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文，指的是公文冗长。中国历朝历代虽出台不少政策举措禁止，但繁文犹如打不死的“小强”，延至今日仍是难治顽疾。
说起繁文根源，可溯及东汉，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盛行，凡为文必须“骈四俪六”，内容大多风花雪月，无病呻吟，形式上讲究对仗工整和声律协韵，不惜因文害意，其时公文文风受赋和骈文的影响，出现了忽视内容、过分追求形式的不良倾向。汉武帝即位初年，东方朔上书自荐，足足用了三千片竹简，要两个人才能扛得起，汉武帝读了二个月才读完。东方朔担任太中大夫后，也有上书一篇文辞竟达十万字，而汉武帝当作巨著大加赞美。由于汉武帝的提倡，治国理政的公文成了大臣们展示自己文学才华的阵地，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子虚赋子虚赋》》等作品，同一个意思往往用不同的话来表达很多次，引用大量生僻词汇，华词堆砌，却思想匮乏。
繁文之风就此蔓延下来，即使是唐宋时期，繁文也大行其道，这从一些政策和批评可以管窥。唐代立国之初，高祖李渊也发布过改革文风的《诫表疏不实诏 ，》，严厉批评公文中严厉批评公文中“表疏因循，尚多虚诞;申请盗贼，不肯直陈 “”“乱语细书乱语细书，，动盈数纸，非直乖于体用，固亦失于事情”的繁文现象。而宋朝沿隋唐学风，专以辞赋取士，偏重文学修养，以致北宋理学家孙复也抨击六朝骈文影响文风“无一言及于教化”，只是“无用瞽言、徒污简册”之物。
到了明代，繁文的“文牍”主义发展到了极致，其突出表现是行文多、长、空。知名的案例是，明朝洪武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曾上《陈时务书》给朱元璋，文章洋洋洒洒写了一万七千多字。朱元璋叫中书郎读给他听，读到六千五百七十字时，尚不知所云何事。朱元璋一时大怒，令人将茹太素杖打一百大板。翌日又叫人继续读，读到一万六千五百字时，方接触正题。最后的五百字，共讲了五件事。朱元璋感慨之下遂规定：今后凡有“繁文违式者罪之”。之后近十次颁布条例法令，规范公文写作，“减其繁文，著为定式”。
然而好景不长，朱元璋死后，繁文之弊再度泛滥，严重影响行政效率。明朝后期，官员往往乐于通过广列条目的方式陈述观点或表达诉求，这从此类奏疏的名称上便可知晓。如万历年间邱橓的《陈吏治积弊八事疏》，，侯先春的侯先春的《安边二十四议疏 ，》天启年间杨涟的《劾忠贤二十四大罪疏》等等。又如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的李化龙所上《平播全书叙功疏》，，历陈将士之战功历陈将士之战功，，竟达六万余字!
崇祯九年十月，工部侍郎刘宗周上《痛恨时艰疏 ，》，整篇皆为华丽辞整篇皆为华丽辞藻，多抄袭古代圣贤的“仁政”观点，不仅没有一点新意，而且列举的例子也不接地气。崇祯皇帝看了刘宗周的奏折，大怒道：“尔等不干实事儿，只作文糊弄朕!”随后下令阁臣拟严旨治罪。
尽管明代公文繁文之风一禁再禁，终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无奈之下，崇祯皇帝只好采纳一位辅臣的建议，让大臣把章奏中的主要内容，用不到一百字的话概括提要，贴附在章奏后面，以便皇帝阅处，这就是明朝的公文贴黄制度。
历史跨越千年，繁文之风依旧。在19421942年延安整风会议上年延安整风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空话连篇，言之无物 “”“装腔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懒婆娘的裹脚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的党八股文风，可谓对党内繁文的一针见血。
时至今日，文山会海、空泛繁文仍是困扰机关基层一大弊害。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指出，要发扬“短实新”文风，坚决压缩篇幅，防止穿靴戴帽、冗长空洞，中央印发的政策性文件原则上不超过1010页……页……
“文者，贯道之器也。”文风是党风政风的反映，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繁文之风掩映官僚主义，污染政治生态，除却繁文之害，永远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