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强调，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本期围绕“明德”问题发表的三篇探讨文章，对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明德意涵的历史演变、明明德于天下的时代意义等问题做了初步阐述，希望能引发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明德孕育于中华民族诞生之初，贯穿于中华文明演化的整个历史进程，它是中国人世代相传的血脉和灵魂，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基因和精髓。明德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意涵，但也有融透其中的基本精神。不同时代的中国价值观，既是这种基本精神的传承，也是它的彰显，中华民族精神、中国人民的性格就是在不断传承和彰显明德的过程中凝练和塑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明德在当代的弘扬和创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风尚和培根铸魂，就是“明明德于天下”，而这正是今天我国道德和文化建设所追求的目标。
明德的基本精神
明德，是彰显于天下的大德，这种大德乃是对人的善本性加以发扬光大所形成之德。人的善本性是对天地万物之道的秉承和体现，因而明德乃是与天地万物相通之德、天人合一之德。
“德”作为道德概念出现于殷商西周之际，但“德”的观念源远流长，在《易经》中就包含着深刻“道”与“德”的意蕴，它充分体现了中华先民将德奠基于道的道德观念，这种道德观念就是明德的传统基因。在《尚书》中，“明德”之“明”既作动词用，也有名词的含义。作为动词，明德意指彰明道德，而作为名词，明德的意思是得到彰明的道德。《大学》中讲的“明明德”指的是要将得到彰明的道德广布于天下，即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明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凝练于其中的基本精神数千年来熠熠生辉，不断发扬光大。
“崇道贵德”精神。中国文化把道视为万物的本根，这种道就是终极实在，是中国人追求的终极真理和终极价值。“德”是指对道有所得，即“得”。这种“得”首先是并主要是生命对道的获得，或谓之“天赋之得”。因为有这种先天的禀赋，人后天才能对道有所领悟以至得道。在儒家看来，相对于这种“天赋之德”，对道的领悟、体认和践行之得，可称之为“人为之德”。万物都尊道贵德，人作为万物之“贵”，更应如此。因此，人应该识道、得道、行道，使自己成为有德(得)之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尊崇道、珍视德。崇道贵德充分体现了明德的民族特色。
“自强不息”精神和“厚德载物”精神。这两个命题出自《象传》对《易经》中乾卦和坤卦卦辞的解释。自强不息表达的是道德之人(君子)应追求的乾(天)之德。其基本含义是天道刚健，运行无忒，君子要效法天道，终生自勉前进，不停地发愤图强。自强不息作为一种内心信念和价值要求，是激励人们奋发图强、不断进取的强大精神力量。厚德载物表达的是君子应追求的坤(地)之德。其原意为大地气势宽厚和顺，君子应效法大地，修养厚实的德性，包容万物又载养万物，以完成上天赋予的使命。与“自强不息”侧重于强调个人和民族自立自强不同，“厚德载物”更强调个人和民族要有宽厚友善的道德品格和广阔胸襟。厚德载物与自强不息是明德的实质内涵，它们相互支撑，相互推动，相互激励，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两大支柱。
“明明德于天下”精神。这是《大学》提出的“大人之学”的宗旨和目标，它是一种从修养身心到仁爱他人、从格物到至善的立体追求。“明明德”，就是要彰明、弘扬人内心中得到彰明的德性。而一个人明明德不仅是为了自己具有德性品质，而且是为了爱人，即所谓“亲民”，而爱人正是明明德的体现。个人的德性品质和爱人行为达到的完美境界，就是至善。因此，有志于成为君子的人，在德性和德行方面都追求尽善尽美，使个人彰明的德性见诸德行，惠及他人、民众直至万物，达到“民胞物与”的崇高人生境界。明明德于天下鲜明表达了明德的践履要求。
明德作为一种基于道的德，实质上是中国价值观的内核精神，它体现在中国不同时代的不同价值观之中。
在远古的尧舜禹时代，明德体现为一种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以“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为追求、高度重视“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推崇德治，“明刑弼教”。夏商西周在弘扬远古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天命观和宗法制度为基础、以维护王权统治为中心的价值观。它在进一步强调德治的同时凸显了社会规范的作用，以礼治作为德治的主要手段。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形成了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皇权专制主义价值观，它旨在维护皇权专制统治，但作为其核心内容“三纲五常”中的“五常”，以及作为礼治和法治基础的德治等，亦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明德内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正在培育并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明德的基本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丰富和创新性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明德在现代文明时代的体现，彻底破除了传统价值观的王权制及其宗法制和天命观基础，使其中的许多糟粕被剔除，优秀的内容得到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取和继承了不少合理的传统价值观念，包括整体为重、以民为本、以德治国、教化为先、其命维新、和而不同、天下情怀，等等。在继承其合理内容的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一些根本性的传统价值观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正是在弘扬明德和优秀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以个人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生态全面改善为主旨，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以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为治国方针。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作为明德传统内涵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升华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这种升华进一步彰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明德根本精神和崇高境界的继承与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尚在培育中的价值观，它也是一个开放的观念价值体系，需要不断从传统文化中和世界文明中吸取营养和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批判吸收了一些外来的先进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在从传统价值观和外来价值观中汲取滋养的同时拒斥、剔除其中的消极因素，才能创造性地把明德发扬光大并无愧于后世地传承下去。
以当代明德培根铸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出了“培根铸魂”的重大课题。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根”就是数千年以来生生不已、绵延发展的明德，它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道德追求和精神标识;“魂”则是正在引领中国走向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是当代中国文化的鲜活灵魂和不竭动力。培根就是要厚植明德，铸魂则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风尚、涵化人心。今天，厚植明德就是要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不断完善它，使之真正成为当代中国人民之魂，成为当之无愧的当代明德。
以明德培根铸魂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而学者肩负着特殊的使命担当。学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构建者、阐释者，也承担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风尚和涵化人心之责。新时代的学者要担当起这一神圣使命，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应有贡献。一方面，要有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勇气和功力，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另一方面，要承担起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履行以德化人、以德育人、以德培元的使命。
我国学界目前还存在着一定的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的情绪，这种情绪严重影响了学者对培根铸魂职责的履行，也是导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的重要原因。古人讲“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唐人孔颖达对“三不朽”分别做了界定：“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学者不仅要追求立言，而且要讲究立德、立功，只有同时关照“三不朽”，才能做出不辜负时代和历史的学术精品，才能成为其思想和学说功在当代、利在后世的学术大师。北宋张载(横渠)提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而将生之刚健有为、积极入世的精神境界和处世态度推到了极致。“三不朽”也好，“四为”也好，它们都意味着人的生命虽有终结，但人可以做出贡献永存世间的真学问。这种对真学问的追求，正是古圣先贤超越有限生命而追求不朽精神、超越物质欲求而追求人格高尚的独特形式。真学问才能惠及当代和后世，虚假学问不过是过眼烟云。真学问就是体现时代精神、反映人民诉求的真理，就是能够融入明德传统的精华。
“三不朽”和“四为”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达到这种精神境界的前提在于自我完善，在于修身立德。《大学》把修身视为明明德于天下之本，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认为只有认识到了“本”的重要性，才算具有最高的智慧。但是，修身并不纯粹是为了修养身心，而是要明明德于天下。孔子主张“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孟子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平天下”;《大学》更把修身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根本。一言蔽之，先哲的这些经典说法都是强调学者要有崇高境界和高尚情操。新时代的使命担当要求学者弘扬先贤的宏伟志向和大家气度，修身立言，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真学问，努力成为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不朽”学者。而这也正是民族、国家和人民对学者的殷切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