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有机会再次来到牛津大学。20年前我曾在这里做过访问学者，度过了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牛津大学强烈的历史感和浓厚的思辨氛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帮助我形成自己研究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些思路。这次你们又安排我住在牛津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College），学院底楼有学院之子大诗人雪莱躺在湖边“安睡”的雕塑。雪莱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诗人，他的著名诗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曾鼓舞过无数中国仁人志士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英勇奋斗。过去的30年中，这些诗句又鼓舞了无数投入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人们，激励他们克服了改革开放过程中许多艰险，这一切为今天中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雪莱住在楼下，我住在楼上，这种感觉无比奇妙。无疑，英国人的历史感在这里得到了最佳体现。这使我想到了今天我要讲的内容，和英国人一样，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历史感极强的民族。如果说“雪莱住在楼下，我住在楼上”体现了英国文化的历史传承，那么在中国，孔子两千多年前的论著，今天多数中国人还可以阅读其原文，则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历史传承。中国今天的崛起离不开这种伟大的历史传承。
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两种结局：一种是从希望到失望，一种是从希望到绝望。
照搬西方模式走不通
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但我们也知道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充分。我接触过很多对中国了解甚少的西方人，在他们的感觉中，中国大致就是一个放大了的东德。今天中午，牛津大学把名誉博士学位授予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这里就有人问我中国会不会也走上西方指引的政治道路。我坦率地告诉他，我去过缅甸，这个国家的治理水平比中国落后至少40年，换上西方政治模式来治理缅甸，结果也不会好。我走访过100多个国家，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两种结局：一种是从希望到失望，一种是从希望到绝望，所以我感谢了他的好意，并告诉他中国还会继续走自己的路，而不是缅甸的路，也不是埃及的路。埃及革命爆发后，我就说过，“埃及之春”将演变成“埃及之冬”，现在这种前景似乎变得日益清晰。
其实西方模式在西方本身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今天希腊的破产到西班牙和美国的危机都说明了这一点。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不久前套用林肯总统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说美国民主已经蜕变成了“1％有、1％治、1％享”。几乎所有民调都表明西方国家的民众对自己政府的支持率都很低，政府的表现远远低于本国人民的期待，也低于中国民众对自己政府的支持率。这些情况说明西方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还任重道远。
过去30多年，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做了无数悲观的预测，无数次地预测中国将走向崩溃，但结果证明都是错的，中国没有崩溃，而是迅速崛起。西方对中国不断误判的深层次原因是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一旦他们能够尊重事实，能够摆脱意识形态的偏见，他们会看到中国过去30多年发生的变化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伟大的经济和社会革命，6亿多人脱离了贫困，约占整个世界脱贫人数的百分之八十。这个成就奠定了中国今天的崛起，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外部世界。
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的变革。在座的大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一定听说过中国民间结婚有“三大件”之说。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三大件”还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到了80年代，已经是“冰箱、彩电、洗衣机”；到了90年代，则成了“空调、电脑、录像机”；进入21世纪后，已经变成了“房子、车子、票子”。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历过这么快的财富增长。当然我也要向大家表示歉意，因为这是一个过于“物质主义”的例子。但一个曾经上千年领先世界的国家，一落千丈后贫穷了二三百年，然后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又迅速致富，“物质主义”一时抬头恐怕也在所难免。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文化建设也会赶上来的，中国的文化底蕴为这种文化建设和中国自己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
迅速发展的中国自然也有自己的各种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而且不容易解决。我们可以把今天中国的崛起和当年英国的崛起做一个比较，英国崛起的时候，英国本土人口才一千多万人，但它已经有了比自己领土大几十倍的庞大的殖民地，英国可以把自己的问题都“出口”到外部世界，例如，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出口”到非洲，把持不同政见者“出口”到美洲，而中国已经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却只能在自己内部消化伴随国家迅速崛起而带来的各种问题。但过去30年的实践已证明，中国可以应对这些挑战。尽管中国存有各种问题，但中国总体的成功是确切的，而这种成功的关键是中国国家的性质和中国的发展模式。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采用西方今天的政治制度的话，将变得无法治理。其实不光是中国，即使是人口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欧盟，今天也无法实行西方的多党制和一人一票来选举欧盟“总统”。如果这样做的话，欧盟要么解体，要么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决策力和执行力的空架子。
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实践理性
中国不是一个放大的东德，也不是另外一个普通国家，而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中国是一个集5000年连续文明和超大型现代国家于一体的国家。我这里可以使用一个不太准确的比方：这有点像古罗马帝国一直没有灭亡，一直延续到今天，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在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领导下，实现了现代化转型，其地域、传统、文化等巨大的内部差异都可以和平共处于一体，大家都使用一种语言：拉丁语。
文明型国家是长期历史进程中“百国之和”的产物。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中国震撼》一书中反复强调，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采用西方今天的政治制度的话，将变得无法治理，将走向分裂和解体。其实不光是中国，即使是人口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欧盟今天也无法实行西方的多党制和一人一票来选举欧盟“总统”。如果这样做的话，欧盟要么解体，要么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决策力和执行力的空架子。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是四个超级因素的复合体，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以人口为例，中国这些年的一个春运就有30多亿人次上路，这大约等于把整个南、北美洲、整个欧洲、非洲、俄罗斯、日本的人口都在一个月里挪动一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面临这样人口规模带来的巨大挑战和机遇。
中国是一个大陆，具有一个洲的规模，内部区域差异性巨大。中国在人类几乎所有知识领域内都有数千年的历史传承。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也是举世罕见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餐饮的丰富性。欧洲最丰富的菜系是法国菜，但我个人以为中国八大菜系中的任何一个菜系，其丰富型和多样性可能都超过了法国菜系，换言之，法国菜系是法兰西一个民族文化的产物，而八大菜系是中国“百国之和”文明型国家的文化产物，所以其丰富性和复杂性举世罕见。其实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都体现了这种巨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既是中国政治治理最困难的地方，也是中国崛起最精彩的地方。
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超”特征实际上已经规范了中国的发展路径，规范了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实践理性，也就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本本主义，不断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推动大胆而又慎重的体制改革和创新。这种谨慎探索，尊重事实，不断试错的改革方针符合中国幅员辽阔、情况复杂的国情。这种实践理性和英国人崇尚的经验主义哲学有共通之处：大卫·休默一直质疑纯理性因果推理的可靠性；埃德蒙·伯克反复强调一国的政治体制应主要来源于自己的历史传统；伯特兰·罗素大力提倡“唯事实”，即“事实是什么？事实所证实的真理是什么？”如果这些伟大的哲学家今天仍健在的话，他们会理解今天的中国。
在实践理性的指导下，中国坚持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放在最为优先的位置，并取得了人类扶贫史上的最大成绩；中国坚持了渐进改革，拒绝休克疗法，改革不求十全十美，但求不断纠错，持续渐进；中国坚持了对外开放，汲取别人之长，同时也延续自己的传统，特别是通过一个比较中性的、强势的、有为的政府来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国还确立了混合经济模式，即发挥市场支配资源的效率，也发挥社会主义保证宏观平衡的优势，使中国经济出现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持续增长，这个趋势我看还会继续下去。
实践理性使中国较好地避免了政治浪漫主义和经济浪漫主义，避免了一个又一个政治和经济陷阱，特别是避免了休克疗法、全盘私有化、金融危机、伪“民主化”导致的国家解体等重大陷阱，实现了中国今天的全面崛起。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确实对西方模式形成了某种挑战，从政治上看，中国模式最终可能会给世界带来一种范式变化，即从“民主与专制”的分析范式转向“良政与劣政”的分析范式，而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国虽有各种问题，但总体上的治理水平远远高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蒙古、乌克兰、希腊等，也可以是非西方制度，如缅甸等。中国模式将激励越来越多的国家大胆探索自己的道路，进行体制创新，追求良政善治。
中国确实在迅速地崛起。今天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中国将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我自己估计届时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将是美国人口的两倍。中国的发展模式虽然有自己的缺陷，但它是国际激烈竞争的产物，还在不断完善之中。它充满生命力，可以和西方模式、美国模式竞争。
其实，西方也没有必要害怕中国模式。和经济增长一样，发展模式的竞争并非零和游戏，而是可以双赢的，就像西方已经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获益良多。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中国已经从西方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还在学习，以后还要继续学习，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自己的传统和优势，在中西高度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越来越多自己的东西。西方不妨也可以如邓小平所说“解放思想”一下，尝试从中国的成功中汲取有益的经验。这将有助于避免误判中国的未来，也可以丰富我们共同的智慧，以更好地应对各种棘手的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如消除贫困，创造就业，避免金融危机，防止文明冲突等。
2011年6月，我曾经在上海和《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的作者福山教授有过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我坦率地告诉他，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如果一定要说终结的话，那只能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而且这种终结对中国有好处，对西方本身也有好处，对整个人类都有好处，因为整个人类都需要不断探索新的更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谢谢大家！
“文明型国家”的主要特征是：
第一，我们有占世界1/5的人口，约等于100个欧洲中等国家的规模。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学习+创新+巨大人口产生的规模效应+影响中国和世界。但人口众多也意味着我们在相当长时间内仍是一个资源紧运行的社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进行统筹协调，否则国家发展会遭遇重大挫折。
第二，我们有幅员辽阔的国土，这使我们具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和战略纵深。我们可以在超大规模的范围内进行空间战略布局，推动大规模产业梯度转移，实现西气东送、高铁“四纵四横”等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现代化工程，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三，我们使用的是历史悠久、生生不息的汉语。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本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脉，也是民族认同的利器。保持了汉语，就保持了中国文化的根。随着科技的进步，中文与所有的现代技术均可兼容，其影响力正在从亚洲的“汉字文化圈”扩大到世界各个地方。
第四，中国具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和文化内源性，在人类主要知识领域内都有自成体系的东西，如政治、哲学、宗教、语言、建筑、文学、美术、音乐、军事、教育、体育、医学、饮食等都是这样。中华文明是一个主体文明，不是次生文明。日本作为一种次生文明在吸收西方文明的时候也能保持自己的政治文化特色，更何况中国呢？
第五，中国有海纳百川、融多样性为一体的能力。我曾和印度学者一起探讨中国模式，他们说从表面看，中国权力集中，但中国各项改革都有很强的地方特色，各个地方既竞争又合作，远比印度的体制有活力。中国可以吸收其他文明的所有精华，但决不放弃自己，最终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优势整合与超越。
第六，中国具有独特的政治文化观。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民心”，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民心”并不完全等同于“民意”。中国人讲“民意如流水”，但讲“民心大于天”，就是这个意思。“民心”指的不是一时一刻的“民意”，而是指实现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这使我们更能够克服今天西方民主制度所带来的民粹主义和短视主义等弊病和危机。
第七，在经济领域内，我们不仅掌握了西方的“数目字管理”，并在这个方面有所创新和超越，同时我们还发展了自己的“宏观整合力”。从中国经济的全面提升到抗击金融危机，都展现了我们“数目字管理”和“宏观整合力”的结合。中国“宏观整合力”的背后是中国数千年儒家的“天下观”和强势政府精英治国的传统。
第八，中国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化进入全面繁荣和复兴的新时代。中国人今天的孔子热、书画热、茶道热、文物热、中医热等都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