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意义上讲，包含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学派的“文化研究”，是西方理论旅行并与中国本土文化实际相结合而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的，它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中国的文化研究在催生本土文化研究学派的形成中，推动了中国审美文化的勃兴，产生了很多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其讲述的一系列文化研究的故事，有力地提升了中国学术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彰显了本土文化研究的中国价值和学术追求，是增强中国学术自信、阐释中国审美经验的重要支撑。
究其理论资源和研究范式而言，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以及北美费斯克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在其理论旅行中对中国的文化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20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阿多诺等基于精英主义文化立场，对大众文化作了批判性研究，他们的大众文化批判主要集中在麻痹、瓦解大众反抗意志的“文化工业”上。“文化工业”是他们对物化的大众文化的定性，意在指出这种商品性的文化因其技术化而在本性上侵蚀了艺术和美，也是对人的丰富性的“去势”而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
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国文化研究，肇端于英国左翼批评家理查·霍加特和雷蒙·威廉斯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理论。特别是1964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的成立，是英国文化研究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以至“文化研究”这个概念本身也要归功于伯明翰学派。他们不满于站在精英主义立场来研究文化，但他们继承了利维斯从社会功利方面看待文学和其他文化现象的思路。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认为，任何文化或文化分析都是受制于特定群体的特殊利益，因而是特定群体态度和立场的表现，以此开展他们的文化研究。在早期他们以《新左派评论》为阵地，发展出一种“文化主义”理论，扩大了文化的内涵，反对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划分，取消文化产品中审美标准的首要地位。他们认为文化既是实践也是经验，文化研究的主题不只是文化产品也是实践和生产、分配、接受塑造一个社会文化共同体的过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英语世界流行一种专注大众传媒和商品符号及文化消费的大众文化研究，这种文化研究以符号学和后现代的游戏规则为工具，以对大众日常生活的文化消费的阐释为诉求目标，通过对社会日常的消费文化现象进行解读，凸显大众在符号消费中积极的“创造性”“艺术性”和“审美感觉”，以期为大众的消费行为和商品符号乃至人生和生活实际寻求意义。这种凸显大众积极主动性的文化研究，有意无意地以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商业流行文化的批判，作为张扬他们文化研究而进行批驳的靶子。其中尤以费斯克因其在学者中的“影响”和“备受争议”而引人注目，成为这一类文化研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人物。费斯克以其大众文化的平民主义立场和对大众文化的躬身践行等，来反驳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对“工业文化”的批判。他不认为大众仅是被动受控的客体，而认为在大众文化中隐藏着一种积极能动的自主性力量，进而提出重新理解大众文化，重新审视大众传媒。
当然，作为多学科、跨学科的文化研究不止以上三种西方理论资源，它们更多的是在早期阶段，对中国的审美文化研究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文化研究影响下，作为学科意义上的“审美文化”研究深刻地回应了19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崛起与消费文化的流行，是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加剧渐趋形成的。“审美文化”涉及美学领域中许多前沿和交叉问题，展现了美学研究的活力和创造力。其研究极大地改变了康德美学等经典审美话语独霸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研究主导性地位的境况，使中国美学研究在面向现实审美境域中呈现多元化趋势，“审美文化”研究广泛涉及了当代社会中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文化艺术园区建设、各类审美文艺活动、数字艺术奇观、文化娱乐综合体等，加强了对大众文化发展和日常生活审美经验的理论引导，在推动中国美学学科自觉中带来了现实中审美文化的勃兴，既为当代美学研究拓展了美学视阈，也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