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文献最早可溯源至西汉时期，此后经宋元两代的发展，至明清时期蔚然大观。就针对的阅读对象而言，日记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写给自己看的;另一类是被当做著作，以作身后为他人阅读的。
历史进程中的“大人物”“小人物”
通过对同一时期、同一事件、不同身份的日记进行解读，可以体察历史进程中，不同人物的感受。如戊戌变法，唐烜和江翰就在日记中呈现出“不对等”的记载。是时，唐烜任职刑部，其日记又喜将所见所闻“悉缕述无疑”，故对京中时政多有记载。变法初起时，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1898年7月18日)的日记中，他就记录了康有为受任用的过程，虽多有微词，却也承认“新法各条详细章程皆伊所进书中语”。迄于“六君子”就义，在日记中，唐氏不仅以参与者，也以经历者的视角，详细记载了“奉口谕严拿康某”的过程、刑部关押判处“康党”的情形，并表达了他对变法“摇动人心、败坏风气”的否定态度。而江翰虽然与康有为、梁启超、杨锐等人都有交往，甚至于戊戌年初，江氏尚与梁氏共饮、寄函杨氏，但在日记中对变法之事却未置一言。这除了因其日记“属日常备忘性记录，少有议论”而“未有意识地记录论时务之事”外，可能与他不支持变法有关，在江氏少有的涉及时局的记载中，曾记录了曹元弼“痛诟康有为、梁启超及蒯光典”之事，其态度不难窥测。
又如辛亥鼎革，王振声和黄秉义在日记中就记载了不同的感受。王振声是同治十三年进士，曾任会试同考官、监试官，徽州知府等，与一时政要载振、赵尔巽、铁良多有交集。他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捐升遗缺后，即奉调入京。鼎革之际，王氏虽已远离政坛，但在他简要的日记记载中却清晰地记录了从“湖北革党攻陷武昌省城”到“皇帝辞位，定为中华民国共和国体”的时局变迁。其中，王氏最为切身的感受则是“江宁、江西、浙江均有警”“苏浙闽粤均无安报”“齐化门东直门内抢掠烧大乱”等混乱景象，于是在辛亥年底遂“携眷东避于乡”，在致信友人时更称民国“大局摇摇”“民不聊生”。有这样的感受，无怪乎在张勋复辟的当日，王氏即在日记中改用“大清帝国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记日。
而远在台州的黄秉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当时的报刊和友朋间的交流。在辛亥年八月三十日(1911年10月21日)的日记中，他首次谈及对武昌起义的看法，认为“武昌彼据、汉阳彼占，深为可虑”，清廷应“水陆兼程并攻”。迄于清帝逊位，在近四个月的日记中，黄秉义“每月即记完一册，日均记逾千字”，除了根据报道作出对局势的判断外，他也在不断思考导致起义的原因，最终将矛头指向了张之洞，认为清廷“听信逆臣张之洞邪说，废科举、出洋游学、停书院，编设学堂，以致革命之贼处焉”，进而说“总而言之，‘停科举，瓦解人心;设学堂，倡言革命;练陆军，干戈倒击’二十一字致有今日之祸”。至民国肇始之日，黄氏更宣称“我朝之万世罪人在张之洞一人耳”。当然，黄氏的“一家之言”代表的是因科举的废除而丧失“读书——做官”之路的读书人，但他的记载中，其身边群体言及湖北战事，“革命党战胜，其色喜;官军战胜，其色忧”，则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南方世风的倾向。
“日记”中的生活
20世纪初，梁启超以“新史学”为倡导，批评中国的旧史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姓之家谱，提出历史研究应重视“匹夫匹妇日用饮食之活动”。“日记”作为记录个人经历的文献，涉及了著者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古代中国的城市生活中，居民的用水问题是城市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在王钟霖的日记中也有相关北京城内“水屋子”的记载，他在咸丰十年五月廿九日记道：“京中内外城官民所用甜水除自己有车自拉外，馀皆水屋按时卖给，凡有水屋皆山东登州人，无论大风雨必须送到各门挨卖，他人不能有此长功夫，亦不敢卖，只成一霸。京中居民不下百万家，皆仰给此水车之水，亦多不肯得罪他，盖水屋各有分界，他处不能越送也。”这则记载，不仅有助于了解晚清时期北京城居民的用水方式、供给来源，也能丰富文献记载的类型。
科举考试是帝制时代的重要内容，举子的备考及落第后的心态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粟奉之的日记，就详细记载了他五次参加会试、五次落第，最终大挑考授四川知县的经历，展现了普通举子“皇皇北上，行橐犹虚”的赴考情境。同时，他的日记“凡有闻见志之，旁及土俗物产，以尽其变”，对赴考、宦游途中的舆地物情、风俗人文、商业变迁等多有记载。如游云南时，粟氏就记录了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西方列强的商品渐销内地，致使素以产玉著称的云南，“向时巨贾无一存者，滇空受产玉之名，而生计坐是大减”，从而感慨道：“人第知洋人通商，夺细民职业，沿海受其害，乌知僻在西南之滇，害亦如之。”而后他赴蜀任职，在途中又亲见顺庆府盛产的红花，“其利为洋产所分，业此者遂寡”的情形，遂再次感慨：“洋人通商，事事攘中国之利，红花虽微，是可慨矣。”而从这些记载中，也不难看出当时西洋产品对普通民众原有生计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