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特定群体中早已流行许久的“汉服文化”，似乎有着一股跃跃欲试的“出圈”势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穿起汉服，衣袂翩翩、自信满满地行走在高楼大厦和绿水青山间。不仅丰富了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成为当代青年彰显文化自信、向世人传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作为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时期的古代服饰都有着不同的内涵表达。透过中国古代服饰的变迁，可以看到历史上曾经的王权至上、等级分明，更可看到古人的君子风标、自由精神、务实态度和包容情怀。
服饰变迁中的政治话语与伦理表达
服饰自先秦就被纳入“礼”的范畴，其形制与政治、伦理密不可分，成为价值选择和文化取向的符号显现。《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将定衣服形制、示天下以礼，作为圣王治世之始、华夏文明之端，服饰被视为文明演进的指向标和里程碑。孔颖达在《左传·定公十年》释文中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强调的也是衣冠上国与礼仪之邦的内在联系。超越了实用性、审美性的服饰的政治伦理意义被不断强化。《礼记·深衣》对深衣这种周代代表性服装的论述最为典型：“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袂圜以应规，曲袷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五法已施，故圣人服之。故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故先王贵之。”上下分裁、连缀成体，被古代诸侯﹑大夫用作家居便服，被平民百姓用作礼服的深衣，成为取法天地、依道而行的政治理念和道德理想的有形载体。周代确立了以天子冕服为中心的章服制度，服饰形制、颜色、纹样、配饰等均被纳入用以“别异”的“礼”的序列，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明确秩序、区分等级的功能被突出强调。此后各王朝多以“定正朔、易服色”宣示政权的正统，服饰成为政治权力话语的外化表达，即《后汉书·舆服志》所谓“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历代《舆服志》（或《车服志》）所载的服饰形制虽多变迁，但此核心思想却一以贯之。清朝的灭亡标志着强调王权至上和阶级差异的古代服饰符号功能的终结。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山装凝聚了现代民主政治理念，旗袍则凸显了新女性的平权意识和自由精神，女性借由男性服装派生而出的袍服追求男女平等，通过身体自由表达思想自由。作为现代礼服的代表，它们促成了服饰符号功能的现代转换。古代服饰作为“礼”投射在个人生活中，成为君子修养的伦理表达。孔子要求君子文质彬彬、内外兼修。虽然《论语·子罕》记录了孔子曾称赞子路“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强调君子品德为上，但《论语·乡党》又说明孔子在服饰方面严守礼制，描摹了孔子因礼而立的诚敬闲雅的君子风度。《左传·哀公十五年》记载子路在卫国内乱中被人“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子路在生死攸关的搏杀时刻不肯“免冠”，正是将服饰的伦理符号功能空前放大，将端正衣冠作为尊礼重德的君子威仪、君子人格的集中表现。
思想守正与个性张扬
中国古代儒道互补的文化特点亦体现在服饰之中，促成了服饰守正与创新的互动。儒家推尊周代服饰制度，将服饰新变视为“礼崩乐坏”。孔子对“紫之乱朱”的抨击是其中最典型的例证。周礼以青、赤、黄、白、黑为正色，象征尊贵，正色调和而成的绀、红、缥、紫、流黄为间色，象征卑下。但春秋时鲁桓公、齐桓公以诸侯之尊却偏爱紫色。《礼记·玉藻》：“玄冠紫緌，自鲁桓公始也。”《韩非子》：“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一两百年后的孔子对此意绪难平，《论语·阳货》：“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孔子将偏好紫色归入因衣僭礼之列；《论语·乡党》甚至提出“红紫不以为亵服”，即紫色不仅不可为礼服，亦不得用作君子常服。先秦时期齐鲁丝织业发达，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由于鲁桓公、齐桓公对价高量少的紫色衣物的青睐，紫色成为时尚色彩，地位提升，由卑转尊。据《旧唐书·舆服志》，隋代“五品已上，通著紫袍”，唐代“三品已上服紫”，紫色成为仅次于黄色的贵色。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宋元时期。明代由于推行衣冠复古，加之朱姓天子对“紫之夺朱”的特殊敏感，紫色才被逐出官服系统。由紫色之尊卑沉浮可见儒家以衣守礼、强化服饰的政治伦理功能的特点，亦可看到个人审美、社会发展对传统服饰制度的挑战。相形之下，道家对于正统服饰观念的冲击更为激烈。《老子》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老子》第七十章：“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褐指穷苦百姓所穿的粗麻或粗毛短上衣。道家弃绝五采纷披的装饰，推重“被褐怀玉”的圣人，正是其崇道轻物、重神忘形思想的体现。《庄子·田子方》甚至将任运自然、“解衣般礴”的画师称为“真画者”，将消解服饰视为精神自由的象征。魏晋时期儒家独尊地位被打破，道家思想构成魏晋玄学核心，名士突破服饰规范，走向以衣守礼的反面，通过服饰自由彰显精神自由。据地下出土文物及传世文献，“竹林七贤”或散首披发，不着冠帽，或以平民常用的巾子裹头，或梳起幼童、婢女的丱角髻……魏晋玄学创始人之一何晏喜修饰，好女装，《晋书·五行志》记载“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此举虽遭保守人士排斥、被傅玄讥为“服妖”，却引领了当时男着女装、女装男化的服饰时尚。此时服饰形制日趋宽松飘逸。魏晋名士喜好的大袖衫既非西汉深衣，亦非东汉袍服，虽质朴简约，却又与平民劳作服装迥异，衣料轻薄柔软，衣袖宽大夸张，极显飘逸气韵。《晋书·五行志》：“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他们甚至因任性极情而袒裼裸裎。《世说新语·任诞》：“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与礼容教化对立的裸裎行为在贵游子弟中引发效仿，亦形成一时之风尚，可谓傲达自放的极致表现。东晋葛洪《抱朴子外篇·讥惑》记录了当时“服物变不胜”之状：“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财（通“裁”）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由此可见，后世虽以宽松飘逸的大袖衫作为魏晋名士服饰代表，但魏晋名士在挑战传统之时，并不以建立替代标准为务，“所饰无常”正是其思想个性及审美情趣自由表达的结果。
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中国古代服饰变迁历程，亦是一部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在此过程中，服饰的实用功能得到充分重视，并对传统的服饰符号功能提出挑战。战国中期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变革祖制、改易服饰的事件。为抗击北方林胡、娄烦，对抗宿敌中山国，赵武灵王放弃中原车战传统，建立了便于山地作战的骑兵部队，并在军中推行适应骑兵的胡服，将中原原有的宽松的上衣下裳（遮蔽下体的裙）改为裁剪紧身、便于骑行的上褶（短上衣）下裤（有裆裤）。藉此赵武灵王连战告捷，直逼强秦。虽然“胡服骑射”主要在赵国戎装系统中推行，远未形成广泛的服饰变革，但其超越华夷之辨，反击守旧派“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的指责，体现出前所未有的务实态度和长远眼光，甚至被后世推为中国“师夷长技以制夷”之第一人。南北朝是胡汉服饰全面走向交融的时期。以北魏孝文帝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政权向往中原文化，推尊汉族章服制度，推行汉族衣冠，以期将鲜卑贵族的北魏皇权纳入华夏正统文化序列。由于忽视了鲜卑服饰良好的实用功能及民众对民族服饰的认同心理，此举在加速鲜卑族封建化进程、缓和汉化鲜卑贵族与中原汉族大姓的矛盾的同时，也加深了北方守旧军事贵族与洛阳汉化贵族之间的矛盾。此后北齐、北周对北魏的汉化政策有所调整。通过胡汉并举的政策，褒衣博带的汉魏衣冠继续作为礼服存在，适应北方民族生活的袴褶装、圆领缺骻袍则因其实用性成为通行的便服，被汉族上层及平民接受。正如孙机先生《华夏衣冠：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所言，“我国的服制就从汉魏时之单一系统，变成隋唐时之包括两个来源的复合系统”，“这是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产物，也是中世纪时我国服制之最重大的变化”。此后唐朝服饰在南北朝基础上更进一步吸纳本土各民族乃至域外各国的胡服元素。初盛唐时期，女装由窄小紧身而日渐宽松肥大，款式多样，装饰丰富，腰线提高，裙长曳地，在形制、色彩及配饰方面均具有多元化特点，《新唐书·五行志》中“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即是对此的写照。唐代男子礼服虽以周礼为据，但亦多有变化，唐代杜佑《通典》对此有详细记述，圆领、窄袖、上下通裁、两侧不开叉、前后下摆处加可拆卸的横襕的襕袍，是唐朝官员最为普通的常服。《隋书·礼仪志》称“宇文护始命袍加下欄”，即鲜卑贵族、北周晋国公宇文护创制，《通典》《旧唐书》亦采此说，视襕袍为华夏深衣与胡服元素融合之物；另有学者根据隋唐墓室壁画将襕袍归为西来的胡服。唐代服饰开放兼容、广取博收，成为中国古代服装史上最为丰富多彩的时期。明朝在推翻蒙元之后立国，虽然朱元璋基于服饰的符号功能上承周汉、下取唐宋，但又从服饰的实用功能出发对元代服饰有所保留，如男装中应用广泛的曳撒。初为蒙古戎装、后为元代宫廷礼仪服饰的“质孙”（亦称“只逊”“一色”等，明代渐统称“曳撒”）因其便于行动在洪武年间被用作内廷侍卫服饰。虽当时强调华夷之辨的儒士斥其仅堪充当下役之服，实际上其使用范围不断扩大，由《明宪宗调禽图》等可知明代皇帝亦乐于穿着曳撒。曳撒形制明代也有所变化，如窄袖变为琵琶袖、长度增加，体现了胡汉融合的特点。清代是古代服饰变革的至暗时刻。清廷以高压手段在汉族男子中实行剃发易服政策，上身紧窄、袖口细痩的四开裾袍服的符号功能被空前强化，接纳满人服饰成为汉人臣服的象征。与政治场域中满汉服饰对立形成对比的是，两者在民间却对流互动，回归服饰本体的审美性和实用性是其主要动因。清末满人服装明显汉化，部分汉族女性则受满人影响改变了宋代以来的缠足陋习，“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裁作短衣裳。脚跟形式先融化，说道莲钩六寸长”，正是对民族融合带来的习尚变革的形象写照。所以说，中国古代服饰的变迁浓缩了前人的文化选择和思想演进。在民族冲突与文化对立的情境下强调服饰的符号功能，往往使服饰化为权力话语符号；关注服饰的实用性和审美性，以思想开放、文化包容的姿态进行的服饰变革，才能使服饰变迁成为文明演进的象征。今天，或儒服雅步或解衣般礴的古人已随历史远去，但借端正衣冠而正心正行的君子风标，却早已植根于国人的内心深处。现代服装终结了古代服饰的区别尊卑贵贱的等级属性，又将先秦以来从未断绝的基于自由精神的美感追求、基于文化兼容的开放格局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