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之后，最让人提气的事，有两件。一是习总书记“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问题愈演愈烈”，首次出现在总书记的公开话语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最引人关注的治国理政动作莫过于反腐败。在各种腐败案件不断曝光的情况下，执政党没有显示出“投鼠忌器”的迹象，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进一步提出继续保持反腐高压态势，“老虎”与“苍蝇”一起打等等，社会各界关于官员财产公开的讨论也继续深入。
一个“八项规定”，谁也没想到，能在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中产生如此大的定力与气场。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化了社会的这一希望，新领导层做事的大刀阔斧和雷厉风行留给公众极深印象，他们的坚定、敢于担当、豁达以及亲民的真诚不断带来惊喜和振奋，他们的决策能力和建立社会最大公约数的能力对应了社会的迫切需求。中国虽然问题很多，但如今恰是雄心勃勃的时候。
未来十年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巨大轮子一刻不能空转，反腐败、社会公平正义都须有货真价实的进展，从而创造更多的社会团结。这也是支撑中国对外复杂博弈的关键。外部压力不会让中国喘息，它将更热衷于寻找中国内部的缝隙趁火打劫。
中国问题这么多，由官方主导一一解决它们根本顾不过来。但只要在解决突出问题上有实质进展，就会营造趋势和信心，一些问题的内在固执会在势的压力下自动弯曲。全世界如今有能力解决实质问题的国家并不多，一步大的主动性就有可能带动国家的战略形势。中国问题多，但现在也恰是解决问题杠杆最多的时候。我们相信，习总书记和党中央有魄力，也有能力撬动中国社会的积极和热情，中国的未来在与一个美好的确定性拉起手来。1
政治清明对于官场也是一种净化，能将之从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中解脱出来，这对大家都是善莫大焉。
从目前态势看，反腐高压还只是手段，像是一个个战役，更具战略性的是执政党提出的反特权。虽然在公开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反特权着墨不太多，但简洁的表达已经透露出执政党将有重要动作的指向。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是，要采取得力措施，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共产党执政后，特权与反特权一直如影随形。提到反特权，不能不回溯到1956年执政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如同今日一样异常复杂，尤其是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等，提出了共产党执政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尖锐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提出，“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劳动工农群众”“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在我们国家和党内，“也可能产生一个新贵族阶层”。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客观而言，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仍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并且在一些领域内形式上得到强化、利益内容上得到固化。《商君书》有言：“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欲擅一国之利，而蒐一官之生，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古人的认识相当深刻，足为我们之镜鉴。
正当中国社会又处于一个开创新机的重要关口，无论是经济组织还是社会组织都在进行艰难的转型，都在“大转型”。
反特权就像一个枢纽，牵连着依法治国、收入分配改革、官员财产公开、预算透明等当下中国的重要改革节点。我们期望，执政党以反特权为推动力之一，在净化自身的同时亦把国家的改革事业又推进一大步。我们也希望新的党中央能够不负民众厚望，在反特权上更加“给力”。
改革开放35年，允许资本的发展救文革之弊，政左经右。最该反思的是改革开放，最该改革的是改革本身。吴市场敬琏说改革不到位，到位是全盘私有化和普世价值。
先治标，后治本，先党内民主后社会民主。先整风，后开全党理论务虚会，先给共产党员立规矩，让党员像个共产党的样子，再明确治国方略，五年内完成《改革开放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决议》。在中国，没有有组织的力量能代替共产党，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只有共产党能整垮共产党。现在反党的公知、知本家多数在共产党内，三部曲，先拍党吹党，再吃党喝党，现在骂党损党，最后挖个坑埋党，还说是救党。政治上的僵化保守的老路和经济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邪路是公知、知本家做大做强的土壤。新的党中央治标先行，破心中贼，站稳脚跟，为治本赢得空间和时间。新的党中央在五年内彻底铲除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再出“六四风波”的土壤，这是广大人民的期许。
二是几个80后的青年人任冲昊等，下大工夫，用全球视角，写出了《大目标》一书。这部书内容宏丰，视野开阔，见解不群，开启地缘政治、经济、社会学新青年的先声。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忧患深思之所得。
习总书记说，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更是有创新、敢担当年轻人的天下。虽然他们的某些见解还离不开青年人的青涩与稚嫩，不可能弹无虚发，十拿九稳，但端赖大节无亏仍令人击节叹赏。它为一个重新兴起的大国亟需解决的全球定位提供了一种清晰中国视角。
尤其是他们看明白了：改革难，难就难在它是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最难改。苏联解体、东欧易帜，美国很得意，但好戏还在后头。解围，难免妥协。彻底妥协有三条，一是卷旗，二是解体，三是缴枪。这事，小国容易大国难。
现在全世界重归保守。保守是无路可走。
美国，你越乱，它越挑；你越虚，它越给下猛药，目的是操控乱局，当世界改革的总设计师。
但《大目标》的后生可畏，他们硬是提出了，不走帝国主义之路，不与帝国主义分享未来！
世界最难改变的是美欧决定的世界格局。2008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我们中国人都是在场者、体验者、吃苦者、转危为机者。避过了无赖的老千赌博，残酷的丛林法则。任他声东击西、祸水东移、欲擒故纵、虚张声势，我们投石问路，韬光养晦，任凭东南西北风，咬定发展的大局不放松。明知不可能有什么战略互信，但中国和美欧决不搞成零和博弈。未来十年，以至更长时间内，对外关系，中美关系最重要，也是最大的未知数。
多亏有中国这般帮忙，中美经济互补，几十年不会改变的大格局。今后一个时期，国际经济环境将会比较严峻，中国经济发展也会出现重大的阶段性变化，中国将面临考验和挑战。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需要在三个层面做好准备工作：从短期看，要管好投资，不能再盲目扩大规模；要控制好现金流、关注风险，严格管理，努力降低成本；中期看，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重塑中国竞争力的基础，努力进入新的市场、进入更高的产业层次；从体制方面看，特别需要强调战略意识和科学的决策体制建设，这也是中国强筋固本的基础。
一、战略不互信，不搞零和博弈
国际经济环境不看好美国经济。实际上，美国标榜的力量，耍钱玩弹，才是硬道理，生物链的高端。发达的美国，发达到一定水平，就不事生产，实体经济绝大部分转出去，光剩下高端服务业、军工、高科技，满世界的人才他掐尖。卖专利、卖品牌、卖金融产品，当赌场的庄家。你吃草，我吃你。全世界玩的，哪样不是它玩剩下的？它坐在产业链的高端，耍钱玩弹，耍钱帮玩弹，别提多爽。文治靠耍钱，世界是个大赌场，美国是庄家，穷奢极侈，层层放债，层层欠债，专消费你，藏负于民。20年来，世界三场金融大风暴，美国拉下一屁股屎，中国帮它擦得最多，美其名曰“互利共赢”。武功靠玩弹，兵不厌“炸”，炸弹的“炸”。一年七千亿美元的军费，占世界的一半。玩弹是各种先进武器，穷兵黩武，历届总统，都酷爱打仗，美国有战争依赖症，战争DNA，过期的武器卖出去，自己玩最新的，谁都玩不过它。韩战、越战，美国也有砸锅崴泥哭鼻子的时候，但它好了伤疤忘了痛，记吃不记打。冷战后，苏联没了，中国软了，美国可以撒疯了。
现代民主，都是由政客代表老板，替普通人做主。选战民主，不是社会民主。社会是老板的财产，可以世袭，可以专制，不用选举。老板领导白领，这是自由的阶梯。美国领导自由世界，自由世界领导全世界，或曰：美国领导联合国，北约领导俄国，日本领导中国，这是美国理想的民主秩序。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霸主，其经济发展的状态与科技革命的长周期相关。如果科技发展出现革命性变化，美国经济会有一段较长时间的繁荣期，否则只能保持比较低水平的增长。目前，世界科技创新还没有出现革命性变化的迹象，所以美国经济保持低增长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只有裂压页岩技术有所突破。）
美国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原因是金融创新泡沫破灭造成大量财富损失。这导致了一是信用危机，二是需求萎缩，公司投资和消费者开支都会减少。由于美国特殊的国际地位，国际资本不断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回流到美国，而且美元是国际性货币，美国拥有铸币权。因此，虽然美国债务比重相当高，但不会出现债务危机。表面上，美国经的问题是：金融创新做过了头，导致了泡沫和危机，美国的钢铁工业基本已经退出，汽车工业也很困难。互联网和金融衍生品的创新都造成了泡沫，说明对这些新产业的预期和估值过高。奥巴马提出重振美国制造业，但是实施起来很困难。因为美国现在的制造业只占GDP的17％，除了高科技产业和军工业外，其他产业因为没有成本优势基本都转移出去了，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美国近年来四次“量化宽松”，如果美国是正常国家，依靠自己，它的逻辑是：早就破产了，国家破产。
“债务上限危机”2011年5月到2013年5月，从美国国会两党已经打算为债务问题吵上起码两年。为什么他们不能干脆点，直接把债务上限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或者干脆不封顶呢？这是因为两党争吵的核心是“收的税怎样才够还上欠的债”，如果他们不能达成解决方案，美国的信用评级可能会被下调，甚至发生金融崩溃。
美元当前的主要发行机制是，美联储从财政部购买国债，财政部由此得到美元，再以财政支付形式把这些美元注入到社会进行流通。而美国财政部支付国债收益率的担保则是未来的税收。也就是说，美元的基础是美国国债，美国国债的基础是未来的税收。要增加美元供应量通常要增发国债，而增发国债就意味着未来要加税。然而加税空间却可以说已近极限。美国国会两党争吵的就是具体该向哪些人加税。不过，当前美国有3.15亿人口，只有1.15亿个全职工作岗位，依靠社会福利资助的人口则有1.27亿人。而1.15亿全职工作人口也不是都可以被加税，因为其中有6100万人年工资低于二万美元。与之相比，据美国证交会前主席克里斯考克斯计算，算上医保、社保和养老金的未来支出，美国的负债已超过86.8万亿美元。要还上这笔债务，靠给五六千万人加税，每人得多缴多少税？
一年半以来美国之所以能过到现在，靠的是在不增加国债发行的情况下，卖出短期国债，置换成同等数量的长期国债。但在不增加新的国债发行量情况下，短期美债也终究会卖完，该措施是不可持续的。因此，目前两党每一次勉强提高债务上限，都是在下狠心决定“姑且提高一点未来税收”。但要大规模“印钞”，已经没有可能性了，因为大幅度加税的空间已不复存在。然而，却有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美国头上，“量化宽松”收购的那些“有毒资产”。这些烂账的存在形式大部分是类似债务担保凭证（CDO）这样的衍生品合约，期限一般是五年。上一次“有毒资产”爆发是2008年，迫使美联储当年“印钞”1.7万亿美元救市。如果2013年某月“有毒资产”合约到期出现高峰，而美国政府又无法“印钞”救市，那时金融崩溃就将可能发生。3美国不崩溃，是有全世界的国家，尤其是中国替它埋单。
欧洲经济。欧债危机和美国的问题完全不一样，其实质是欧元区一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不足以维持其过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在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这个矛盾表面化了。这是欧洲一体化的经济代价。在全球，中国与美国最互补，50年内无对手，希拉里的一句话：一个混乱、无序、贫穷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但是其人均收入和福利水平差别并不太大。2008年欧洲国家人均月收入折合人民币约为：法国2.2万、德国2万、意大利1.7万、西班牙1.6万、希腊1.2万。除此之外还有福利因素，比如希腊的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退休金占原工资的比重）居然达到了95.7％，排名全球第三，而美国只有40％。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是收入和福利高，结果必然是本国企业成本高、产品没有竞争力。
来源：《参阅文稿》|来源日期：2013-06-11|责任编辑：凌绝岭
对于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遇到这种矛盾可以用货币贬值来调节。货币贬值后，企业的成本降低，当然国民财富也会缩水。但是进入欧元区后，货币手段只能由欧洲央行来使用，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已经无法运用了，因而所有矛盾都集中到财政的方向上：首先，高福利需要财政补贴支持，财政压力会非常大；第二，为避免经济衰退，政府需要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如果财政没有钱就只能借债，借债还不了就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为防止欧元区解体，欧盟不断采取各种救助措施，前提都是要减少财政赤字，这意味着相关国家政府开支要减少、社会福利水平要降低。不管救助的结果如何，在一段时期中，欧洲各国的政府开支和居民消费都会下降。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欧洲市场的购买力会降低，这个趋势可能要维持若干年，也许会伴随欧洲一体化的整个过程，其间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会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欧洲梦，美梦很难成真。
有了中国的救助，有了法德双核的全力自保，欧元区算是暂时保住了。对中国来说，这是双赢的事情。欧元区保住了，就保住了中国自己那16.1％的对外贸易份额，尤其是那20％的出口份额。而且，若是通过恰到好处的操作，这两个份额可能还会上升！此外，欧元区的存在意味着美国的压力可以有人替他们分担。欧元区也不吃亏，他们不用整日惶惶不安地担心自己的生存问题了。于是，法德双核终于能够定下心来想一想。他们痛定思痛，终于做出了兵分两路的战略规划。第一路：由德国人挂帅，任务是主持进行内部整合，“欧猪五国”逼（国际经济媒体对欧洲五个较弱经济体的贬称）交出经济主权，并且进行经济改革，打好基础，好在未来同中、美一决高下。第二路：由法国人挂帅，任务则是主外，目的就是继续推进“地中海联盟”计划—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欧元区大军所到之处，人仰马翻。纵横江湖数十年的卡扎菲上校栽下马来，丢了性命，为他2008年拒绝加入“地中海联盟”的行为付出了血的代价。大计既定，为了永久杜绝美国人“击破希腊这艘小船，危及整个欧元区连环船”的局面再次重演，法德决定将“金融话语权”从英美手里夺过来。
未来，在欧洲的地盘上，欧洲人将再也不会承认华尔街那颠倒黑白的“三大评级机构”，欧洲人要建立自己的评级机构。他们干的就是华尔街三大造谣机构掘墓。实际上，这一点同中国人想到一起去了，中国人的动作更快，那杆挑战者的大旗已经竖了起来。跟三家造谣机构相反，中国人的评级机构就是要做到“大公正、大公平”，而且要将业务做到“国际”，覆盖全球。
欧洲人接下来的动作，且有划时代的意义。
2011年11月8~9日，欧盟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这次大会的主题只有一个：请大伙儿做出最后决定，到底以后是跟着美国人混，还是跟着欧元区混？
这次大会，获得了99％的成功。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中，有26个同意缔结政府间条约，强化财政纪律—只有英国拒绝参加。这一步非同小可，这意味着欧洲各国在危机重压下终于抛弃疑虑，朝着未来统一的欧洲国家迈进了一大步。可以推想，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真正统一的、强大的、内部得到合理整合的新的欧元区即将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而在较远的未来，一个面积超过432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五亿、经济总量远超美国而居世界第一的超级经济体将出现在地球上。欧洲梦，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但愿不是春秋大梦。美国要的是环球同此凉热，美国只占便宜不吃亏。
欧洲最大劣势，欧盟27国，都是邦联国，是小国，还有12国是王国，无法与中国传统大一统相比。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不仅有经济主权，而且有国家主权，有最广袤的战略纵深，全国一盘棋。德法永远是按下葫芦又起瓢，第三大欧洲经济体意大利危机晴天霹雳，经济的基本面形如槁木，面如死灰。一波未平，塞浦路斯的金融危机又爆发了。而西班牙，40％的青年人无业可就。不知德法还能覆翻出什么鬼斧神工。中国的得天独厚还真得感谢秦始皇，大一统，书同文，这份大功谁也抹不掉。我们最好前途，替代日本。次好是，人有两只手，美国一只手牵中国，一只手牵日本。
日本经济。日本经济和美国经济有相似的情况。日本的产业发展和科技水平已经到了世界的前沿，没有新的技术突破很难有大发展。日本中期经济发展的前景可能比美国还要差一些。第一，日本是外向型经济，国际市场不好对日本影响比较大。第二，日本经济的调整余地很小，财政和金融手段已经基本用尽。在财政方面，日本国债占GDP比重为225％，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日本的国债是内债，与欧洲不同，不会出现债务危机，但是，进一步借债的余地已经很小。在金融方面，日元的利息基本为零，已经没有降息空间了。安倍经济学是一场豪赌，更大的灾难在等待中爆发。
地震、海啸、核漏，日本失落的20年后雪上加霜，屋漏又逢连阴雨，十年换了七个首相的国家，只能用钓鱼岛问题在国内煽情，中国理所当然的强硬，完全可以收放自如。美国、欧洲、日本都属发达经济体，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很高。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景不好，今后一段时间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量有限。发达国家的经济体量大约占世界经济的60％，所以，世界经济中期也不看好。这种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很大，因为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很高，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减少，会导致中国的出口增长下降，并将面临更多的贸易摩擦。
二、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重大阶段性转折
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已经有30年。1979~2009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为10％，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这是奇迹发生的时候，世界仅有。支撑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主要有以下四个因素：1.相对较低的要素成本，尤其是人工成本和环保成本；2.高的储蓄率；3.国外有技术来源；4.较大的国内市场和不断开拓的国际市场。这四个因素，都是“穷”的因素，又是后发优势。这四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恰恰构成了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条件，所以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这30年，我国主导产业发展的基本逻辑是：收入提高，市场形成；国内储蓄与国外技术相结合，马上形成投资和产业；依托广大的国内市场，企业可以发展得很大；国内市场饱和后开始外向型发展，利用低成本优势占领国际市场。第一波，1979~1984年，以轻纺工业为终端的产业群。挤垮了许多国家的同类产业，使中国成为轻纺工业的出口大国。第二波，1985~1990年，以家电产业为终端的产业群。日用消费品需求满足后，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升级。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家电市场饱和，家电企业开始外向型发展，中国成为家电出口大国。第三波，1990~2000年，基础设施产业群。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居民家电需求基本满足，到2000年左右，国内通信业增长开始趋缓，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转而开始外向发展，依靠低成本优势占据了相当大的国际市场份额。第四波，2000年至今，以高速路、高铁、住房和汽车为终端的产业群。住房和汽车市场的形成，说明中国和世界产业的前沿已经比较接近了。在发达国家，住房和汽车依然是主要的实物消费品，汽车、住房的销售量仍然是其判断消费者信心的重要指标。高速路、高铁直逼美国，甚至超过美国。第五波，今后的发展动力来源于新型城市化与新兴工业产业升级，滚滚洪流不可阻挡。第六波，用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向亚非拉投资，完成中国的“马歇尔计划”。打破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增强受援国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丁宁宁提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基础设施建设和帮助第三世界工业化是双赢的国际大战略，一改只买美国债券的蠢行。在中国经济持续30年高增长之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的支撑性因素已经在发生变化：第一，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我们30年维持低人工成本是不太可能了。第二，技术来源将会出现问题。经过30年的高增长，中外的产业差距大大缩小。我们现在需要买的技术往往是国外企业正在使用的技术。国外企业如果把自己正在用的技术卖出去，他们自己就很难生存了。现在，国内资金很多，但大家普遍反映没有好项目，没好项目的后面是没有新技术。新技术的来源，只能依靠自己。那种“中国人口、资源、改革三大红利耗尽”的说法，是不对的。当前一些唱衰中国的论调不应轻信。人口红利可以通过劳动者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升继续获得；改革红利可以通过不断深化改革继续获得；土地、矿产资源虽然会减少，但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用之不竭的资源。所以，中国新的竞争优势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良好的制度环境。中国13亿人口，一半以上还是农民，没有人口红利？说不过去。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被削弱是相对而言的。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被削弱是与更不发达的国家相比，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层次上去比。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层次之上，我们的竞争对手将是发达国家企业。与这些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成本仍然有优势。
最新公布的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达到7.8％。这是在国内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取得的好成绩。这个数据及其背后反映出的发展潜力：第一，中国第一产业的产值潜力远远没有得到有效释放。统计数据表明，中国2012年第一产业总产值仅5.24万亿元，远远低于第二产业的23.53万亿元以及第三产业的23.16万亿元。中国目前依然是个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六亿人口的超庞大农业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占比依然太少。对中国而言，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基本国情是：保证和巩固农业基础经济的稳定，是保证第二、第三产业顺利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第一产业借镜荷兰，它不仅可以成为现代化高附加值的农业，而且也可以成一种新能源产业。第二，未来国际环境不会有太恶劣的发展趋势，国际纷争影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不会成为主要威胁。2003~2008年，中国经历了两位数的高速发展黄金期。2003年GDP增长达10％，当时国际反恐斗争如火如荼，地区战争激烈爆发；然而，在随后2004年、2005年中国GDP分别达到10.1％和10.4％的增速，并在2006年、2007年保持着两位数的“中国速度”。可见，局部战争基本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在网络业、服务业、基础设施、交通通讯和金融业方面的发展空间很大，有望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这么有利的天时，中国决不能错过。第三，中国还有70％的人是穷人，人均GDP只相当日本的1952年，穷人的收入提高30％，GDP可翻一番。城镇化、农民进城，大西线调水再造一个中国。新再生能源，开发升级。基数大了，每年GDP7％的增长就相当于过去18％的年增长，夫复何哉！尽管人们对于人口红利减弱、生产成本上升、贫富差距加大等不利因素的存在表示担忧，但随着相关企业进一步国际化、现代化、人性化、管理的科学化，上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会得到进一步稀释和化解，成为解放生产力的新动力。
不少人总寄希望提高市民消费来提升经济指数，但国家层面的消费才是起主导作用的。所以，保证和完善国家层面涉及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将决定中国未来几年能否保持高速的关键所在。如果2008年中央的四万亿元和地方的十多万亿元换个用法，解决老百姓的新“三座大山”它所创造的GDP肯定是环保的、，绿色的、节能的、低碳的。改革的成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中，中央有了困难，可以找省级政府商量；省级政府可以跟市级政府商量；市级政府可以跟县级政府博弈；县级政府可以找乡镇政府商量；乡镇政府可以卖集体财产，还可以集资。但是，对老百姓来说，事情就完全两样了。原因很简单，他们作为最基层的经济单位，找谁博弈去？在当时的改革措施中，最有魄力的莫过于当时的国企改制。所有的
国有企业之中，对于大企业和重点企业采取“抓大”政策（全力支持），而对于中小企业则采取“放小”的政策（放手私有化，交给私人资本去经营）。对于工人，其做法是，大量国企工人下岗，以少量资金对其龄实行“买断”，从而推向社会，令其自谋职业和出路—这是“尴尬年代中最尴尬的人”所承担的重担和成本，但是这绝非全部。这引发了一个个意想不到的效应：
第一个效应，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从此淡出历史舞台，他们的位置渐渐由农民出身的打工者（农民工）代替。这些农民工吃苦耐劳，能够接受最低的待遇：因为他们在家乡的土地，可以为他们提供微薄但实实在在的最后保障，使得他们可以接受城市原有产业工人所不能接受的最低待遇。第二个效应，是作为第一个效应的结果而产生的，那就是中国企业的负担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雇用农民工的企业，除了每月几百元的工资之外，不必再为员工提供任何待遇和福利，这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成本优势。这一“优势”是如此突出，从而将企业的人工成本压到了最低—低到了全球投资者都眼热、眼红的地步。形势已经如此明显：一旦阻碍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藩篱被打开，他们就会蜂拥而入，来分享这全球最大的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