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古代的著述方式，人们通常会想到“述而不作”。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那么，“述”和“作”有什么不同呢？朱熹在《论语集注》中释曰：“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在古人看来，“述”和“作”是有着显著区别的：“述”是传述旧的，述者为常人、为卑、为下、为后学；“作”是开创新的，作者为圣人、为尊、为上、为先生。
受“述而不作”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人在“述”和“作”的问题上谨慎戒惧，大多不敢以“作者”自居。比如司马迁，他著《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他又不敢称自己的著作为“作”，只称为“述”。当然，也有许多古人为了表达自己的创见，效法孔子修《春秋》的方法，寓作于述、述中有作，事实上是给“作”披上了“述”的外衣。但总体而言，“述而不作”无疑是中国古代著述方式的重要特点。
“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阐发与传播是起过很大作用的。但也应当看到，这一传统又有着诸多流弊。
一方面，“述而不作”导致了过度引经据典的习惯。“述而不作”是古人崇尚经典心理的反映，同时又在实践中不断强化着崇尚经典的心理，这使得古人在著述时习惯于引经据典。到汉代，著述时引经据典已成为普遍现象。而到魏晋南北朝，评价一篇文章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就是用典的多少。引经据典以增强说服力本无可非议，但其前提应该是这些经典本身是正确的。但古人在引经据典时总是缺乏论证，认为经典是毋庸置疑的，不必证是也不必证否，只要当作公理说出来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完全不需要基于事实的价值判断、是非判断。例如，古人常引用《诗经》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在今天看来，显然缺乏有说服力的来自事实的论证。
另一方面，“述而不作”限制了古人自由、系统地表达思想。受“述而不作”限制，在中国古代，即便是一些大学者也只能运用“经注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见解，而不能像西方学者那样用自己的话语形式自由、系统地进行表达。由于经书的章句顺序是固定的，这就带来极大不便。比如朱熹的《四书集注》，虽然要表达他基本的理学思想，但也不得不对大量无关紧要的章句作解说。这种状况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其思想被分割为若干小块，分散在相关的经文之下，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难成系统。
与这两个方面相联系，“述而不作”最大的弊端是不利于新思想的产生。由于“述而不作”将经典的创作与圣人联系起来，似乎只有圣人才有“作”的资格，而常人只能训解传述，所以汉代以后，古人通常只专注于章句训诂之学，只在前人划定的规矩中思考。无论是“述而不作”也好，还是“述中有作”也罢，古人的立言准则大体上都是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的。与“述而不作”密切关联的另一个词是“存而不论”。六经之外的思想不仅“存而不论”，而且很可能被视为“异端”。这些传统严重限制了中国古代新思想的产生。与中国古代“述而不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西方的著述传统中，后起的作者大多通过公开否定前人来为自己确立存在的合理性。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对近现代乃至当下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也有不小影响，对此我们应有充分估计。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一些学者不再把精力放在传述儒家经典上了，却又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一些著作神圣化、教条化，不敢越雷池一步。对象变了，可思维方式没变，这是颇值得我们警惕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有必要认清“述而不作”著述方式的优劣得失，呼唤更多“作者”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