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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来，国家统编教材的编写主要有四轮，为促进教育发展、提高国民素质、建设教育强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做好统编教材工作，中央和教育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确立了国家统一教材制度的大政方针，制定了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组建了专门的统编教材编写和审查机构，配备了强有力、专业化的统编教材编审人员，创建了全国统一的教材出版发行渠道。
统编教材建设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的客观需要，坚持了政治思想性这一首要原则以及教材编写质量和水平提升这一核心任务。
统编教材，也称“部编教材”“通用教材”，指在一个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指导下，由国家和政府统一组织编写和审定、全国统一出版和使用的教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教材工作，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提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健全国家教材制度，统筹为主、统分结合、分类指导，我国教材建设进入新征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也掀开了我国统编教材的新篇章。70年来，国家统编教材的编写主要有四轮。
第一轮在1949年至1957年，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中国先后修订和重编了三套通用教材：第一套是我国统编教材的先声，只编写了部分学科，供1949年和1950年秋季入学使用。第二套供1951年至1953年秋季入学使用，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人教版”)的第一套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重新编写”，但建立了全国中小学课本由国家统一供应的基础。第三套是在毛主席指示下，由教育部责成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代教育部拟订中小学教学大纲，于1954年至1956年根据新形势要求编写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
第二轮是在1961年至1965年。经中央文教小组批准，根据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编写普通中小学和师范学校教材的意见》，教育部责成人教社先后编写出版了两套通用教材：第一套是中小学实验教材(人教版第三套教材)，第二套是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人教版第四套教材)，但只出版了一部分。
第三轮统编教材在1978年至1988年编写。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即分管科教工作，要求尽快编写全国统一的中小学教材。这一时期的统编教材共三套：第一套是于1978年秋季在全国供应的中小学各科教材(人教版第五套教材)。第二套是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六年制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和《六年制小学教学计划(草案)》编写的十二年制中小学通用教材(人教版第六套教材)。第三套是1986年受国家教委委托，人教社全面修订、改编，形成人教版第七套教材。
1988年，国家教委《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颁布，开启了我国义务教育教材“一纲多本”和教科书建设多样化新阶段。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中小学教材要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中小学教材又呈现“多纲多本”局面。
第四轮是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小学三科国家统编教材编写。国家教材委员会统筹、指导、管理全国教材工作。
这些教材为促进教育发展、提高国民素质、建设教育强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了重要贡献。
确立了国家统一教材制度的大政方针。统编教材政策是新中国多项统一建设的新政之一，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优势。1948年，中央对出版工作提出了“要集中统一”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建议迅速组编一套中小学教科书，以供应新解放区使用。新中国一成立，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强调：“教科书对国计民生影响特别巨大，所以非国营不可。”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部部长马叙伦说，各级学校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师资等都要求一个彻底的，同时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变革和解决。自此，中小学教材很长一段时间基本上实行“编审合一、一纲一本、统编通用”的全国集中统一制度。
制定了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为了贯彻全国统一教材的大政方针，中央教育行政部门首先是制定教学计划，即指导和规定学校教学活动的文件;其次是制定教学大纲，即课程标准。70年来，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共颁布了11套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为统编教材以及多版本教材的编写提供了重要指南和基本遵循。
组建了专门的统编教材编写和审查机构。新中国先后设立了规模大且规范、专业、系统的教材专业机构，为统编教材编写和实施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为了解决1949年秋季中小学开学时教学用书问题，中央于1949年4月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由叶圣陶任主任，周建人、胡绳任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这个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并入出版总署编审局，审订老解放区和国统区的课本，并修订了新中国第一套中小学教科书。1950年12月，教育部和出版总署共同成立了专门编写、研究和出版教科书和一般教育用书的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9月，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及其办公室(1999年5月更名为“教育部基础教育教材审定工作办公室”)成立，同时成立学科教材审查委员会。自此，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统编教材的“编审合一”体制到此结束。2017年7月，国务院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同时设立教材专家委员会，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
配备了强有力、专业化的统编教材编审人员。早在1949年至1950年，中央对于统编教材编审人员的配备就极为重视，深谋远虑，汇集了一批当时教材编辑领域的精英。既有来自国统区开明书店的知名教材编辑，如叶圣陶、宋云彬等，又有老解放区的优秀教育干部，如胡绳、金灿然等，还有进步学者、民主人士周建人、孙起孟等。同样，中央对于承担国家统编教材编审和出版任务的人教社成立之初的队伍建设极为重视，又调入了一批学有专长者，领导班子阵容强大，编写队伍也初具规模。
在新中国统编教材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调人、“会战”、留人值得一提。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3年5月，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从全国抽调大批干部编教材。随后中央组织部、教育部据此从全国各地选调100多位优秀学科专家、一线名师和教育学者充实教材编写力量，与人教社原有教材编辑一起，通过“会战”的方式集中攻关编写了一套全新、全学科的统编教材。第二次在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1978年2月，邓小平同志在教育部党组《关于请调教材编辑出版干部的报告》上批示：“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据此，教育部从各省区市抽调200名优秀教师和知名专家，分12个学科编写组在北京香山饭店进行教材“会战”。
创建了全国统一的教材出版发行渠道。1949年10月3日，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召开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为国家统一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出版尤其是发行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渠道保障。自此，新华书店逐步成为全国中小学教科书尤其是统编教材发行的主要渠道。
70年统编教材的历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三条。
统编教材建设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的客观需要。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全国统一的教材政策以及整个教育体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可以说，统编教材建设既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的客观需要，又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及其教育事业提供了一个重要支撑和具体抓手。在新的历史时期，则应“统筹为主、统分结合、分类指导”，构建和完善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统编教材和非统编教材有机结合的教材体系。
统编教材建设坚持了政治思想性这一首要原则。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新中国成立70年来，历代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统编教材工作，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统编教材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并始终起到了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重大作用。统编教材是国家教材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基石，是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也是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最佳途径和强有力武器。
统编教材建设坚持了编写质量和水平提升这一核心任务。从70年统编教材发展的历史来看，教材编写的质量和水平，是统编教材建设的核心任务，也是决定统编教材政策推行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提高教材编审质量的工作任重道远，需要深谋远虑、统筹兼顾、多管齐下、标本兼治。
首先，正确处理统编教材的政治思想性与科学性、适切性、相关性的关系问题，处理好传授知识、发展能力和培养个性的关系问题，在解决好教什么、怎么教，学什么、怎么学这一教育核心问题上下功夫，努力推出优质的、一流的统编教材。
其次，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学习和借鉴以往统编教材调集“优势兵力”进行“教材会战”并且“会战”后留人的成功经验，推动形成统编教材建设的强大合力和持续发展的新机制，不断促进教材质量达到新水平。
再其次，建立教材专门机构，加强专业化、职业化教材队伍建设。教材编写应该以专职为主，同时聘请学有专长的学科专家和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担任编者或主编，编写队伍要实现专业编写者与学科专家、优秀教师三结合。
最后，重视科学研究，为统编教材不断创新和发展奠基。要重视教材研究和实验工作，力争实现使用一套教材、实验一套教材、研发一套教材的良性循环，为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水平的教材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