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明明已经经过了一次革命，我们曾经准备迈向一个远远超出资本主义世界，更高人类理想的社会，结果为什么要重复走《悲惨世界》那样的道路？
不久前，清华大学主楼，金雁，雷颐，杨念群，周濂，许知远出席广西师大社理想国与腾讯书院举办的，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新书沙龙，对谈“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现代命运”，以下为腾讯文化整理的文字实录。
落后国家拿摧残人权当作英雄主义
杨奎松：昨天一个记者问，大家把历史当成一种故事和知识，但是研究历史干什么？我研究历史的初衷是想去了解历史当中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无论是喜剧或悲剧，背后原因是什么。在《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整个研究过程当中，我不是在研究知识分子，我是在研究人，我其实是透过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这三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整个人生经历，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经历，以及他的思想出于什么原因发生了变化，透过这些故事，我希望更多的展现那个时代，他们身边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是怎么对待这些事情，怎么对待过去被他们看作榜样的人物。这不光是在中国，我们不能说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最悲惨，俄国和很多国家知识分子也面临过这样的命运。我想写的是人，更想写的是处在这样一个社会过程中，人性是怎么表现的。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历史评价的问题，所有的人在每一个不同历史环境、潮流场合当中都不可避免的会被自身的人性支配，人性中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每个人都会表现出自己各种各样的特色问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整个制度怎么去正确引导。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拿什么来做衡量一段社会历史和人类进步的标准，这个问题非常令人困惑，特别是对于落后国家来说。我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所有的悲剧性的问题尤其是带有群众运动型的问题，大部分发生在60年代，那么从侧面反映出一个情况，就是很多难以接受的现象，特别是大规模伤害人权、摧残生命权的现象，更多的是发生在落后时代。在中世纪的欧洲，包括在18世纪，19世纪，甚至20世纪一些欧美地方也在发生类似的悲剧，假如历史是在逐渐缓慢的向前走，社会对人权的重视是在进步当中，我们今天发现在各种历史书和历史电影当中，都能看到在旧时代，野蛮时代，或者说英雄时代，经常会出现拿人命不当人命的现象。
换句话说我们看好莱坞片子，非常崇拜英雄人物，他们可以大规模杀戮，因为他们代表正义，所以他们不受谴责。我们人类至少进步到了这样一个水平，在全世界存在一些规则，规定不能够随意剥夺他人的生命。换句话说，从最早的有关战争的各种各样限制条款，一直到上个世纪设立的条款，很大程度表现在对人的生命权利的尊重，这种对权利的尊重很大程度上跟社会、经济、文化方方面面的发展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为什么说落后国家非常容易出现群众性伤害，很大原因就在于落后本身。作为历史研究学者，我对很多事情是悲观的，我不认为我们能够马上改变很多现状，我也不主张我们要通过于激进的方式改变现状，因为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前面很多试图改变整个社会的激进方式，所带来更多是负面作用。
中国小人物比《悲惨世界》更悲惨
前段时间我看了美国好莱坞电影《悲惨世界》，我曾在文革时期看过小说，当时对我没有太多感情触动，但是没想到在上个月看这部电影时我掉眼泪了，非常触动。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突然意识到《悲惨世界》里所呈现出的悲惨，活生生的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
我曾经在监狱生活，有一个犯人跟冉·阿让的情况非常相似。我跟那个犯人住了四个月的时间，他为什么走上犯罪道路，开始是一个小偷，后来变成反革命，最后我非常惊奇发现他被枪毙了，街头广告里他的名字被打了一个×。而他过去的历史其实是，就是因为父母管教严，他晚上跑出去，被父母抓住送进少管所，从少管所出来就被打上了一个记号，然后在社会上没有任何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了，于是滑向盗窃，问题在后来他被定义为坏分子，被从城里赶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管制，做最苦的活，睡最少的觉。最终结果是，他偷听敌台的广播，写了一封信，他认为这样可以拿到钱给自己封一个支队的参谋长，却不知道所有这些信都统统进了公安局，紧接着他就被抓。他没有正常生活的一天，在当时的制度下，一步步走上现行反革命的道路，但是他没有做过真正反革命的事情，他认为自己不会被枪毙。我出狱的时候，发现他竟然被枪毙了，我真的非常惋惜，因为我知道他本身是一个好人，是环境导致他最后走上那样的路。在我没有经历这些之前，悲惨世界的故事对我不会产生触动。
冉·阿让的故事让我触动非常深，为什么有一个主教感化冉·阿让成为善人？而我们的犯人，没有人启发他良性的东西，给他一个发展空间，引导他走上正确的路。一旦这个社会形成某种价值观以后，没有人能够去抗拒这个价值观，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如果你是坏人永远就别想翻身。我们知道，其实今天的西方和过去已经完全不同，现在西方强调人性的重要性，包括对死刑的看法都和我们非常不同，它根本意义就在于要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千方百计给每一个人提供自信。人本质上不见得都是坏的，但是我们用一种敌我观念，阶级斗争的观念，整个社会会出现一个分类，好坏会变成经纬分明的分水点，你要么选择这边，要么那边，我书中所写的潘光旦两个知识分子的故事反映出了严峻的社会特点。
跨越资本主义，却跨越不了原始积累？
《悲惨世界》中另一个让我非常感触的东西是，它讲的是19世纪初资本主义早期刚刚开始发展的故事，那时候欧洲是商业资本主义的阶段，是马克思所批判的物欲横流的社会，电影中可以看到从工人到市民，大家追求的都是利益。我们今天看当年西方文学家写的小说，能注意到一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上个世纪形成这么大影响力，就是因为当时思想太腐朽了。《悲惨世界》里面的贫富差距太大了，那样的社会想进行改造，必须通过革命改造，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实现，所以在法国那样的文化背景下革命是很难避免的。
我们很容易会联想到，其实当今社会当中也有很多不公平的现象，贫富差距的现象，包括无法改变的污染问题，其实都是贪欲造成的。这种贪欲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的20世纪上半期已经经历了一段所谓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阶段，那是相当残酷的阶段，如果读过《包身工》，你就会知道那个年代上海工厂里的工人和整个上海街头的情况，其实跟恩格斯在1844年所写的揭露英国工人状况的小说是一样的。可是我们原始积累的阶段并没有一次完成，如果不算上1949年以后50年代集体化和国家国有化的过程的话，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走基本原始积累的过程。社会道德沦丧的现象，信仰丧失的现象，以及各种犯罪的现象，对人的权利、生命、财产随意剥夺的现象，跟《悲惨世界》反映的时代非常相似。
可是我们明明已经经过了一次革命，我们曾经准备迈向一个远远超出资本主义世界，更高人类理想的社会，结果为什么要重复走《悲惨世界》那样的道路？到今天为止，我只能概括为历史发展的这种渐进性和人的主观推动之间所形成的反差，即是说我们想按照主观意志去改造这个社会，另外创造一个新社会，其实都是做不到的，那一定会带来大量负面的现象。如果你不尊重过去旧的文化和发展基础，那么回过头来，就可能给我们自身带来各种各样的伤害。
知识分子因思想跟不上党的步伐，深刻自责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书中所反映的时段，那是一个革命动荡变化改造的时代，所有人想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怎么样，民族怎么样。知识分子无论他受过多少旧式的教育，新式的教育，都认同中国共产党比国民党好的多，它给中国带来了希望。我的书里反映的三个人其实在政治上都是绝对认同共产党的方法，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到他们的思想转变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过程，就像我们今天无论用什么样的教育方法，要想完全改造一个人的思想，其实非常困难。潘光旦等知识分子，都是年过四五十甚至六旬的人，怎么可以轻易改造自己的思想，他们的改造跟不上政治决策，还是要千方百计的跟上这个步伐，并因为自己跟不上步伐而内心痛苦，他们相信一切应该服从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共产党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美好的愿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共产党是对的。
知识分子们用这种方法来批判自己，尽管困难他们还努力去改造自己，但是事实结果我们非常清楚，任何一种方法，任何一条道路，都有局限性，何况我们早期的道路本身就发生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所有知识分子必须要改造适应这样一种政治道路，政治方向，最终的结果就用运动的方式。如果潘光旦他们活到现在他们会对当年的改革怎么看，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我相信今天的人，在看到所有这些，哪怕看到悲剧性历史的时候，都应该保一分同情理解的心情，因为在那个时候那个时代都不可能真正的发现和了解未来会怎么样。所以我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历史有非常大的局限性。
我希望所有今天在座的，包括所有能够读到今天历史的年轻人能够多一分反省，能够通过过去人的故事提醒自己，当那样时代到来，告诉你说集体最重要，一切要服从的时候，你要不要去伤害别人？我写这本书感觉最痛苦的一点，就是那些在有意无意的自觉不自觉的伤害他人尊严和权益的人，他们也许不是刻意的，也许没有感觉到自己良心的问题，但是问题在于他们客观上确实主张了这样的一种伤害。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想说的就是这一点，我希望今天来讲座的同学，都能够提醒自己不做伤害别人的事情，我们应该重人性，讲人道，护卫我们的人权。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