主等与人之心、身、性、命全无交涉，与人之为人的道德践履全无交涉，则科学、民主等现代社会运行之模式，就会只停留在形式的层面，而不能于其中蕴有德性的内涵，如此则可能会使人类未来的发展误入歧途。
中国现代文明发展到今天，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我们若不能承继古往今来的文化意识，就可能使我们的文化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的要求出发，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中总结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要的内容，仍然是我们当前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我们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从而引导人们牢固树立起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