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丰富多彩的实践，坚持实践—理论—实践的创新路径，促进理论升华，是我国人口学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学术创新推动中国特色人口学学科体系建设和繁荣发展，是我国人口学创新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人口学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推动中国特色人口学繁荣发展，是我国人口学者的光荣使命。
我国人口学发展历程
我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很重视人口问题。在其后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传承下来，并成为历代与人口相关的法规、政策、文献等的主基调。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未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人口学家，相关论著也没有成为相对规范的人口学学术著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学发展可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改革开放前，面对人口迅速增长、人口问题日益显现，上世纪30年代前后出现的社会学派人口节制主义再度兴起，于50年代中期发表控制人口增长、“适中人口”论等几篇(部)论著。不过最具影响力的，还是马寅初于1957年发表的《新人口论》。该书论证了人口增长过快与资金积累、劳动生产率提高、科教事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人口素质提高、现代化建设等的矛盾，力主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但受“左”的思想影响，在实践中，人口越多生产就越多、积累就越多、发展就越快的观念长期流行，导致人口过度膨胀，人口问题日益突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激发了我国人口学的发展活力。我国人口学抓住改革开放机遇，蓬勃发展起来。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口学界以正确认识马寅初新人口论为契机，纠正长期存在的“人口越多越好”论，为后来人口学的发展奠定基础。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同年，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启动包括人口学研究在内的对华援助，掀起“经济要上去、人口要下来”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研究热潮。人口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全国各类人口研究机构达到10多家，科研人员成倍增加，科研成果大量涌现。
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呈现新态势。1997年国际人口科学联盟(IUSSP)第二十三届国际人口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全国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将人口学单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学科，人口学研究尤其是具有边缘、交叉、综合性质的人口发展战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人口城镇化与经济转型升级等研究活跃起来，取得一批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
进入21世纪，面对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人口政策调整启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新态势，人口发展战略与政策调整、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全面提升人口素质、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等持续升温。与此同时，人口学基本理论研究也得到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不断扩大，呈现规范化发展新气象。
我国人口学研究成果斐然
改革开放后，我国人口学研究得以恢复并不断向前发展。一方面，人口学基本理论研究收获新成果，出版了《人口学教程》(2000年)、《人口学》(2004年)、《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2011年)等专著。这些成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重吸收借鉴国际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实际研究新问题，作出创新性研究。另一方面，我国学者立足国际学术前沿，从我国实际出发，围绕人口统计学、人口老龄化、人口发展战略、人口政策、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婚姻与家庭、人口健康等重大现实问题开展创新性实证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方面，从人口多、生产力不发达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和论证将控制人口数量、提升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结合起来的人口发展战略：第一步以人口数量控制为重点，第二步以人口素质全面提升为重点，第三步以全方位适度人口为重点，推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多项研究成果。
在人口政策研究方面，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分析论证了实行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的可行性。此后，学术界根据人口形势变化，围绕优化人口政策进行深入研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决策，于2013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出台全面二孩政策。实践证明，这样的政策调整既符合现实国情，又有利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对新时代人口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积极意义。
在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障改革研究方面，自2000年以来，我国已开展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第四次调查是全球有关老年人口最大规模的调查，取得第一手系统完整的数据资料。学术界根据调查数据，深入研究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特点和应对之策，发表大量论文、报告和专著，提出并阐释建立社会养老、家庭养老、自助养老“三位一体”养老保障体系。倡导积极老龄化，推进养老体制改革，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发挥理论前瞻性研究和学术咨询作用。
在就业和人口红利研究方面，我国学者较早关注到生育率下降引起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上升、社会抚养比下降即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对这一阶段的就业和人口红利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随着就业和人口红利研究不断深化，我国学者对劳动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的贡献给出科学测评，为以人力资源开发支持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人口流动和城镇化研究方面，重点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下人口流动难题，分析预测城乡人口变动和城镇化发展趋势，阐释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思路和决策选择。
在全面提升人口素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方面，重点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人口需求，认识和摆正体能健康素质、智能科教素质、精神文明素质之间的关系，强调体能健康素质是基础、智能科教素质是关键、精神文明素质是保障。适应新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新特点，深化全面提升人口素质的研究。
在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方面，提出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论证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是基础、人口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是最终目标、人口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推进器”和“调节器”，强调立足人口变动和发展确定可持续发展的宏观思路和政策选择。
以学术创新推动中国特色人口学繁荣发展
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又是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总结丰富多彩的实践，坚持实践—理论—实践的创新路径，促进理论升华，是我国人口学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学术创新推动中国特色人口学学科体系建设和繁荣发展，是我国人口学创新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着力创建中国特色人口学学术体系。创建中国特色人口学学术体系，必须深刻认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已经形成的规范化人口学框架和理论，认识到“特色”是在“一般”基础上的发展和升华。发展人口学、建设中国特色人口学学术体系，是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凸显中国特色的学术发展，要注重融入经过实践检验、影响未来人口变动发展的新元素，如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等。
在交叉研究中增强人口学理论厚度、补齐研究短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科交叉研究迅速发展，这在人口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当前，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适应这一要求，应在人口学研究中加快促进学科交叉研究，把研究重点转到以提升体能健康素质、智能科教素质、精神文明素质为主的全面提升人口素质上来。此外，还应加强老龄化与养老保障改革、人口流动与新型城镇化等研究，加快补齐研究短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