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6日，易中天先生在“北大百年讲堂”作了题为“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的演讲，为其36卷本的《易中天中华史》揭开了“总序”。易先生以民国时期一个过路费的潜规则故事为开头，说明了“文明来自野蛮”。
易先生是这么总结的：“原始时代我们都是土匪，但是土匪们最后发现这种野蛮的行径其实是对自己是不利的。相反通过利人来利己，才是可持续发展的。于是他们放下屠刀，拿起算盘，变成了企业家和银行家。企业家和银行家就是从良的土匪。没做得了企业家和银行家的到各大院校和管理学院教MBA。所以文明就是对野蛮的否定和改造。那么人类为什么要对野蛮进行否定和改造呢？很简单，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文明的意志。”
1，“强龙”和“地头蛇”
《易中天中华史·总序》的中心命题是“中国人没有信仰与核心价值”，可我们在这个“民国土匪收过路费”的故事里，看到的恰恰就是“中国人的信仰与核心价值”。易先生似乎把中国文明的多层性与故事的内部逻辑都简单化了，因为，中国社会其实有“强龙”和“地头蛇”两个层次，收费土匪只是“地头蛇”，背景中还有民国政府这个“强龙”。而且，民国时期不是原始时代，这个“文明来自野蛮”的“类比思维”，损失了太多的逻辑细节，它只能表明民国时期还非常野蛮。
易先生所遗漏的关键点是：在什么情况下，“地头蛇”才有可能搞成收过路费的合作？在什么情况下“强龙”会出现失控，以至于全国性的政府成立时，地方上却依然不太平，并出现“地头蛇”收过路费的“潜规则”？这两个问题的提出，意味着“民国土匪收过路费”的故事，不仅不能说明“文明来自野蛮”，反而只能说明，在土匪统一收费之前的“文明还非常野蛮”（各路土匪无序乱抢），在统一收费之后则是“非暴力野蛮”取代“暴力野蛮”（各路土匪合作分利）。
在易先生眼里，非政府的土匪，掠夺式地收取过路费已经不算野蛮，这本身非常有意思。按道理，在已经存在民国政府的情况下，居然还有土匪敢通过打劫收过路费，这当然不是文明，而是一种野蛮。易先生的类比不仅时间错位，逻辑也有错位。打劫收过路费是政府“明规则”之外的“潜规则”，“潜规则”表面上是互利的，可当事者各方的地位是否平等，决定了具体的“潜规则”是否野蛮。收取过路费显然是一种当事者各方地位不平等的野蛮规则，易先生之所以把它看成“文明”，那是因为民国时期政府层次的秩序更乱，而且统一收费之前的野蛮程度更高。但是，理解中国文明的要害是：“强龙”和“地头蛇”如何在同一层次上内斗外抢、如何在上下层次上互相灭杀，将决定具体事件的相对文明或野蛮程度。
问题出在，易先生可能太急切于“要对野蛮进行否定和改造”，太急切于把“文明的意志”归结为“通过利人来利己”，结果有意无意地忽漏了民国土匪背后那个更大背景的含义。那个更大背景的含义是：民国政府也只是一帮更大的土匪，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说明的是我们的“文明还非常野蛮”，也正是由于军阀混战，才没人去剿灭土匪，土匪也才泛滥成灾。
这里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是“单一权威是否出现”。各路土匪合作分利决不可能是自动产生的，实际上，各路土匪的“组织协调费用”、“偏好协调费用”和“协议落实费用”非常高，如果不存在一个有威望的“黑社会老大”，合作分利的“文明”决不可能出现。在“地头蛇”的层次是这样，在“强龙”的层次也是这样。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表明大土匪们谁也不服谁，在蒋介石立起来之前，“强龙”层次的潜在“黑社会老大”都镇不住局面。
这个事实，就把我们带入了更重要的第二点：“文明的意志”重点不是易先生说的“通过利人来利己”。易先生强调国家政权的出现是文明的起点，但是，国家政权的出现本身，却不是“通过利人来利己”，而是“通过更好地利己来利人”。民国军阀混战时，冯玉祥既当“流寇”也当“坐寇”，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从冯玉祥的故事里，提炼出了一个“坐寇国家理论”。这个“坐寇论”跟土匪合作分利是一个道理，“流寇”抢一把就跑，“坐寇”则发现坐下来经营能抢得更多，国家政权就是从“坐下经营”产生的。
也就是说，“坐寇”不是“通过利人来利己”，“坐寇”的重点是“更好的利己”而不是“通过利人”，整个逻辑是“为了更好地利己而被迫利人”，如果不是为了抢更多和自己更威风，“坐寇”是决不会在乎别人的利益的。如果在乎别人的利益，“坐寇”从一开始就不会选择抢了。土匪合作收过路费的故事也一样，重点是“为了更好地利己而被迫利人”，重点不是“通过利人来利己”，因为事情必须这么看：如果有“害人更利己”的方法，土匪们肯定不怕“让子弹飞”。
可见，“文明的意志”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利己而被迫利人”，不是“通过利人来利己”，市场中的互利也是建立在政权暴力秩序的基础上的，况且市场也很难避免损人利己的欺诈。“通过利人来利己”多少还是一种不能勇敢地面对现实的漂亮话，现实是，人只是为了更好地利己而不得不利他，即便是纯粹的利他行为也饱含着“精神上利己”的成分。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把野蛮或暴力看成文明的普遍常态，文明可能用“非暴力野蛮”取代“暴力野蛮”，但“暴力野蛮”仍然可能被使用，至少是威胁着说要使用。这当然不是在宣扬“利己”和“暴力”，而是在分析冷酷的现实。
“民国土匪收过路费”的故事里包含着“强龙”和“地头蛇”的逻辑，“强龙”和“地头蛇”的逻辑里包含着“中国人的信仰与核心价值”，那么，这其中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易先生会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与核心价值”？
易先生在讲中国文明时不仅用了“类比思维”，还用了“象征思维”。他是这么说的：“商周时期，我们是用眼睛看世界的，因此商周文化的特点是绚烂多彩。春秋战国我们是用脑袋看世界的，因此有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汉唐两代，我们民族是用心胸看世界的，因此有汉的强悍，唐的广阔。……然后到了明代，时代精神就在扩张了，代表作是《金瓶梅》，朝野关注的就是床上那点事。清代更糟糕，时代精神到膝盖了，最会做的事情就是下跪。”这些“修辞思维”会妨碍易先生分析“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吗？
易先生认为，伊斯兰文明先立教后建国，成功的关键是信仰，只有伊斯兰文明才可以用宗教来命名。西方文明有宗教，但信仰自由比宗教信仰更重要。“人权和法治是观念，共和和宪制是制度，民主既是观念也是制度，不是宪制。核心价值就是独立、自由、平等。……在西方文明那里，观念体现价值，制度保障观念。这才有他们的崛起，这才有他们的经济发达和科技进步。……伊斯兰文明是由信仰产生了精神，西方现代文明是信仰的背后体现了价值。
中华文明最明显的特点是什么呢？没有宗教，没有信仰。……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这个就叫做信仰。……因为它超自然，你不能用科学实验来证明，因为它超世俗，你不能用日常经验来证明，……这样的东西我们文明从来就没有。中国人信不信什么？信。中国人有信的对象，但是信而不仰，仰而不信。……所以中国人如果有信仰的话，这个信仰的对象是没有定准的。……统统都信其实就是统统都不信。……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文明，怎么可能产生宗教和信仰呢，不可能的。所以中华文明的特点是什么？叫有崇拜无信仰，有敬畏无宗教。……利在于没有信仰就可以容得下一切信仰。……犹太教像油，伊斯兰教像奶，基督教像酒。……中华文明像水，……坏处在于核心价值观不能恒定。……我个人的建议是找到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独立、自由、平等，都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共同追求，各自实现，文明求同，文化存异。
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作为无信仰的文明，有责任为全球文明的对话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这叫担负起天下兴亡；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无信仰，所以我们没有恒定的价值观，我们应该找到全人类的核心价值观，找到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找到我们文明自己的实现方式。”
易先生的“修辞分析”非常生动，但中国人怎么就是没有信仰与核心价值了呢？
易先生把信仰定义为“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的坚信”，他发表在《南方周末》（2013.5.17）的书面版本的“总序”里还另外提出：“人类为什么要有宗教呢？是因为要有信仰。为什么要有信仰呢？是因为要有核心价值。有价值和价值观，才会有精神和方式。由此创立的文明，也才可持续发展。可见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载体，核心价值才是关键”。
易先生的自相矛盾是明显的。他一方面认为“由于我们无信仰，所以我们没有恒定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认为“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载体，核心价值才是关键”。这里的矛盾是：如果核心价值生出信仰，中国人怎么会“无信仰所以没有恒定的价值观”呢？如果“核心价值才是关键”，那中国人应该是“没有恒定的价值观所以无信仰”才对啊。就算是口误（书面版本没有这个提法），可接下来，易先生一方面认为“有宗教因为要有信仰”，另一方面又用宗教去定义信仰，这才最终导致了“中国人没有信仰与核心价值”的失误。
怎么讲？难道信仰不是的“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的坚信”吗？当然不是，这个定义说的是宗教，而且是“超自然神的宗教”，最多只能说是“超自然神的信仰”，不是信仰的全部。中国本土确实没有土生土长的超自然神宗教，道教、儒教都不具备这些特征，但中国人有自己的信仰及核心价值。
其实，信仰本质上是人对无法确定、无法追问或神奇之物的一种信服和尊崇，信仰本质上是人类在不确定中追求确定的一种精神设定，而根本不管这个设定是否具有“超自然、超世俗”的特征。人类在艰难困苦的原始条件下产生了很多设定和神化，包括对自己祖先的神化、对天和各种自然物的神化、对其他想象物（如鬼和魂）的神化、对超自然的上帝的神化，等等。
所以，信仰是否超自然、超世俗，这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文化传统问题。西方人和伊斯兰人的信仰偏向“一神”和“精神超越”，而中国人的信仰偏向“多神”和“世俗实利”。西方和伊斯兰信仰看不起“偶像崇拜”，崇敬的是唯一的“上帝神”；而中国人对自然世俗性质的“多神”有本能的偏爱，因为多神的“偶像崇拜”更加亲近实惠。当然，崇拜未必是信仰，只有消除人生焦虑、追求人生确定性的崇拜才是信仰。
宗教是制度化、仪式化的信仰。西方人是“政治多神、宗教一神”，伊斯兰人是“政教合一”，中国人是“政治一神、宗教多神”。所以，不能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中国人只是没有西方人和伊斯兰人那种“超自然”和“精神超越”的“上帝信仰”。中国人的信仰主要围绕着“敬天法祖”，在“敬天法祖”中追求确定性，这种确定性的产生带有明显的世俗权力和实际利益的特征，而这又与中国农耕社会靠天吃饭、与中国人靠祖荫祈福的祖先崇拜有关。
这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的实利信仰和权力信仰是根深蒂固的（关于中国特色权力信仰我在别的场合有过分析，这里从略），它并不会因为你拒绝对实利或权力使用信仰这个词而有丝毫改变，问题的本质仍然是人类对确定性的不同追求。易先生可以认为我们中国人的信仰太低俗，但不能说我们这个低俗的信仰不是信仰。信仰是否低俗是价值取向问题，信仰是否存在是认知判断问题。否定中国人有信仰，更重要的还是在于不能看到“追求确定性”这个人类信仰本质。只要是人，只要他有抽象思维，只要他能通过抽象思维去寻求确定性，他就必然有信仰。
“民国土匪收过路费”和“强龙”与“地头蛇”的逻辑里，包含的正是中国人的实利信仰和权力信仰。你确实可以说，与“精神超越”的“上帝信仰”比这算什么信仰，但再低俗它也是中国人的信仰，自我贬低无法实现自我否认，存在的东西再否认也存在。更关键的问题是，易先生似乎没能看到，正是由于我们中国人的实利信仰和权力信仰根深蒂固，西方文明“独立、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才一直无法成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
3，普世价值与文明对话
否认中国人有信仰与核心价值是一个常识性失误，但易先生如何产生这个失误才是更有意思的。他在书面版本的“总序”里说：人类文明有三代，“代表第一代的是中华文明，代表第二代的是伊斯兰文明，代表第三代的是西方现代文明”。所以，他把“独立、自由、平等”的西方文明核心价值，看成“都是人类的共同价值”。
也就是说，易先生的整个逻辑是倒过来的：他先把“独立、自由、平等”设定为全人类的共同核心价值，而这些核心价值碰巧是他认为的西方核心价值，所以，西方现代文明代表了人类最新近的第三代文明，而中国文明里没有“独立、自由、平等”，中国文明还碰巧没有一神宗教，所以中国文明就被他断定为“无信仰，所以我们没有恒定的价值观”。
以上我已经分析，这种逻辑倒推，导致了易先生的五个认知失误：一是“价值决定信仰”与“无信仰所以没有恒定的价值观”的自相矛盾，二是否认中国人有信仰与核心价值，三是混淆信仰与宗教的关系，四是认为“文明的意志”是“通过利人来利己”而不是“为了更好地利己而被迫利人”，五是因简单看待“文明来自野蛮”而逻辑上忽视了“非暴力野蛮”和“文明依然野蛮”。
归根到底，问题还是出在易先生太急切于用“独立、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对野蛮进行否定和改造”。我不反对把“独立、自由、平等”看成是全人类的核心价值，也不反对用“独立、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对野蛮进行否定和改造”，但是，我反对带着这种“价值冲动”来分析中国文明的信仰和价值，因为，过分的“价值冲动”，必然会导致“价值理性”压倒“认知理性”，从而导致不应有的逻辑扭曲和认知失误。
实际上，以上的五个认知失误还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问题是，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与核心价值”，道理上似乎一张白纸更有利于顺利地采纳“独立、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可一旦发现，中国人其实有着极其顽固的实利信仰和权力信仰，我们还会以原来的方式，去分析普世价值不被中国人采纳的原因么？如果我们原来只看到普世价值不被中国人采纳的“意识层面”的原因，那么，现在我们是否应该深入到“信仰层面”或“本能层面”去分析呢？另外，我们原来以为，一个“无信仰的文明”能够“为全球文明的对话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现在，带着实利信仰和权力信仰的我们还有这种自信么？
实利信仰和权力信仰，导致中国人的核心价值特别物质化、道德化和差序化，不象西方那样精神化、规则化和平等化。而这恰恰是我们中国人欲求“独立、自由、平等”而不得的原因，这是个意识上追求、本能上拒绝的“先天信仰”问题。如此，“为全球文明的对话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决不可能是想象中的那么理所当然。一个没有普世情怀的文化为普世的冲突搭台，这本身就有幻想的成分，这种幻想至少从汤恩比那里就开始膨胀了。实际上，中国的天下主义不是普世情怀，朝贡思维不是契约思维。
先把对话平台的问题放一边去，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普世价值不被中国人采纳的原因”。如果仔细分析，一个文明的核心价值，其实应该包括“规范的或书面的”核心价值以及“实证的或实际的”核心价值。可以说，西方的“书面核心价值”与“实际核心价值”比较接近，分离度比较低，所以“独立、自由、平等”实现得比较好。当然，这种情况不是从来如此，而是近现代才开始这样的。但是，中国的“书面核心价值”与“实际核心价值”几乎一直是分离的双轨价值。
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核心价值包括“敬、恕、和、仁、孝、忠、信、耻”。实际上，这些只是中国人的“书面核心价值”，中国人的“实际核心价值”是完全不同的另外8个字：“天、权、钱、脸、家、统、吃、活”。易先生说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不恒定，其实，作为“实际核心价值”，我们的实利与权力观恰恰特别恒定，以至于我们的“书面核心价值”都一直无法与之统一。我们的核心价值的恒定，还特别体现在“差序格局”的意义上，它是一种“内外有别”的恒定，敬和忠等等并不完全停留在书面上，但它们肯定是亲疏有别的。
我们一直以为，“普世价值不被中国人采纳的原因”在于政治上的既得利益，其实这不全面，这只是意识层次的原因，被我们忽视掉的还有本能方面的原因。本能方面的原因说的是，即便是认识到政治既得利益阻碍推行普世价值的人，他自己也会在实际行动中本能地抵制普世价值，而这正是实利信仰和权力信仰的顽固之处。
易先生在演讲中提到自己在北京台说过的那句名言：“这年头不弱智那就不能当领导”。很对，但很不够。我要加上的一句话是：“这年头不弱智那就不能当启蒙思想家”。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中国人的问题不是“认识到政治既得利益阻碍推行普世价值”，中国人的问题是“认识到问题所在的启蒙思想家，自己也会在实际行动中情不自禁地抵制普世价值”。中国需要的是“启行家”，不是“启蒙家”；启蒙家以为问题是“蒙”，其实问题是“行”；启蒙家以为问题是“意识”，其实问题是“本能”；启蒙家以为问题是别人不“行”，其实问题是连自己也不“行”。
自由不是反抗主子，自由是赶走主子之后自己既不再是奴，也不再是主。中国人的自由，恰恰是以自己成为新主子为本能目标，而且，这不是个人的选择问题，而是博弈环境的结构必然；你不这么做，别人也会这么做，从而逼你只能这么做。情况可以用七个字来概括：认识到但被决定。这可不是宿命论，这是博弈结构论。每每价值与真相冲突，我们总是让真相让步，但这个真相在每个人的心里，这个真相无法让步。
中国人的问题是自己本来的信仰及核心价值太强大而无法改变，至少我们没有看到改变的迹象，而这正是中国社会深陷“囚徒困境”的原因。我在《中国不一样》一书里分析的就是这个问题。大树不可能倒，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地“抱着大树喊坎树”。“文明求同，文化存异”说起来生动，但文化一存异，一些重要的文明方面，就往往无法求同。其实，也正因为如此，世界才有文明的冲突。
4，结语：“价值理性”与“认知理性”
每个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把“中国三千七百年的命运和选择”重讲一遍，但要害的问题是理论视角，是奥尔森式的“坐寇国家论”般的逻辑力量，不是缺乏“历史解释学”思维的“修辞分析”，更不是“价值冲动”压倒“本质认识”的历史通鉴。
易先生老当益壮，36卷本的《易中天中华史》雄心勃勃，作为读者，我们只能希望《易中天中华史》在保持自己的“价值理性”和“修辞思维”的基础上，增加一些“认知理性”和“逻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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