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对尊卑贵贱等级原则的强调是以礼为主导，但只讲等级之分容易导致严重的对立，这样反而会从根本上动摇等级制度的基础。于是《礼记》的礼治主义学说又提出了“仁”来作为增强社会向心力的有效手段。
“仁”这个词出现时代较晚。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的中心范畴，“仁”是由孔子构造出来的。经过孔子的阐述，仁与礼之间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表里关系。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可见一个人在道德实践过程中时时刻刻要注意仁与礼之间的平衡，做到践礼以培养仁德，让仁德在礼中呈现。用于政治，则主要体现为一种以“亲民”“惠民”“利民”“恤民”为内容的仁政思想。《礼记》对这种仁政思想作了多方面的阐述。
首先，《礼记》中仁政的理论基础是民本思想。众所周知，民本思想堪称儒家政治学说的精华。这种精华在《礼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先秦儒家看来，民众既是政治实施的对象，同时又是构成政权存在的社会基础。民心向背决定着政权能否持久稳固。民本意识往往体现在对君民关系的认识上。《礼记》作者也正是从君民关系的论说中阐发仁政主张的。《礼记·哀公问》：“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子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这是强调君主的言行直接影响民众，故君主必须谨其所言，慎其所行，以成为天下百姓的楷模。《礼记·缁衣》对此讲得更为明白：“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这种观点与荀子提出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见解可谓同出一辙，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儒家重视民众的民本思想。
其次，“惠民”“利民”“恤民”构成了《礼记》仁政思想的主要内容。由于认识到了“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的道理，所以《礼记》作者把如何争取民心视为政治成败的关键。对大部分民众而言，最难以承受的莫过于统治者在经济生活方面的横征暴敛、奢侈浪费和劳民伤财。《礼记·檀弓》对此有一段十分形象的描述：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在这里，作者借孔子之口，以“苛政猛于虎”的比喻，告诫统治者决不能横征暴敛，否则必将丧失民心。正是基于这一看法，《礼记》提出了一系列“惠民”“利民”“恤民”的仁政措施。《礼记》作者之所以把仁政作为其礼治主义学说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礼”所强调的是特殊性，目的是明确个体间的别。“仁”则是通过一种互相恩赐的方式，设法在各个特殊的个体之间求得协调和平衡，即达到一种“和”的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和”的境界正是儒家礼治主义者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论语·学而》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就是这种理想的恰当表述。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儒家所推崇的理想政治模式尧舜之治，实际上就是一种仁、礼平衡的社会政治状态。《礼记·表记》曾借孔子之口对这种理想政治大加赞赏说：“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恻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宽而有辨……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