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使愈来愈多青年怀揣着对现代化、科技感生活的向往涌入城市，希望借助城市的国际化视野成长发展，努力凭“一己之力”换取来之不易的“一席之地”。一线城市成为单身人群聚集地，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空巢青年。
疲于奔碌的生活状态。作为背起行囊挥别家乡，踏上城市逐梦之路的空巢青年，“忙碌”“拼命”早已成为其代名词。一日始于闹铃的分秒必争、一天加班或熬夜而极其疲惫的状态是大多数空巢青年的真实写照。由于工作通勤时间普遍较长，部分空巢青年提前几小时挤入地铁、公交，即使有少数自驾上班，也会因大城市的人流、车流而倍感焦躁，这种“赶工”常态，也使得部分便利店速食、路边摊点“乘机而入”，成为空巢青年生活的必备食谱。一般空巢青年住处距离工作单位较远，呈现出早出晚归的景象，外卖或食堂为空巢青年提供了节省工作时间的便利条件，在午休或午饭时交流探讨工作经验，纠结于工作困境成为常态。此外，部分领导倾向于将任务安排给空巢青年，独居单身的特征使其不必过于忧虑家庭与事业的平衡，加班成为一些空巢青年的工作常态，工作和生活的界线开始逐渐模糊。即使下班后也并不完全意味着繁忙状态的结束，高新技术与社交媒体的更新迭代更是加剧了生活工作的一体化，家人朋友的情感问候与上司领导的工作任务一并汇入。
单调机械的工作模式。空巢青年于城市谋生立足的资本大多是自身较强的学识、眼界和综合素质，但从主观因素看，空巢青年对于个人晋升空间、薪资福利待遇的期望也在找工作时或工作当中不断降低，加之大部分工作日复一日进行着机械化的内容重复，以及越来越明显的分工化与独立化造成领导或同事间的淡漠关系等客观条件，也使得空巢青年越来越难以认同自身的尊严与价值。而对于少数学历偏低、能力稍弱或由于其他诸多原因难以找到工作的空巢青年，则开始通过电子产品与媒介向大众展现生活场景以获取生活经济来源，如直播的兴起，成为治愈空巢青年的一剂良药。即使门槛较低、内容形式单一，甚至对自身健康产生影响与危害，其周期短、高收入的特征也极大吸引着部分空巢青年。
郁结难诉的心理压力。“独在异乡为异客”，大多数空巢青年下班归家后在空无一人的房间无法感受到家的温暖与陪伴，疲惫迷惘的心灵更难以找到倾诉的对象。全部寄托于手机的情感交流也为空巢青年的诉说增添了失真感，“每天演好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以减少父母亲友的担忧。能使空巢青年敞开心扉畅聊的莫过于“同病相怜”的知心朋友，但由于身处大都市，面对面诉说的机率并不大，而且彼此的生活轨迹或闲暇时间的不同也使得这种交流缺少一定的时效性和共情感，一些青年便用追剧、网游等虚拟和短暂的娱乐方式消遣“空荡荡”的时光。然而，缺少陪伴与倾诉对象的空巢青年长时间承受各种压力，必然会滋生相应的心理疾病，加深了抑郁症、焦虑症对空巢青年群体的纠缠。虽然发达的市场经济、丰富的城市生活和开放的网络社交系统等让具有自主性的独居生活越来越有吸引力，也更符合现代生活的要求，使得多数空巢青年呈现出不喜交往、远离热闹的独居日常。但实际上，一些空巢青年只是偏好一定程度的个人空间和自由，而同时又渴求有一些与自己精神世界在同一层面上的朋友进行交往交流。
物质层面的拮据窘迫。作为奔赴大城市的闯荡者，空巢青年多数拥有本科以上学历，无论是从家乡学到的“传家”本领或是从小城市金榜题名的“锦鲤”，都至少熟练掌握一项或多项专业技能，加之丰富的理论储备以及社会历练，其自身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以便在城市工作立足。但同时大部分空巢青年来自于农村或中小城市，北上广深对于其既是实现理想抱负的“天堂”又是加重囊中羞涩的“地狱”。空巢青年的事业一般处于起步阶段，并没有充足的经济来源和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原生家庭难以提供帮助的境况下，吃穿住行等方面的开支加剧了空巢青年捉襟见肘的财务状况。一些空巢青年选择租住在边远郊区或市区房型小、条件较差的出租屋，还有部分空巢青年为了尽量减轻负担而寻求合租室友，若合租室友的性格品行、生活习惯和工作特点等不尽相同，也会不时产生一些纠纷与冲突，不断挑战着空巢青年的心理底线和承受能力。这些都使得很多空巢青年对大城市的归属感和忠诚度降低。
精神层面流露的孤寂空虚。“无人问我粥可温，无人与我立黄昏”，早已成为描绘多数空巢青年孤独心声的流行语。虽然有声音认为空巢青年拥有99%的自由和1%的寂寞，如果有后者占据上峰的时刻，那一定是生病。然而，即使空巢青年享受着独居生活行动层面的自由和为梦想拼搏的快感，但学会孤独、享受孤独仍是多数空巢青年印象最深刻的生活历程与成长转变。独自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形单影只的他们无论面对成功的喜悦或是受挫的心酸都难以与人分享，“一人独居，两眼惺忪，三餐外卖，四季淘宝”使得空巢青年的精神生活日渐空虚。部分空巢青年在网络世界寻找出路，通过“绝地求生”“王者荣耀”等组队网游降低自身的孤寂与被忽视感，但内心的孤岛依旧无法被彻底消除。此外，宠物成为空巢青年除手机外的又一情感伙伴与精神寄托，这从中国宠物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可见一斑。城市越大，人却越渺小越孤独，某餐饮店在一人用餐的客人面前摆放玩具熊的视频火爆全网的同时也映射着现代社会人孤独等级的提升，所谓“国际孤独等级表”列出的一到十级孤独程度，如一个人搬家、一个人看海、一个人看电影……正在被空巢青年一一实践。
社交层面展现的单一冷漠。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作为社会学永恒的话题热度一直不减，“无缘社会”成为网络流行语，也呈现出人们开始普遍失去的三种缘分：社缘（社会交往）、血缘（亲戚交往）和地缘（故乡交往）。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认为，个体不得不面对稳定的压力，即不得不凭借个体的力量去解决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带来的不可预测性、非连续性和空虚。多数空巢青年的发展更强调自身的感受、权利，专注自我兴趣与能力的提升，更容易漠视对群体及社会的认同感、归属感，从集体和公共生活的视野中退缩。但从个人内心层面而言，空巢青年也怀有同他人沟通、交流感情的需求和愿望，而大城市的快节奏生活、交通和时间成本却加剧了空巢青年的焦虑情绪，对于个性、自由的社交牺牲使得“没钱”“太忙”“无趣”成为空巢青年最真实的理由。当前，交流互动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极大程度消除了空巢青年拒绝社交的诸多借口，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交更加便捷高效。但网络社交也为空巢青年打造了无形的社交壁垒和线上牢笼，使其更倾向于匿名化和符号化的单一线上交流，通过社交软件与陌生人畅谈以寻求一丝温暖和慰藉。然而这种线上欢快、线下沉默的状态，也成为加剧空巢青年“社恐”的元凶。
城市融入的剥夺感。随着城市化、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推进，社会人口频繁流动，以单向性、规模性、集中性的趋势汇入一二线城市。大城市经济、教育、医疗等资源化与发达化所导致的“虹吸效应”使得勇于突破和敢于挑战的空巢青年既作为社会流动的原因，又是社会流动的产物。然而，空巢青年从外地迁徙式地“嵌入”城市，无论是居住阶层的分化、群体交往的隔离，还是晋升机会的渺茫、交往活动的经济成本等，都使其感受到自身实际社会地位及生活改善程度与预期存在的差距。这种高压力感、低融入感、低效能感的弥漫不断加速空巢青年剥夺感的上升，成为游离于城市钢筋混凝土之外的“边缘人”或“局外人”。此外，空巢青年还面临来自大城市“必备属性”的最大难题。一方面，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二元机制对于空巢青年而言不仅限制了其职业发展，也使空巢青年考虑社会福利、后代教育等长远问题时难以全方位、全身心地融入城市。另一方面，难融情绪使空巢青年于各大城市中的流动性增强，由于不易与本地居民建立稳定、深入的人际关系等原因，也使其加剧了城市融入的剥夺感。
单身独居的矛盾感。城镇化和社会转型的扩大化使婚育观念的变革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不同于几十年前浓重的集体烙印，现代社会作为个体崛起的时代，人际关系开始向着契约化方向发展。正如家庭关系也正逐渐从为集体利益和目标努力的法人群体转变成以个人为单位且为其成员提供生活保障与自由的私人领域，“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父母在，不远游”等传统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正在不断弱化。尤其在当下，晚婚晚育逐渐被人们接受，父母对子女选择的干预减少，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变得突出。而作为独生子女，习惯拥有属于自己的房间、空间，促成其独居生活方式的趋势和潜意识。因此，空巢青年在此社会氛围和背景下不再盲目顺从“父母之命”将结婚生子当成终生大事。良好素质和较高学历使空巢青年在职业和人生规划方面有自己的想法，“先立业再成家”“多点人生阅历”等成为其平衡生活和工作的目标。这致使空巢青年即使在立业过程中遭受挫折、在独居环境中生发孤寂、在节庆假日中感到落寞，也宁愿单身一人，直至寻到三观一致、志同道合的另一半，使得单身独居的空巢青年群体规模日渐壮大。
自我认知的动摇感。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有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需要，同时人总是会基于现实需求作出适合自身发展的选择和规划，只有当这种理想抱负充分实现，个人能力与价值得到发挥时，需要才能得到满足。而空巢青年拥有较强的自尊自信意识，成为支撑其不远千里闯荡陌生城市的核心力量，大多数空巢青年认为“来日方长，时候未到”“只要肯努力，总能闯出自己的天地”，但当其因为某些条件的限制而倍感压力又毫无成就感时心理则发生微妙变化，开始自我否定或自我怀疑。空巢青年总是在心理矛盾下不断重构自我认知，新的环境、身份和体验催生出新的需要，其认知的改变不仅局限在城市体系下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愿望膨胀，也包含着在城市生存理念与价值观念的改良中补充原有的认知，随即外化为对自我的质疑和批判。这虽然有利于空巢青年认知、评价、纠错能力的提高，但每次反复重构与新生的过程对于空巢青年而言都是难以言说的艰辛，个体心理在新旧矛盾认知中徘徊，周而复始，负重前行。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