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历史的进程中,额外发生了一件小事,是否会产生“蝴蝶效应”那样的巨大逆转?
或许这种穿越历史的想法在你我脑中都会偶有闪现,“文学鬼才”马伯庸却用上了历史学者那样的研究劲头,把这个“如果”当成了正事。从自成IP、书剧都广受好评的《长安十二时辰》,到最近预售一小时销售额即破千万的新书《两京十五日》,都是从一个不为人知的历史缝隙、不足为奇的隐秘角落开始,贯穿一系列真实的历史节点,直到不断反转的结局为止。
长达68万字的小说《长安十二时辰》来自于知乎上的一个问答——“如果你来给游戏《刺客信条》写剧情,你会把背景设定在哪里?”马伯庸的回答在不经意间创造了《长安十二时辰》里的一段故事:从狼卫入长安,到望楼登场,侍女持杖在沙盘上改变狼卫的位置。后来这成了小说的开场,又演化为电视剧中被精准还原的大唐气象。
《两京十五日》也是来自这样的历史缝隙——阅读《明史》时,马伯庸注意到了其中一段关于宣德皇帝的记载:“夏四月,以南京地屡震,命往居守。五月庚辰,仁宗不豫,玺书召还。六月辛丑,还至良乡,受遗诏,入宫发丧。庚戌,即皇帝位。”
这段记载看似平平无奇,其中却隐藏着极大的戏剧张力:皇帝突然在京城病故,太子却远在外地,他这一路怎么匆忙赶回去,心情如何,有谁陪同,又遇到了哪些困难与危险,这些空白于史书的细节,让人浮想联翩。于是,这总共40个字的历史记录由马伯庸衍生出来了上下两册共70万字的历史小说。
在真实的历史架构和细节中,脑洞大开地铺陈出一个个悬念和反转,“文学鬼才”马伯庸的这种写作风格被网友称为“考据型悬疑文学”。这种作品类型无疑需要作者兼具历史研究学养和网文写作经验,马伯庸恰好是一个从网络写手起家的“野生历史学者”。
马伯庸是笔名,本名马力的他1980年生于赤峰,满族人。因为有段时间与他有接触的人常会遇到“霉运”,他却毫发无伤,故被称作“祥瑞御兔”或“祥瑞亲王”,也有了“马亲王”这个网络昵称。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商学院读书时,马伯庸第一次接触到了网络。当时在网吧上网要20元一小时,作为一个穷学生,他只能攒下一周的早饭钱,周末跑去上一个小时网。因为贵,不舍得在网上浏览,他就带一个3.5英寸软盘,一小时内找很多小说,拷下来,再到学校一块钱一小时的单机机房,把它们全都读完。
有一次软盘坏了,拷贝的小说只显示了前半部分,马伯庸不小心碰到键盘,打了几个字,没想到正好和小说后面的那句话接上了。他心想:“原来我也能写啊!”于是又试着敲了几句话。写完之后发到网络论坛上,反响不错。于是他每周都到机房写东西,周末发到网上,下个星期再去看回帖,就这样入了网文写作的坑。
后来马伯庸去新西兰留学,“因为那个地方特别无聊,每天下午6点以后所有店都关门了,留在屋里不是看书就是玩游戏、写东西。”当地图书馆里不多的中文书籍中有陈寿的《三国志》和司马迁的《史记》,读这两本书而生发的历史探讨,是马伯庸网络写作的一个基石。在他看来,那个时代是有文字以来,创作者和读者之间最透明的阶段。大家彼此之间坦诚相待,写作是为了兴趣,有人过来点个赞、评论几句,就是最高奖赏了。
从1999年在只有20多人的小论坛写起,后来到更大的论坛被更多人熟知,再到出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马伯庸的写作从没间断。哪怕从新西兰留学回国后,他在施耐德电气这家外企工作了10年,直到2015年才辞职成为一名专职作家。
职场经历让马伯庸的历史小说里不乏现代性,比如在构思《长安十二时辰》时,“我写的张小敬,他遇到的问题很多人都遇到过:我一心想做一件事情,但是周围一圈傻子拖着我,我干不下去；李泌的问题也是,我一个985毕业的大学生,天之骄子,结果在官场上碰得头破血流。我以为凭我的才能就能解决,但发现不是这么回事,社会很复杂。”
去年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大火时,马伯庸供职过的施耐德还买了两千多本书,请马伯庸回去签名。马伯庸欣然赴约,并在微博上写了条段子:“看着市场、财务、人事、法律和各事业部的前同事和前领导过来求签名,百感交集。十年之前,都是我拿着投标文件去找各个部门苦苦求签名……”
现在回忆起自己的写作之路,马伯庸依然能想到创作某部作品时的工作环境:我在重庆当销售时,不去解放碑打望美女,却傻乎乎地趴在办公室里写《殷商舰队玛雅征服史》；写《笔冢随录》时,我正在亦庄的工厂里枯坐,身边是乏味无比的技术手册,远处是热火朝天的生产线；公司搬到望京之后,我得到过一个隐藏位置绝佳的工位,猫在那里敲完了《破案:孔雀东南飞》和《风雨〈洛神赋〉》……
这部工作之余写就的《风雨〈洛神赋〉》在2010年与贾平凹的《一块土地》共同摘得人民文学奖散文奖。2012年,凭借《宛城惊变》和《破案:孔雀东南飞》,马伯庸又获得朱自清散文奖。虽然得到了官方的肯定和社会的认可,但他不认为作家有专业和业余之分,自己也没有那种“正经作家要写正经东西”的使命感。马伯庸说自己一直属于“野生生长”的状态,想到什么就去写什么,哪怕是一个梦。
2013年,马伯庸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月色笼罩的草原上开一辆解放卡车,旁边坐着一个传教士,絮絮叨叨说着拉丁文,动物们排成一列长队,跟在车后面,缓缓前行。这个梦太过奇妙,马伯庸一直念念不忘,就写成一个短篇,刊登在《人民文学》2016年6月号上。后来,他无意间读到内蒙古呼和浩特晚清时期的地方志《绥远志略》,讲一个传教士用电影机向草原的牧民们传教,“最先进的电影科技与最古老闭塞的草原,新旧交错、东西方的冲撞感非常强”,马伯庸决心将这个故事扩充为长篇,于是就有了《草原动物园》这部小说。
他将故事安排在自己的家乡——汉蒙交界、信仰庞杂的赤峰,庚子事变、外国来华的传教士……为了在虚构的故事中突显历史细节的真实,让整部小说力量浑厚,马伯庸特地回了趟老家,搜罗那里的传统民间故事,找来关于清末的文献和论文,大到赤峰城的格局、官府的职位,小到当时报纸的名称,都一一敲定,毫不含糊。
这种研究劲头也为马伯庸增添了一些学者气质,在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的同时,碰到什么他就会研究什么。偶然与朋友聊起明代万历年间的一桩民间税案骚乱,其过程跌宕起伏,妙趣横生,马伯庸忍不住要把它写出来。当他开始搜集资料,越看越是兴奋不已,从明代的民间档案文书里,挖掘出了六个尘封已久的故事,2019年出版了《显微镜下的大明》这部非虚构历史纪实作品。
写作这样的题材需要历史真功夫,容不得半点马虎。作为商学院出身的海归前外企员工,马伯庸在研读这些资料时,发现几乎每一处细节记录,都会产生很多衍生的背景问题。
比如说,明代采用两京制,南京同样设有六部,但徒有虚名而无实权。在丝绢案初稿里,有一位户部尚书,他下意识地认为是北京户部。后来他人指出,南京户部要负责江南税收,颇有实权。再后来,经过专业学者的提醒,他再去查证,才确认了正是北京户部尚书。谈及《两京十五日》的写作初衷时,马伯庸也打趣说这是《显微镜下的大明》的副产品。因为当时买了很多明朝的资料,只写一本书也太亏了。
曾有评论说,历史题材的小说写作中,想象与真实的界线究竟何在。马伯庸赞成大仲马的说法:“历史只是墙上的一个挂衣钉,用来挂我写小说的大衣。”他的历史小说写作一直保持两个原则:第一,真实的历史事件不能变；第二,真实历史人物的性格和追求不能变,“这两个点定住了,中间可以尽情想象。写小说就像是一个借口,满足的是我想象的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