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全国两会已经开启，本文汇总了此次两会涉及到的有关“博物馆、文物、美育、文化遗产、文旅” 相关提案建议及相关新闻报道。
陈红彦：尽快推进古籍保护立法
36年来，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陈红彦一直从事古籍保护相关工作，如何更好地做好古籍保护，一直是她关注的问题。“古籍保护有针对载体本身的原生性保护，也有以文献迁移、利用、活化为特征的再生性保护，古籍具有文物特性的同时，还具有书的特性，保护的同时，需要传承、传播、利用，实现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服务现代社会建设的作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陈红彦表示，古籍多为纸质，具有退行性改变、易损、不可再生等特性，使用中需要科学有效保护。
陈红彦介绍，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在十多年的古籍保护工作中，取得了成绩，也遇到了瓶颈。分析古籍保护的难点，陈红彦坦言，“主要是管理模式、人才队伍、经费、保护与利用的矛盾等问题，尚未形成古籍工作需要的科学保障体系。法律的缺失和管理不善,造成经费无法保障，珍贵古籍与公藏机构擦肩而过，流入民间管理不善造成丢失损毁。”
“2022 年中办、国办联合发布《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古籍工作迎来难得的历史机遇。从法律层面上对当前已经在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和规范进行确认和完善，建立长效机制，长期科学有效发展。对机构、个人不利于古籍安全传承利用的行为,进行警告、处罚、制裁，责任清晰，赏罚分明，形成爱护古籍的自觉，很有必要，也正当其时。”陈红彦说。
为此，陈红彦在今年两会期间将提交“关于尽快推进古籍保护立法的提案”，建议以法律手段规范古籍的存藏利用，让古籍工作有法可依，让古籍保护更加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立法要覆盖古籍工作的生命全流程、保障古籍在正确的保管利用手段下安全传承，同时合理利用，彰显文化大国实力。
“各级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按比例提取专项经费，用于古籍工作，使古籍工作开展可持续有效。对从事古籍工作的机构和人员给予基本保障和政策支持。”陈红彦说，各级各类机构及人员，共同执行古籍相关法律，以法制的力量保障古籍的有效传承，应该是新时代古籍保护工作的特征。
们发延：让主题展馆发挥更好更大的宣传教育作用
提起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民族文化宫党委委员、副主任们发延，始终绕不开一个词——少数民族。他是阿昌族同胞;得益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如愿来京读书;所学专业是民族学;1988年毕业至今一直从事少数民族文博事业;他还是少数民族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工作在民族文化宫。
“我三十多年来，都在干一件事，就是民族文博事业。作为我国民族文博事业发展和繁荣的见证者，我深感荣幸和责任重大。”们发延委员说，民族文博事业，具体来讲包括民族文物的征集、收藏、展览、研究、管理和宣传教育，这些方面的工作们发延都曾参与。
而他讲得最多的是他早年间从事的民族文物征集工作。“三十年前我们的交通不像现在这样便捷，去少数民族地区征集文物，翻山越岭是家常便饭，有时还需要骑马。”们发延头部右侧的一块伤疤，就是他征集文物时的一次翻车事故所致，类似的交通事故，他记忆中至少有三次。
“民族文物工作，既是文物工作，也是民族工作。”们发延说：“做民族工作，不与少数民族同胞推心置腹，不与他们交朋友，是做不好的;做民族调查研究，怕危险，不敢深入当地，是做不好的。”尽管一年当中有小半年在外面，风餐露宿，条件艰苦，但当征集到所需的文物时，当和少数民族同胞打成一片时，当他把国家的文物政策告诉少数民族同胞，他们深明大义拿出文物支持工作时，们发延的喜悦无法用语言形容。
工作中有热闹的场景，也有冷清的时刻。们发延提及，相比文物征集，文物的分类、收藏和保护工作最需要“坐得板凳冷”。耐得下寂寞的他，几年间独立完成了20余个民族的馆藏文物的编目建档和分类工作。13个文物库的藏品，每一件他都如数家珍。
而最考验创意的是策划展览工作。们发延先后负责、参与、组织过370多个展览。“这些展览，受到各界高度重视，社会效益显著，为我国民族政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积极贡献。”
提到工作中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们发延告诉记者，是他任民族文化宫博物馆馆长期间参与推动建立了中国博物馆协会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我国民族和民族地区博物馆事业发展很快，但是这些博物馆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和沟通渠道。成立这个专委会，也是几代民族文博人的夙愿，对于联络民族和民族地区博物馆作用很大。会员数已经由2006年成立之初的20多家变成现在的170多家。”们发延委员说。
今年首次担任政协委员的们发延，虽是政协新人，但对政协并不陌生，在他眼中，政协是一个人才荟萃、凝聚共识的好平台。“我要充分借助政协这个平台，把大家的共识凝聚到民族文博事业的发展上来，凝聚到讲好民族文物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上来。”
在准备提案时，们发延委员特别关注了各地在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馆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不足之处。他认为，各馆在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和具体内容方面存在一定难度;对于如何在展陈中讲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存在用什么讲支撑不多、怎样讲力度不够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我们一定要让这些主题展馆发挥更好更大的宣传教育作用。”们发延委员说。
在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六朝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宋燕看来，“当代表”不仅光荣，更有如山的责任。“我作为新当选的本届全国人大代表，在进行了深入调研学习后，深深地感受到肩上的责任重大。我会认真履职尽责，为民发声。”
广泛听取民声、了解民意后，宋燕整理出四条建议，其中与她工作关联最密切的是“在南京建设中国长江文化博物馆”。“其实，南京市博物总馆从去年已经启动前期的建设工作。去年下半年到今天，我和工作专班的同志们已到全国一些城市走访了20多个博物馆。”宋燕告诉记者，走访调研后，他们正在开展有关长江文化的内容梳理及与之相关的课题研究。
“走访调研不停歇，我一直在‘忙活’的路上奋进。”除了参与中国长江文化博物馆建设前期大量筹建准备、课题研究等工作，宋燕还负责所任职的南京六朝博物馆的各类展览展示、研学教育活动。宋燕介绍：“我们博物馆展现了新开局新气象，展览和活动已经排到了年底，最近，还结合学雷锋志愿服务招募了新一季的小志愿者。”
今年的全国两会是在党的二十大后首次召开的全国两会，宋燕做好了充足准备参与盛会。“我回到南京后，一定和所有文博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一起，学习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讲好发生在南京的文化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宋燕说。
关于全国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将线上博物馆公开课纳入必修课的提案、关于提高完善乡镇村史馆的提案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乡镇村史馆的建设意义重大，既是一种历史的传承，更是一种文化的记忆。首先，乡镇村史馆是中国人民寄托乡情的媒介，通过对乡村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奋斗历程的展览展示活动，不仅可以增强人们的乡土归属感，更能引领广大青少年不忘初心，承袭发扬优良传统，凸显思想教育价值。其次，乡镇村史馆是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乡村的文化记忆多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保留，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独具特色的民俗习惯，延续百年的民间文化等都深深植根在人们的记忆里，因此我们要不断加强文献的整理工作，让乡镇村史馆成为优秀文化、优良传统的载体。
鉴此，我建议要进一步提高完善乡镇村史馆建设，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新名片：
一是加大对乡镇村史馆的扶持力度，增加财政和政策支持，积极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到建设中。
二是积极组织省市县级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等对乡镇村史馆开展对口文化帮扶，发挥引领辐射作用，通过省市县文旅部门定期举办培训班，利用讲解、参观、讨论等方式培养乡村文化人才，共同推动乡镇村史馆建设。
三是拓展乡镇村史馆的展览内容，在策展中不仅包含历史沿革的内容，更要兼顾地方文化性和艺术性，尤其要展示地方区域独特的文化特征、发展旅游资源、艺术资源，以突出地域特色推动乡镇村史馆融合档案馆、方志馆的功能和特点。
四是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乡镇村史馆相结合，组织有关专家深入基层，走进田间，深度挖掘地方的历史文化，丰富陈列展览的形式，增强参与互动性，提升群众文化参与度满意度。
诺敏：抓住复兴机遇 在新首钢园建立中国钢铁博物馆
“一座大型博物馆能够给一个地区带来复兴的机遇!”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副主任医师诺敏呼吁，在新首钢园建立中国钢铁博物馆，打造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
“新首钢园占地8.63平方公里，它的改造更新标志着原有园区从工业性向城市性的彻底转变。”诺敏说，我国钢铁企业纷纷建立以钢铁为主题的博物馆，例如宝钢、武钢、太原钢铁、鞍山钢铁、首钢等，但是这些博物馆不能综合中国钢铁发展之大全，不能站在国家的层面反映我国钢铁事业发展。北京市正在打造博物馆之城，新首钢园具备建设中国钢铁博物馆的硬件环境，园区内留有丰富的工业文化遗存和较为完整的工业整体风貌，如厂房、高炉、冷却塔等，利用这些工业遗存，可以很好地展示“钢铁”特色。
诺敏建议，在新首钢园建设一所以近现代工业为主题的中国钢铁博物馆，延续以保护老工业遗产为重点的转型路线，保留首钢园具有特色的建筑形象，并将博物馆功能外溢与城市空间、功能充分融合，以带动上下游产业及城市功能发展为目标，打造一所尊重工业历史、赋予时代解读、唤醒往昔记忆的中国钢铁博物馆，由此纪念中国钢铁工业的更迭发展。
51年前，长沙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震惊中外。透过这座西汉“文化宝库”，我们得以窥见两千年前的社会万象。51年来，对马王堆汉墓的保护、研究与开发一直在持续。
“有关马王堆汉墓的故事，我们有义务让千年‘国宝’焕发新彩。”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盟湖南省委会主委何寄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把长沙马王堆这张文化名片带到北京去，向全世界进行宣传。
在这位新任全国政协委员看来，作为楚汉名城、屈贾之乡，长沙名胜古迹众多，长沙马王堆汉墓这座西汉“文化宝库”更是蕴藏着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社会万象，在国内国际考古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具备打造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示范工程的基础条件。
从“云游敦煌”“数字故宫”到虚拟博物馆、智慧博物馆，再到文旅元宇宙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加速落地，中国文博领域正加速走向深度数字化。近年来，湖南博物院不仅开发出马王堆汉墓IP数字文创体系，上线多款数字文创产品，还携手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打造了马王堆汉墓复原动态展演《一念·辛追梦》，让现代人更好地读懂马王堆文物故事。
今年1月，因提质改造关闭约3年的马王堆汉墓墓坑遗址重新开放，吸引不少热爱历史的市民游客前往参观。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以数字技术为承载展现全景文化，推动历史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将迎来大好时机。”何寄华建议，以国宝级马王堆考古成果开发利用为基础，以湖南省博物院数字化升级为载体，推动文博、文旅、文创产业链融合发展，把长沙打造成具有世界影响的汉文化中心。
“以点带面，构建‘多文一体’融合发展新路径。”何寄华说，要以马王堆汉文化保护开发利用为纽带，统筹整合省、市相关文化资源，打造连接文物与个人、文博机构与其他单位、文博管理者与社会大众的“共享共创”。如推动文旅全域融合。支持湖南博物院、烈士公园、浏阳河、马栏山公园联动共创发展，变“单打独斗”为“联合作战”，通过馆、园、河、区四维共振，形成入博观展、入园休闲、沿河游览、入区体验的“四位一体”实景体验，打造“听汉歌、赏汉乐、观汉舞、穿汉服、吟汉赋”的沉浸体验活动。
“进一步推动马王堆文化在世界文化界‘出圈’‘出彩’。”何寄华认为，要以新促造，提升“产品矩阵”国际传播影响度。立足马王堆文物蕴含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推动文物产品的创新性呈现和创造性挖掘，培育良好文化创意生态，探索开发数字化新产品，做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
“从动态复原辛追夫人风貌，到‘置身’楚汉名城长沙的汉文化生活场景，再到购买一件素纱单衣的数字藏品……万物皆可沉浸。”何寄华表示，要以数赋能，打造“迭代新生”文化遗产生命力。通过建设数字基因库，实现文化遗产从实物“存量”转换为数据“增量”，夯实文化遗产数字底座。可运用数字孪生技术、考古现场3D纪录系统、3D打印技术、图像AI拼接修复技术、文物库房数字化技术等手段，对马王堆文物、马王堆汉墓遗址、古籍等进行数字化存档，建立马王堆文物大数据资源库，为后续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提供源头活水。用虚拟数字复原楚汉名城长沙的汉文化生活场景，塑造虚拟数字马王堆文化遗产代言人，创造马王堆文化遗产商业新消费场景，等等。
汪万福：近80载炼成敦煌文保技术将与全球分享
跻身国际先进水平的敦煌文保技术，如何更好地一展所长?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全国人大代表、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部副部长汪万福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历时数十年国际合作“修炼”而成的成套敦煌文保技术，将率先在“一带一路”沿线推广应用。
作为目前中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跨区域范围最广的文博管理机构和全球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敦煌研究院经过近80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和数十载国际合作，不仅让“病患缠身”的敦煌莫高窟“转危为安”，在文物保护过程中还总结出了针对不同文物的各种保护技术。
被誉为“东方艺术宝库”的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交汇融合了世界四大文明印记，但以民间营造为主体的千余年历程充满坎坷，伴随着兴起、废弃、重生的跌宕命运，直至官方实施管理近80年来，才逐渐重现生机。
“在莫高窟扫沙子”是几代扎根莫高窟的老人时常挂在嘴边的初识记忆，这也反映了彼时这处古老遗产不容乐观的保护现状。守护莫高窟逾30年的汪万福亦有类似刻骨铭心的经历。
“清理积沙、加固崖体、修复壁画……”汪万福说，“先救命、后治病”是莫高窟被纳入官方保护后面临的燃眉之急。20世纪60年代，莫高窟保护迎来捷克斯洛伐克文保专家的现场授学，由此开启了敦煌文保技术的国际合作之路。
此后数十年间，敦煌研究院与海外各类机构的交流合作不绝，比如与美国盖蒂基金会、盖蒂保护所长达30年的友好合作，已成为中国文化遗址领域国际合作典范。
“通过国际合作，解决了不少问题。”汪万福说，敦煌莫高窟风沙灾害获得缓解，“云淡风轻”渐成常态;莫高窟预防性保护监测预警体系初具规模;完成289个洞窟数字化摄影采集，140个洞窟和7处大遗址三维重建。
汪万福说，敦煌研究院先后与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法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家机构以及国内40多家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持续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全方位探索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问题，培养了一大批在石窟、壁画、土遗址和文物数字化保护方面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
近年来，敦煌文保技术不仅承担了百余项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抢救了大量濒危古遗址，还引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发展方向，瞄准国际文保领域前沿热点，与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富汗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达成合作意向，成套文保技术将在当地推广应用。
“通过科技赋能文化，让敦煌文化融入大众生活。”汪万福表示，先后上线的中英文版本“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了敦煌石窟30个洞窟整窟高清图像的全球共享。未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数字图像进行解析，可更好扩大和提高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新研究方向。
王瑞霞：让文物在数字化中“活”起来
“2月3日，和青州法院张金华院长围绕法官权益保障、法院工作服务经济发展交流了看法;2月8日，在新建的青州市博物馆，和青州检察院张春岳检察长谈到文物保护工作时，他们表示可尝试在博物馆设立检察官工作室……”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青州市博物馆研究馆员、青州市政协副主席王瑞霞一直与“两院”保持密切联系，积极开展监督工作，并就文物保护提出“设立文物警察”等建议。
文物是历史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物质载体，也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32年如一日，王瑞霞坚持奋斗在文物保护工作一线。在她看来，积极打击文物犯罪的目的不只是惩治犯罪分子，更要起到震慑作用，从而形成保护文物的社会共识与良好氛围。
在调研中，王瑞霞切身感受到当地打击文物犯罪的工作能力不断提升。“无论是警员力量配置，还是文物公益诉讼，都有很大进步。”她特别提到，去年8月，潍坊市公安局打击文物犯罪青州工作站揭牌，“相信一定会带动全市打击工作整体跃升”。
王瑞霞认为，相比积极打击文物犯罪，文物数字化保护需要更多关注。“文物数字化是对文物进行全息记录的工作，是文化资源长久保存并得以发挥更大作用的基础性工作，也是‘让文物活起来’的基础性工作。”她说，文物倘若不小心被破坏，可以通过高质量的文物数字化档案“复活”。
围绕这一领域，王瑞霞展开了长期调研。“建立文物数字化保护的标准，是重中之重。2020年全国两会，我提出建议，尽快出台文物数字化的国家标准，使文物信息采集标准统一，减少资源、资金浪费;在国家层面组成专家组对文物资源的产权保护进行研究，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让文物资源利用做到规范有序。”她告诉记者，建立国家标准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需要经过广泛调查与充分研究。去年，国家文物局主导召开了文物数字化标准制定讨论会，目前这一工作正有序推进。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聚焦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王瑞霞每年都会带着精心准备的建议赴京参会：2018年，她提出“关于在县级文博系列设正高级职称的建议”;2019年，她带来了“关于进一步厘清基层文物行政事业单位职责的建议”;2021年，她就文物部门人员核定提出建议……
让她欣喜的是，2021年，县级文博、图书、新闻、档案等以前未设立正高职称的单位，明确了正高职称设置比例。“这对基层专业技术人员是极大的鼓舞，也让我倍感振奋、深感责任重大。”王瑞霞说。
徐星：精准分类施策，完善科学类博物馆体系
自然科学类博物馆是国家科学普及的重要场所，长期关注和积极投入青少年科普工作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云南大学古生物研究院学术院长徐星，去年以来把调研的重点放在了如何分类施策，精准支持国内不同类型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建设，从而更好发挥科学普及作用上。
让徐星欣喜的是，随着公众对自然科学话题的关注和探知兴趣的增加，现在国内有城市出现了地理位置灵活多样、馆陈布置独具特色、更贴近公众接受程度和口味的民营类自然科学博物馆。“希望国家相关部门应通过精准施策，支持他们更健康地发展下去。”徐星说。
如何解决现有各类型博物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徐星通过广泛调研，建议对国家公共自然科学博物馆进一步扩大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在其中的运用，把博物馆现有的科普教育资源由集中式分布转向分散式分布，从传统的集中式展示标本和传播知识转向分散式科普，并建立专项基金来推动优质科普资源通过数字化技术，转移和分配到小微博物馆，惠及更多民众。
对于民营类自然科学博物馆，徐星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出台扶持政策为民营和其他企业化运作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的建设和运营提供各类优惠政策，建立专项基金，并积极为民营自然科学类博物馆提供专业人才资源等方面的支持。
“如果未来中国大中城市和乡村，百姓都能有机会走进富有科学养料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我国的公众科学素养才能真正得到提升，才能实现全民科学普及的目标。”徐星说。
民盟中央建议制定文博单位文创人员职称评定细则
民盟中央拟在2023全国两会上向全国政协提交《关于促进博物馆文创产业发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提案》。民盟中央建议，首先要尽快修订《博物馆馆藏资源著作权、商标权和品牌授权操作指引(试行)》，完善文博文创授权机制，建立起以授权为主的文创开发模式。其次，加强产业政策文件的可执行性。再次，引进、培养人才，制定文博单位文创人员职称评定细则。最后，加大文博文创知识产权方面的工作力度。
李骏虎：建议建设华夏文明博物馆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李骏虎将提交题为《关于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山西段建设华夏文明博物馆的建议》的提案。“就山西而言，应该立足黄河文明孕育出的三晋文化和丰富的历史文物资源，加强对黄河文化的研究阐释和主题展示。”李骏虎建议，在建设黄河文化公园山西段总体规划布局中，在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沿线合理选址建设“华夏文明博物馆”，展示中华文明的源流和伟大，并组建专门的黄河文化研究机构，整合力量，培养专家研究团队，比如在山西省社科院增设黄河文化研究院，深度挖掘山西黄河流域文化资源，讲好黄河故事。
吴向东： 用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导青少年学党史、悟思想、立志向
3月4日下午，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吴向东在“委员通道”回答记者提问时分享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作为学习传承党光辉历史的重要载体，为引导广大青少年学党史所作的努力和将要开展的工作。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第一次全方位、全过程、全景式地展现了党的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历史，展示了党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和理论探索史，在首都北京伫立起了一座红色新地标。”吴向东说。
从2021年6月18日正式开馆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接待社会观众150多万人次，社会团组5000多个，其中五分之一都是青少年。“孩子们走进展览馆的展厅，都会主动来到英烈的展板前学习致敬，特别是听到讲解员深情讲述赵一曼烈士在就义前写给儿子的诀别信时，都会为之动容，被革命先烈的崇高品德和浩然正气所感染、所打动，深切感受到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吴向东动情地说，许多青少年在参观党史展览馆之后纷纷写下留言，表达了“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吴向东表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作为权威系统的红色教科书，鲜活立体的红色基因库，精彩纷呈的红色大课堂，让前来参观的孩子们感到有形、有神、有趣，成为学党史、悟思想、立志向的重要阵地，很好地发挥了筑牢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作用。
为更好地引导广大青少年学习党史，吴向东介绍，我们要紧紧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从三个方面下功夫，着力引导青少年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让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红色展馆，放大红色效能。
首先是要把看展览和思政课结合起来，运用好各种展览元素、文物实物，鲜活生动、用心用情地讲好党的故事，讲好革命先辈的故事、英雄模范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引导孩子们在看展览的时候加深对课堂所学的历史课、语文课、思政课这些知识的理解，把红色资源融入教学实践，把红色的基因融入孩子的血脉，让思政课活起来，更好地发挥立德树人的重要作用。
其次是要以有意思的形式赋予有意义的内涵。要坚持守正创新，用好新技术新手段，打造沉浸式的体验项目，提高看展览的参与性、互动性，还要开通网上展馆，用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增强参观展览的吸引力、感染力，只有入眼入耳，才能入脑入心，在潜移默化中增强青少年对党的认识和感情，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第三是以仪式感增强使命感，我们在党史展览馆举办入党、入团、入队的仪式，让孩子们参加，在庄严神圣的殿堂里理解共产党人的奋斗和奉献，感受新时代的自豪与荣光，感悟新征程的梦想与追求，引导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做新时代奋发有为的青少年，让红色星火代代相传。”吴向东说道。
谢子龙：加强新时代青少年摄影艺术人才培养
随着手机的普及和拍摄功能的扩展、提升，社会已经进入全民摄影时代。摄影在个人层面，成为人民群众记录美好生活、表达情感、体现追求、展示文化艺术修养的重要手段;在文艺层面，成了记录时代的重要工具，是新时代中国叙事体系中有效的传播方式和手段。摄影教育作为艺术教育重要分支，以形象的力量和美的境界促进人的审美和人文素养的提升，是培养学生想象力和创新思维等的重要课程，承担着提升全民美学素养，为摄影、设计、电影、多媒体影像艺术的发展培养后备军的战略功能。但由于多种现实原因，我国青少年摄影教育一直摸索前行但尚未形成规模。
一、主要存在问题：
1、学校重视程度不高
摄影项目专业性强、学习难度大，同时需要多样化的实践环节。这牵涉到一系列包括学生外出的审批、活动场地的选择和组织、经费的保障等考虑因素。这些都制约着学校的教学进程。因此，不少学校更倾向于选择体育、音乐等更传统、更大众、更宜于实施的项目。整体上看，造成学校重视青少年视觉审美培养程度不高的局面。
2、师资力量得不到保障
担任摄影教育的老师不但要有专业的摄影技术，还要有专业的教学水平。两者兼备、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极少。一门课程如果师资得不到保障，其推行自然不会有效果。
3、整体学习氛围不浓
大部分家长对于孩子学习摄影的支持度不高，特别担心孩子沉溺娱乐耽误学习成绩。同时，高校摄影专业的开设不完备，很多场馆、展览要收费，费用门槛也使得家长不愿意支持孩子学习摄影。以上种种，导致青少年摄影教育整体氛围不浓。
二、建议如下：
为了推动青少年摄影教育形成专业性、规范性、系统性体系，为青少年多开一扇看世界的窗户，以摄化人、以影育心，达到培根铸魂、增慧启智的目的，同时为国家培养青少年摄影人才队伍。建议：
1、定期举办全国青少年摄影比赛、摄影展。适时可设立国家青少年摄影艺术专项基金。由教育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牵头，联合中国摄影家协会，定期举办全国范围内的青少年摄影比赛，为青少年摄影爱好者提供良好的交流平台，发掘、培养、推介我国才华横溢、独立创新的优秀青年摄影人。定期举办摄影展，鼓励青少年捕捉生活经典图景、记录世界的变化。
2、各地青少年宫开设专门摄影课程，并鼓励支持各级学校成立学生摄影兴趣小组。青少年宫是培养艺术幼苗的摇篮，应该开设摄影课程，专门面向有兴趣的青少年开展摄影实践教育。各地教育部门、各级学校应支持鼓励学生成立摄影兴趣小组，由学校老师组织学生参加实地调查、新闻采访等摄影活动，提升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艺术创作能力。
3、摄影家协会要定期为青少年义务开展兴趣讲座。文联系统主管的各地摄影家协会应定期安排会员主动走进校园，面向青少年组织义务讲座，为青少年讲解摄影知识及技巧。同时与学生进行互动，用现场教学、作品展示的方式，引导学生精准把握摄影主题，突出重点、合理布局，鼓励学生发现抓拍美好、定格光影。
4、各地公益艺术展馆定期面向青少年举办免费的专场展览。各级党委和政府应扶持和鼓励各地公益艺术展馆定期为青少年开放不同主题的专场展览，让青少年了解更多丰富的摄影文化，获得更好的艺术体验，吸引更多青少年学习摄影。
5、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强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和指导教育公益慈善组织对支持青少年摄影艺术创作的力度。将学习摄影作为推进新时代美育工作重要途径之一，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审美观，积极参与创造美，努力培养更多具有美学素养的文化艺术人才。
吴为山：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发展全民美育
近年来，美育持续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美育作为一种促进人的各种能力全面、协调、和谐发展的教育形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发展全民美育。
吴为山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融汇，滋养全民焕发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新时代美育的目标是什么?美育如何落地教育教学实践?为此，吴为山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要把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以及终身教育的概念融汇起来。学校中的艺术教育可以把博物馆、美术馆、大剧院等公共文化机构设施，作为学校艺术教育课堂的重要阵地。
二是要重视对群众审美能力和价值观的引导。吴为山建议，通过加强社区这一社会美育重要阵地，借助社区公益广告进行美育宣传。充分利用好社会资源，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全民美育的各方面、各环节，将美育上升到全面育人高度来认识和实施。
三是做好全民美育是一项润物无声的系统工程。公共文化机构还应该为青少年、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提供好服务保障，通过完善绿色通道，让特殊人群感受到温暖。此外，要激励、鼓励全社会，在美的熏陶下丰富生活，践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社会主义文化铸就新的辉煌。
张运凯：建议将泥河湾研究列入“考古中国”等国家级课题
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全国政协委员、石家庄市政协副主席张运凯带来提案《关于持续加强泥河湾研究和保护利用工作的建议》。
张运凯建议，为加强专业人才支持，将泥河湾研究列入“考古中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国家级课题中，持续强化考古发掘研究;提升河北师范大学泥河湾考古研究院和河北地质大学泥河湾地质环境研究院的研究力量和人才培养力度;鼓励地方政府制定人才吸引政策，引进、培养本地科研力量，保证研究的可持续性发展。
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境内的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遗存丰富，古人类演化的文化序列完整，是探索东方人类的起源之地。
张运凯发现，泥河湾研究和保护利用存在几方面的问题。其中，专业人才匮乏。国内常年直接从事泥河湾第四纪、古人类研究的专业人才相对较少，近年来发掘频度和面积较小，考古发掘力度明显减弱。河北泥河湾遗址群保护区管理委员会设立了泥河湾遗址群研究保护机构，但是规格较低，难以招到专业人才。
资金支持不足。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作为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功能区提档升级、周边配套设施建设、生态绿化、发展乡村旅游、景观农业提升等一系列工程需要不断推进，亟需项目资金支持和专业指导。
此外，宣传有待加强。近年来泥河湾品牌宣传取得长足进展，但很大程度局限在学术专业层面，大众认知度不高、吸引力不强，缺乏整体策划、包装和持久宣传推广。
张运凯建议，首先，加强专业人才支持。建议加强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内顶级科研机构与河北文物部门的战略合作，将泥河湾研究列入“考古中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国家级课题中，持续强化考古发掘研究;提升河北师范大学泥河湾考古研究院和河北地质大学泥河湾地质环境研究院的研究力量和人才培养力度;鼓励地方政府制定人才吸引政策，引进、培养本地科研力量，保证研究的可持续性发展。
其次，深化保护利用工作。建议设立泥河湾保护利用工作专项资金，给予政策支持，持续提升保护利用能力和水平;支持当地政府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项目包装打造，尽快推进4A、5A景区创建，以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带动当地居民就业增收，助力当地乡村振兴。
最后，要做好品牌宣传工作。建议将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申报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组织专人编写科普教材，设计研学路线和讲座课程;建设泥河湾数字博物馆，进行线上互动宣传，全方位提升影响力;尽快启动泥河湾申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前期工作，明确申报相关各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制定申报计划和时间表。
据悉，泥河湾遗址群考古科研成果丰硕，登记的旧石器遗址数量由2012年的156处增加至现在的300多处，马圈沟、飞梁、马梁、后沟遗址建立起直立人阶段的地层序列和文化序列，发掘期新增出土文物标本10万余件，早期现代人、农业起源阶段遗存极大丰富，下马碑遗址四万年前早期人类使用颜料的证据在国际顶级期刊Nature杂志发表，国际影响力极大提升，以“本地演化为主、吸收外来文化影响”的人类演化路线与模式日益清晰。2023年底，泥河湾遗址博物馆主体及其附属设施将完工。
杭侃：加强文化遗产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
“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需要相应的学科支撑与人才培养。”作为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长期奔走在文化遗产保护一线的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深知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为此，在今年两会期间他将提交加强文化遗产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建议，切实为提升文化遗产保护蓄力。
杭侃回忆，新中国成立之初，考古人才奇缺，面对大规模基本建设中考古工作的需求，1952年北京大学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考古专业，并在国家文物主管部门的指导下，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办了四期考古人员短训班，为新中国考古事业培养了一批亟需的人才。改革开放后，国内迎来了新一轮的建设热潮，山西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陆续创办考古专业。
“考古资源被发掘出来之后，如何保护?如何在更大程度上被公众所认知?如何更好地转换为当代社会教育资源乃至经济发展资源?”杭侃的发问让人深思。
“随着考古学科的迅速发展，2011年，考古学从历史学的二级学科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这种变化一方面意味着考古学学科体系的成熟，另一方面也给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新问题。”杭侃表示，目前，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在“考古学”一级学科下自设文化遗产相关专业，表明国家对文化遗产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已经开始重视。但在考古学内部开设文化遗产相关专业之时，所设置的课程仍偏重于考古学基础研究的部分，对于文化遗产的价值研究、本体保护、文化遗产资源的转化利用等问题，所开设的课程缺乏系统性，受重视程度有限。
杭侃认为，文化遗产不仅有考古类文化遗产，还包括建筑、景观、聚落、文化线路等多种文化遗产类型，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与互动在现有的考古学科体系下很难得到充分体现。同时，想要保护好一处文化遗产，不仅需要考古学相关知识，还需要更加广泛地吸收历史学、博物馆学、传播学、建筑学、化学、艺术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营养，以文化遗产的价值特性和保护需求为核心，开展跨学科的研究。
“如果仅将文化遗产相关专业作为考古学下设二级学科，不利于跨学科研究的开展，难以发展体现交叉学科特性的文化遗产理论，无法真正培养适合当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需要的人才。”为此，杭侃建议，要加强我国文化遗产学科建设，强调文化遗产学科的交叉性和应用性，完善文化遗产学科的课程体系和学生培养机制，必要时成立国家遗产学院，为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提供人才和学术支撑。
顾万发:完善仰韶文化和中华文明起源关联性研究
“仰韶文化全国共发现5000多处遗址，持续时间长达2000年左右，处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区与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关键阶段”。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市文物局局长顾万发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仰韶文化“东到大海，西至甘青，北抵阴山，南达长江”，拥有广阔的分布空间，对于认识中华文明具有重大价值。
记者了解到，顾万发以主要成员参与或者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国家重大项目，并参与负责中埃、中罗合作的“中华文明走出去”工作。他认为，仰韶文化是中国最早认识并命名的一支史前考古学文化，与国内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等著名考古学文化有诸多交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质形成的早期生动实践。
不限于国内文化交流，仰韶文化还向西传播，与东进的黑海岸边等地的特里波利-库库特尼文化，共同开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开创形成“彩陶之路”，成为早期中西方交流的首要通道。
顾万发介绍，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了一支考古队，在罗马尼亚进行考古发掘。这是中国第一支在东南欧从事田野考古的专业队伍，主要目的就是探究这条“彩陶之路”的具体内涵。
“目前，虽然仰韶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有一定研究基础，但还是离散和随机的，缺乏学术研究中考古与其他学科的真正整合。”顾万发说，需要强化集中力量攻关的高端团队和有重点的专项引领，健全学术竞争机制和奖励机制。
为此，顾万发建议，应在仰韶文化资源丰富和有一定学术基础的地方，成立仰韶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国家级研究中心(高等研究院)，完善仰韶文化和中华文明起源关联性研究，充分发挥团队优势、集成化优势、专业化优势、机制优势，着力仰韶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有效提升整个学术界有关中华文明早期起源和形成问题的学术水平，引领学术科研机制的重塑性创新。
顾万发表示，研究中心可以实行省部共建，运营经费主要由地方财政投入，同时争取国家科研经费支持和社会公益文化基金支持。采取重大课题招标机制，公开招聘国内外学者进驻，按照竞争机制考核。建立学术成果发布机制，及时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创新建立学术成果转化机制，助推当地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发挥文化的独特生产力。
关于研究中心的选址问题，在顾万发看来，郑州可能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他进一步说，郑州位于黄河中下游交汇处的郑州，“天地之中”的区位优势和文化优势明显，是“河洛古国”的核心范畴，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代表。
王春法：数字展示让文物“活起来”，让中华文化传播得更远
现在说到智慧博物馆，往往和信息化“划等号”，这是不对的。“智慧博物馆”，我们一直强调的是智慧管理、智慧展览、智慧服务。国家博物馆从2018年开始推动智慧国博建设，我们按照5条技术路径来推进，即透彻感知、泛在互联、智慧融合、自主学习、迭代提升。
比如透彻感知，包括对文物的管理要做到知晓文物的各种状况，对观众要做到实时了解，如观众在馆内的位置、行为等情况;对馆舍要做透彻的感知，了解馆里发生的一切;泛在互联则是感知的数据能够通过网络及时地汇总上报，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5G全覆盖，无线网络覆盖达到95%以上;智慧融合要求我们更快更好地将多元异构数据汇交起来，深入挖掘其所蕴含的多方面价值。这三方面做好之后，实现自主学习，通过对文物和管理进行深入研究，形成知识体系，再逐步地达到迭代提升。
我们一边做研究，一边做应用，2022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国内外33家博物馆共同举办“全球博物馆珍藏展示在线接力”活动。在其中的“国博专场”，我们通过数字虚拟技术展示、8K拍摄并高清呈现等丰富形式，向观众沉浸式阐释了文字对于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和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作用。联手腾讯打造了“手拉手全球博物馆珍藏展示”小程序，设计了与观众的互动创新方式，用户可在小程序在线鉴赏各国博物馆的珍藏文物，增强用户与文物之间的互动，让文物在我们眼前“活起来”。
我们计划在国博推出一个智慧展厅，初步定在4月份对公众开放，届时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博物馆怎样对文物进行数据采集、传输，对文物的状况进行监控，并进行多元化的呈现。
王俊：建议设立中国现代医学博物馆暨健康教育科普基地
“中国现代医学在疾病诊治、健康促进、疫情防控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是健康文化的核心内容。建议设立中国现代医学博物馆，及时总结、传承和弘扬中国现代医学，能够促进健康文化传播、加强医患互信，提升人民健康素养。”今春两会，王俊作为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他向大会提出了如上建议。
王俊委员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要发展健康文化，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最终实现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博物馆在展示人类文明、促进文化交流、提高文化素养等方面意义重大，是传承弘扬健康文化的最佳场所。但目前存在着如下问题：
其一，我国医学相关博物馆整体规模小、数量少、开放程度低。当前，我国登记在册的博物馆总数为6183个，其中对公众开放的三级以上医学博物馆只有6个，年参观量18万人次(占比约3%)，在覆盖面、传播力、影响力方面无法承担开展健康教育、培育健康文化的任务。
其二，我国医学相关博物馆陈列内容简单，代表性不强，无法系统反映我国现代医学发展的脉络和精华，难以承担传播健康知识的使命。部分博物馆主要展示所在医院自身发展的历史，对于百余年来中国人自己建设和管理现代医院、传承和发扬现代医学的历史挖掘不够，对有历史意义的物证和史料整理不足，对医护人员在不同时期践行的职业精神展示不完整。
其三，我国现有的医学博物馆建筑缺乏历史厚重感，难以体现百余年现代医学在中国发展进程的时代性和文化内涵。多数医学博物馆建在现代建筑中，远离医疗功能区，建筑缺乏历史感，不足以作为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国家级地标，对社会公众的参访缺乏吸引力，难以在世界医学博物馆中拥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为此，王俊委员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在北京设立首家中国现代医学博物馆，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引领带动全民健康素养提升。健康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是全国文化中心。在北京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建设首家现代医学博物馆，既能以健康文化完善全国文化中心内涵，又可以借助北京文化资源底蕴繁荣发展健康文化，同时授牌全国健康教育科普基地，推进健康理念深入人心，倡导形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在全国范围形成示范效应。同时，现代医学博物馆可以服务北京国际交流中心建设，开展现代医学的国际交流，宣传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健康与医学领域的发展成就。
第二，依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设立中国现代医学博物馆，有助于全面展示中国现代医学发展脉络，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是由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伍连德博士创建、中国人自行筹资建设和管理的第一家现代综合医院，在其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了伍连德、钟惠澜、林巧稚、吴阶平、陆道培等老一辈医学名家，已发展成为现代化大型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为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可以说，该院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史书，在现代医院中具有极强的代表性。
第三，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建设现代医学博物馆，有助于形成重大公共文化设施的国家级地标，为北京博物馆之都的建设做出贡献。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具备成为专业博物馆的先天条件。院区既完整保留了建院时的建筑风貌，在外观上具有深厚的时代特点和烙印，同时，仍保留和运行着较为完整的诊疗功能，可以再现不同时期手术室、病房和诊室的场景，让公众在参观中学习现代医学发展历史，在近距离接触疾病诊治过程中体会健康的宝贵，思考医患关系的人文真谛。
“综上，建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支持对具有百余年历史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相关建筑进行修缮，批准建设中国现代医院博物馆，并授牌全国健康教育科普基地，推动健康文化繁荣发展。”王俊委员强调。
张其成：可设立国家中医药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近年来，国家级中医药博物馆的推进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日前，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教授张其成建议，可设立国家中医药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用于搜集散落民间的中医药文物、文献，对面临损毁的文物文献进行抢救式修复。
张其成建议，中医药文物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丰富的古代文化信息。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中医药文物100万余件。全国中医药院校、科研单位及民间有数十家博物馆，收藏文物不到1/10.大部分散落在民间或在非文物单位临时存放，不少文物毁坏严重，此外还有大量中医药文物流失海外，因此加强中医药文物文献的修葺、征集、保存和利用，已刻不容缓。国家中医药博物馆担负着保护中医药文物的历史使命，可尽快设立国家中医药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将国家中医药博物馆打造成为中医药文化遗产资源采集、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的国家级文化殿堂。
张其成认为，国家中医药博物馆落户北京，有助于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有利于展示国家首都形象，也符合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及文化中心定位。国家中医药博物馆立足首都可以向全世界更好地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和璀璨辉煌的中华文明，更好地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
他还建议，北京“太医院”坐落在北京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处于北京中轴线上，是北京中轴线上重要的文化遗产，可将北京“太医院”建设成燕京中医药博物馆，作为国家中医药博物馆的主馆之一，侧重于展示宫廷医学、燕京医学。
李鸿彬：建议最高检与国家文物局共同开展石窟保护专项行动
“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家文物局共同开展或者指导石窟文物相对集中的地区开展石窟保护专项监督行动。”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外国语学校国际处主任李鸿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了他准备在全国两会期间提交的建议。
据了解，石窟又称石窟寺，是指在山崖陡壁上开凿的洞窟形佛教建筑。我国石窟寺分布广泛、规模宏大、体系完整、内涵深厚，集中展现了传统文化中建筑、雕塑和壁画艺术的辉煌成就。然而，目前我国中小石窟面临安全与日常管理的突出问题，特别存在安防设施设备覆盖不全面、设备设施老化、运营状况不良等现象。
李鸿彬代表认为，近年来，检察机关办理了一批石窟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山西、四川、重庆、新疆、甘肃检察机关强化对云冈石窟、川渝石窟、库木吐喇石窟、莫高窟、水帘洞石窟群的保护，围绕文物保护核心范围内环境污染、搭建非法建筑、存放易燃品、非法采矿等问题开展公益诉讼，推动问题全面解决。
李鸿彬代表建议:“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改革举措，应该进一步发挥检察公益诉讼在石窟寺保护中的积极作用。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家文物局共同开展或者指导石窟文物相对集中的地区开展石窟寺保护专项监督行动，进一步推动石窟寺保护，切实发挥石窟寺在中华文化继承、创新、传播中的显著作用。”
马萧林：建议加强文物建筑消防安全防控
“火灾是危害文物安全的主要因素，文物消防安全形势严峻，火灾防控是文物建筑保护传承的一项长期任务。”近日，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表示，建议加强文物建筑消防安全防控。
“近年来，巴西国家博物馆、法国巴黎圣母院、日本首里城等世界上著名文化遗产，以及我国翁丁村、万安桥等传统村落和文物建筑，因火灾损失严重，火患已成为危害文物安全的重要风险。”马萧林介绍，我国文物建筑资源丰富，分布地区广泛，且多以土木结构为主，耐火等级低，火灾防控任务繁重。
马萧林表示，文物安全是文物保护的红线、底线和生命线。一些文物建筑用于旅游参观、办公、居住等，人流量较大，用火用电需求较多，火灾风险较为突出。还有一些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消防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防火巡查检查不能及时发现深层次问题，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力度不够。有的文物建筑还存在应急预案不完善、应急演练流于形式、应对能力较差等问题，对初起火灾应急处置能力不足，文物建筑消防管理和应急能力较弱。
为此，马萧林建议，一是不断压实文物消防安全责任。强化风险防控意识，各地文物、应急和消防救援等部门，将文物建筑纳入消防监管重点范围，全面落实文物建筑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制度，明确安全管理人员，主动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二是强化提升火灾防控能力。持续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强化文物建筑消防设施建设，强化检查督导，努力提升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广泛开展文物消防安全宣传，强化业务培训，培养一批会管理会操作的消防安全“明白人”。
三是指导加强应急预案编制。指导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科学编制火灾风险清单和防控火灾事故的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全面梳理应急处置流程，强化各项应急管理措施落实。
四是大力开展应急演练。督促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定期进行应急预案和突发事件处置演练，提高干部职工应急管理熟练程度和实战技能。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大比武”和观摩活动，加强示范引导，切实提升文物安全应急管理的整体水平。
吴志明：应加快传统文化艺术品数字化发展 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
在今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文化委员会主任、民建福建省委会主委吴志明建议加快传统文化艺术品数字化发展，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吴志明表示，传统文化艺术品作为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无不彰显中华文化的魅力，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璀璨的光芒。但在当前互联网“快餐”文化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产品被束之高阁，逐渐丧失了生存空间。
他指出，运用数字化技术将传统文化产品进行保护和传承，有利于推动我国软实力及国际新形象的塑造。通过调研，当前我国传统文化产品数字化发展还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未建立完整的传统文化产品数据库。我国大部分传统文化艺术品未建立统一数字库，现有的文化资源无法实现数字化联通和共享，限制了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二是部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文化数字化进展缓慢。当前我国传统文化数字化基础薄弱，AI、VR等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文化产品存在一定滞后性。
三是文化产品数据造假，缺乏版权保护。传统文化产品经过数字化后，缺乏相应完善的数字版权保护机制。文化产品数字化成果存在被复制、被改编，甚至被歪曲的风险。
此外，传统文化数字化人才相对匮乏等问题，都制约了传统文化艺术品数字化发展进程。为此，吴志明建议：
一是加快国家艺术品数字库建设，推进文化数字化资源整合。由国家文旅部门牵头，会同大数据部门及行业头部企业，在全面统筹协调各方利益权属的前提下，采取措施鼓励扶持各地公立与民间博物馆、艺术馆将馆藏珍品进行归类整理，用数字化手段进行转化、归档，建立国家艺术品数字档案库和共享平台，打通文化数字资源整合渠道，实现互通共享互利，扩大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二是加快传统文化艺术品的数字化改造。通过区块链、5G、AI等技术手段，注重数字化技术在文化产业的活化利用，对文化资源进行再创造，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适当放宽数字文化创意内容的监管力度，以审慎包容的态度支持文化创意活动，建立容错机制和政策支持体系，为文化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和转化提供更多支持。
三是加快盘活文化艺术品价值。由文旅部门、鉴定机构、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牵头，制定相应数字文化艺术品交易的政策和法规，促进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加大对文物艺术品数字化保护利用项目的融资支持力度，吸引更多国内国际资金参与数字资产交易，以此推动文化艺术品实体交易，增加国人投资渠道及国家财税收入。
四是提升民众艺术审美情趣。引导博物馆、艺术馆、图书馆等公益组织、社会团体为文化数字化提供公共文化资源。引导科研机构提供技术支撑及人才保障，支持鼓励数字文化企业发展，活化创意更多经典藏品，激发公众参与文化数字化体验的热情，让艺术品走进百姓人家，丰富人民群众精神生活。通过政府积极引导，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推动中国文化数字化发展进程。
五是提升传统文化艺术品年轻化、时尚化、潮流化的传播力度。传统艺术品不应该只是束之高阁的老古董，而应该成为新时代年轻人推崇的潮流社交符号。推动应用VR虚拟现实、3D数字化渲染、元宇宙空间搭建、数字人、数字藏品等方式赋予传统艺术品更年轻化的呈现形式，推动传统艺术品融入潮流传播中，焕发其新时代的活力。
六是加快提升传统文化数字化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我国传统文化产业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制定数字文化企业“一带一路”发展专项规划。充分利用现代先进信息技术和传播手段，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价值，打造与国际接轨的时代文化产品和服务。建立国际性数字文化企业发展平台，通过国内外数字文化企业的技术、资本和渠道等合作交流，提升我国数字文化企业的传播能力，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互鉴，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
钟敏：以公益诉讼守护红色资源
“每一次讲解都是我与观众的‘双向奔赴’,观众被我的讲述所感动的同时,我也会为每一位动情的观众所感染。”3月4日,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纪念园管理办主任钟敏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双向奔赴”就如同检察机关守护红色资源,既温暖群众的心、涵养群众的爱国情怀,又有利于更好地挖掘红色资源、弘扬革命精神。
于都河畔,长征渡口。1934年10月,中央机关、中央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在此集结出发,踏上漫漫征途。作为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钟敏代表在讲解岗位上一干就是24年。
钟敏代表介绍,在她的家乡于都,针对利村乡里仁革命烈士纪念塔陈旧破损、周边荒芜等问题,于都县检察院依法向相关单位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对该设施及周边进行全面整治、修缮,使纪念塔环境焕然一新,被列入于都县“长征驿站”红色旅游专线,成为当地红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
“检察机关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检察建议送达及时,相关职能部门积极回应。通过监督办案,检察机关不仅有力履行了公益诉讼检察职责,也引导社会公众更加注重革命文物、英烈纪念设施等红色资源的保护,形成传承红色基因的浓厚氛围。”钟敏代表对检察机关开展红色资源保护工作给予高度肯定。
钟敏代表还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专门强调“完善公益诉讼制度”,这既是对公益诉讼检察实践的充分肯定,更对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提出了更高期许和要求。希望检察机关继续在红色资源保护领域精耕细作、久久为功,通过履行公益诉讼职责,为守护红色资源助力。
北松：为荆楚文化传承建言
方北松是荆州文物保护中心主任、研究馆员，坚守文物保护事业34年。今年他又有了一个新身份——全国人大代表。3月初，他将带着荆州人民的嘱托和期盼赴北京，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全国两会平台传递荆州好声音,反映民生新期盼。
今年的全国两会，方北松将围绕“荆楚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和“出土有机质文物保护”两个方面建言献策。为了更好的完善建议内容，他翻阅了大量资料，并且结合工作实际进行了多次修改。
修复文物是历史赋予的使命，锻造文化自信更是时代赋予的职责。近年来，在方北松的钻研、带领下，荆州文保中心为国内24个省市、90多家文博单位提供了文物保护技术支撑，在全国建立八大工作站，累计实施文物保护项目200项，完成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里耶秦简、北京老山汉墓、河南长台关楚墓、三星堆遗址等文物抢救项目，使6000多件木漆器、13万枚竹木简牍、500多件纺织品得以“重见天日”。一件件珍贵文物的“复活”，向世人诉说着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激活无数人心中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去年7月，方北松被授予“全国文物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荆州文物保护中心主任、研究馆员方北松：“希望国家加大对荆州荆楚文化传承的支持，让我们文物保护工作更加完善。”
郭进：像做科研一样认真履职担当
“通过释放博物馆功能活力来反哺博物馆长足发展至关重要。”从2014年2月开工建设到2020年8月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如何续写好建馆后的“后半篇文章”一直是全国人大代表、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郭进提出建议的主要思索方向。
“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建在遗址上的大型自然博物馆，馆藏资源、展陈形式、工作人员的素质培养以及各种研学体验活动的打造让这个平台的功能越来越健全。但如何让这么好的资源健康、良性地自我运转下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今年，郭进计划将通过释放博物馆功能活力解锁博物馆“造血”功能的建议带到全国两会。
据郭进介绍，从野外采集、室内修复到课件开发，在强化科普阵地功能方面，博物馆做了很多举措。做研究、教材编写、翻译展陈说明、培训工作人员、研学活动授课、日常巡查、调研科普难点……在足迹踏遍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馆每个角落的日复一日里，郭进时刻提醒自己，依托这么好的平台，千万不能把工作干成“开大门、关大门”的差事。
然而，在博物馆开放运营过程中，郭进却发现了难题——作为免费开放的博物馆，除努力争取中央补助地方博物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外，还需要解绑自身，化解机制矛盾，探索“自食其力”的渠道。
提出问题只是第一步，解决问题才是关键。“建馆时期我们得到了很多支持和帮助，目前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头，如何良性运转下去，有很多地方需要破局。”郭进认为，博物馆在科普阵地打造上下了功夫，也解锁了很多新的功能，但场馆营收反哺场馆运营方面还有桎梏需要化解，希望能凝聚各方合力突破瓶颈。
关注博物馆本身发展的同时，郭进还期待通过此次盛会，聚焦抚仙湖保护治理、环湖生态移民等问题，回应群众关切，提出有针对性、可行性的意见建议，推动问题解决，更好造福流域群众。
杨朝明：关于建好中国教师博物馆 助力师道精神传承的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视察曲阜时，鲜明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大方针，发出了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最强音。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孔子故里曲阜10周年，为此，建议建好孔子故里的中国教师博物馆，打造赓续民族文化记忆、保护教育历史遗产、涵养教师精神家园的“新杏坛”。
一、建好中国教师博物馆意义重大
对于弘扬尊师重教传统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事业高度重视，对广大教师充满深情，强调“教育是党之大计、国之大计，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全党全社会要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作为有着4000多年教育活动史、2500多年教师职业发展史、1800多万名教师的教育大国、教师大国，理应借助中国教师博物馆这一载体，抢救性挖掘和保护几千年尊师重教的民族记忆，为当下和后世留下传世的历史遗产。
对于推进师德师风建设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应该是师德师风”，对教师提出“四个相统一”“四个引路人”“四有好老师”“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等一系列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当前师德失范仍时有发生，师道精神仍需要进一步激发和涵养。借助中国教师博物馆这一载体，历代教育名家的风范得以集中展示，不同时期的各类教书育人见证物得到保护，呈现着师道风范的教育家展览、散发着师道光辉的教育实物，对于进一步激发教师传承优良师道精神、推动师德师风涵养入心入魂将发挥独特和重要的作用。
总之，在孔子故里建好中国教师博物馆，填补国家文化教育事业的空白，对于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师德师风建设具有昭示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创造性举措，将成为载入文化史、教育史、教师史的传世之作。
二、建议部省共建推动中国教师博物馆高质量发展
中国教师博物馆从策划到建设的过程，一直得到教育部和山东省的大力支持。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山东省教育厅指导和支持下，通过了曲阜师范大学建设中国教师博物馆的论证，建成了中国教师博物馆预展馆并举办了首展，在全国教育系统开展了名家教书育人见证物征集，列入了山东省“十四五”重大教育工程，1.2万平方米的大馆即将开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密切报道，社会各界人士给予高度评价。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教师博物馆应该肩负更大使命、发挥更大作用，在内涵上继续提升、在功能上不断完善，更好发挥教育遗产保护、师德师风涵养功能，使中国教师博物馆成为权威性、示范性、引领性的“国字号”博物馆。
为此，建议由教育部牵头，以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山东省共建方式，在政策扶持、经费保障等方面加大力度，推动中国教师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彰显“国字号”博物馆应有的职责和使命。
三、建议充分发挥中国教师博物馆作用，建好国家师德教育基地
中国教师博物馆拥有“教师的历史”“教师的摇篮”“教师的典范”主题的数千平方米展厅及数千件教育文物藏品，设立了教育部师德师风建设基地，承办了全国中小学领导人员师德研修示范班及山东省高校教师师德培训班，开展了数万人次的师德现场教学，拥有独特的师德教育资源，积累了丰富的师德培训经验，探索了有效的师德涵养模式。
建议支持中国教师博物馆依托教育部师德师风建设基地，承担全国教师常态化、轮训式的师德培训工作，承办全国师德师风建设研讨交流活动，开发面向全国的师德教育资源平台，进一步打造成为教育文物保护展示的国家平台、师德师风教育涵养的国家基地。
朱旗：建议减免回流文物艺术品进口(境)税收
“随着我国文物追索返还国际合作不断扩展深化，流失文物回归取得突破性成果。然而文物入境的综合税负过高，成了阻碍文物回流的主要障碍之一。”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朵云轩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旗近日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针对文物艺术品关税问题，他将带来《关于减免回流文物艺术品进口(境)税收的建议》。
我国文物艺术品资源极其丰富。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自1840年以来，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世界各地。其中，海外民间收藏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数量是馆藏的十倍之多。
“目前，通过政府追索、海外捐赠实现回流的文物数量占比较小，拍卖和私洽是推动海外文物回流的主要方式。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对文物艺术品设置低税率，不仅仅是为了促进本土文物艺术品交易市场的繁荣，更重要的是用‘艺术语言’提升本国文化的国际话语权。”朱旗说。
朱旗提出，进口环节增值税方面，在进口环节中，建议对“原产于中国的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免征增值税，并在国家增值税法中予以明确;进口关税方面，建议调整现行进出口税则，在“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章节里所有品类中加设“原产于中国的”子目，并予以零税率;进口税(行邮税)方面，建议调整现行进境物品进口税税率表，在“邮票、艺术品、收藏品”中加设“原产于中国”的子目，并予以零税率。此外，建议回流文物艺术品事先通过线上报我国文物进出境审核部门进行认定，凭借认定证明向海关办理免税进口(境)手续。
陈星灿：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就在新委员报到前几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还在为“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相关工作奔波操劳。
去年，因《人民政协报》“中华文明探源·何以中国”的系列报道访谈工作，记者曾辗转联系到陈星灿。遗憾的是，由于与已有日程安排冲突，陈星灿没能接受采访，但他很客气地说，“咱们加个微信，以后有工作需要再联系。”
几个月后，再联系陈星灿时，他已多了一个身份——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过去3年，陈星灿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政协举办的相关会议和委员读书活动。
“良渚和陶寺是邦国文明还是王国文明?良渚内城有没有系列碳十四数据表明其年代?”在全国政协委员读书群里，陈星灿带着问题，与多位考古大咖围绕“中华文明起源及认定标准”讨论争鸣，不时激起思想火花。其中有些内容，还被收录进2021年出版的《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一书中。
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是陈星灿的主要研究方向。“在这个领域，几代考古学家围绕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中国农业的起源和发展、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等重大课题展开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初步弄清了中国史前文化的演化谱系，证明了中国文化的本土起源，也从考古学上实证了中国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他告诉记者。
田野考古是开展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中心工作。去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全国16个省区开展了37项田野考古工作。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陈星灿聚焦田野考古带来一件提案。“虽然我国田野考古挖掘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还要注重高质量发展，提高单位面积的信息提取数量，加强多学科合作，不能以发掘面积多少评价某个遗址的研究工作，更不能以发掘面积多少为由开展大跃进式、脱离实际的田野发掘工作。”说到此，陈星灿流露出一丝担忧。
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要求。“我们现在已经解决或初步解决了中国远古人类的起源、中国文化的起源、中华文明的起源和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重大学术问题，相信未来的考古工作，还将在上述问题的深入了解上有更大作为。”陈星灿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将继续在全国政协这个更为广阔的平台上，为促进我国的考古研究工作献计出力。
李骏虎：建议建设华夏文明博物馆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李骏虎将提交题为《关于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山西段建设华夏文明博物馆的建议》的提案。谈及提交该提案的初衷，李骏虎向记者介绍，2021年10月的济南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为黄河永远造福中华民族而不懈奋斗的伟大号召。2021年10月12日，我国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成为国家战略。作为黄河晋陕大峡谷主河段的山西，山西省也提出把山西建成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实验区的战略定位。
自2021年以来，李骏虎连续参加了山西省政协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常委会、省政协文史委组织的专家座谈会，也多次参与专题调研。对此，他深感山西黄河流域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和生态文化资源富集，立足资源优势，定位好黄河文化公园山西段的建设任务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李骏虎认为，黄河流经9个省区入渤海，孕育出河源文化、河湟文化、河套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共同构成绚烂的黄河文化谱系。这个文化谱系应该是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根本遵循，而不同省份的建设任务也应该因文化特质的不同而异。
“就山西而言，应该立足黄河文明孕育出的三晋文化和丰富的历史文物资源，加强对黄河文化的研究阐释和主题展示。”李骏虎建议，在建设黄河文化公园山西段总体规划布局中，在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沿线合理选址建设“华夏文明博物馆”，展示中华文明的源流和伟大，并组建专门的黄河文化研究机构，整合力量，培养专家研究团队，比如在山西省社科院增设黄河文化研究院，深度挖掘山西黄河流域文化资源，讲好黄河故事。
谈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感受，李骏虎表示，更大平台就意味着更大责任。他一定在全国政协这个大平台上，履行好委员职责，体现出更大的责任担当。作为新时代的山西作家，他将继承山药蛋派的优良传统，坚守现实主义创作理念，打造“新时代文学晋旅”品牌，为人民群众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作家要更多地关心民生、关注时代发展、关注社会问题，要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精神食粮，写出更好的精品力作，讲好山西故事、中国故事，让他们感觉到这个时代的伟大，能够让他们有信心。”李骏虎说。
韩新安：建立中国音乐博物馆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当今世界，博物馆的数量和质量已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是系统完整展示一个国家、民族历史和文化艺术成果的重要窗口。
音乐，作为人类最早创造的文明形式之一，在我国有着八千多年的历史。春秋时期孔子即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认为人格的圆满、完成、完善，有赖于乐的感化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地出土了极为丰富的音乐遗产，有些出土音乐文物甚至可以填补中国音乐史乃至世界音乐史的空白，在发展我国博物馆事业，守护历史文脉，传承中华文明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博物馆事业出现空前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基本形成了门类丰富、特色鲜明、专题突出、分布广泛的发展格局。但是，在乐器类音乐文物展陈和音乐类博物馆建设方面仍有不足。一是各地馆藏音乐文物较为零散，难以集中。受限于各地博物馆不同的音乐文物资源，无论是出土乐器、乐谱，还是在各种绘画、雕塑和建筑中所展示的音乐活动造型，大多散见于各地综合类博物馆中，缺少建成国家级音乐博物馆的文物基础，难以呈现整体音乐发展的全貌，系统性梳理中国音乐历史脉络、保护和传承中国音乐文化的能力较弱。二是各地已开业音乐类博物馆展陈质量参差不齐。目前国内虽有不同类型和规模的音乐类博物馆，但或属于地方政府主导，或为企业出资经营，还有依托专业音乐院校而建，地域性、门类化特点突出，再加上顶层设计、运营模式、学术支持等方面的不足，在向大众传播中国音乐文化方面尚未充分发挥出实际作用。
从国际来看，俄罗斯在20世纪初就建立了国家级音乐博物馆，欧美很多国家不仅有综合性音乐博物馆、著名音乐家博物馆，还有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博物馆。建立国家级音乐博物馆，既是培植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文化自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标识，更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国家级音乐博物馆，既是保存和记录连接中华民族灿烂音乐文化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也是一个有形有声有感的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在培养提升青少年儿童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等方面，其作用比常规的艺术教育和专业训练要更加有效，影响也更为深远。对此我提出以下五点建议：
一是建议国家发改委牵头组织有关部门进行深入调研论证，并将建立中国音乐博物馆纳入国家级重点博物馆建设名录适时予以立项。
二是建议有意愿的地方政府或大型国有文化企业，积极申报参与中国音乐博物馆的主体建设，国家在建设资金、用地上给予保障，在相关税收上实行减免优惠政策支持。
三是建议中国音乐博物馆运营管理采取以政府为主管主导，大型国有文化企业或具有国家级博物馆运营资质能力的社会企业负责具体运营的模式。一方面避免扩编增岗，另一方面，使博物馆的藏品保护、展示、科研和运行更具专业化、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进一步发挥其综合性价值作用。现已有文化央企在博物馆、文物保护和艺术品全链条管理运营，综合体现其价值的案例。
四是建议中国音乐博物馆藏品收集由中央文化主管部门牵头，由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行业组织、研究机构等，将分散在全国各地最能代表中华音乐文明的文物、资料汇集起来。同时，鼓励动员社会力量开展社会捐赠，集中音乐文物、文献资源。
五是建议通过加大文创产品研发力度，举办专题性和纪念性音乐会、书苑、沙龙等形式，引导观众沉浸式深入欣赏中国音乐文明的美妙。鼓励探索运用科技和数字化手段，推动音乐文物的“活化利用”，打造更多音乐文物与数字技术融合的展陈新场景，实现中国音乐博物馆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