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由城邦发展而来，它起初只是意大利半岛上的一个小地方，和它并存的还有许多类似的城邦组织。罗马在不断的争夺中壮大起来，并吞了其他的城邦，其手段就是战争，被征服者或者被并吞为征服者的一部分，或者被消灭。到公元前3世纪中期，罗马基本上统一了意大利半岛，是它扩张的第一阶段。在扩张过程中，罗马掠夺了大量的战俘，成为奴隶制城邦。奴隶制城邦依靠广大的奴隶劳动，养活着城邦公民，公民组织成为罗马军团，不断进行掠夺奴隶的战争，这成为一个使罗马扩张的循环。前面引述的亚里士多德的话，就说明奴隶制城邦的活动本质。罗马的政治制度是所谓共和制，掌握着罗马城邦政治决策权力的是一小撮元老奴隶主，他们组成的元老院一般只有３００人，由一些世家大族世代相袭，这些人在战争的环境中长大，所受的教育也就是从事战争，接受的文化教育——修辞与法学的教育是很少的。西塞罗已经指出，希腊人波里比阿认为罗马人是缺乏教育的。他们不断进行战争，认为只有如此才可以争取到光荣、荣誉、赞美，这是他们最看重的品德。据说他们要在军中服役10年以上才可以担任官职，所以战争就是他们升迁的途径。前已指出，罗马在一段时间，几乎可以说没有一年没有战争，战争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波里比阿说，“罗马人依赖他们的武力去执行所有任务，认为一旦为自己设定一件任务，他们便一定要全力完成”。
从公元前２６４年布匿战争开始，到罗马帝国建立，是其扩张的第二阶段。这时罗马和迦太基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战争对罗马一度十分不利，汉尼拔差不多就要取得胜利了，但是最后罗马坚持下来，打败并且消灭了迦太基。在战争中罗马建立了海军，军队的指挥、编制、战争技术，都得到提高。取得了大量战俘奴隶，总数达六十几万人。奴隶制经济得到发展，进行农业生产和放牧的奴隶制农庄成为罗马生产的主力。奴隶市场也十分发达，罗马人，无论是贵族抑或是平民，家内都有奴隶进行生产和家务劳动，罗马可以说是典型的奴隶制国家。罗马和迦太基的战争是争霸地中海的战争，扎马之役后，罗马逐渐向地中海东、西部发展，特别是向地中海东部的发展，开启了并吞希腊世界的活动。从并吞西西里岛起，罗马人就向希腊文化学习，改变自己野蛮的习惯。打败汉尼拔的西庇阿就是一位希腊文化的崇拜者，主张对希腊采取宽容政策。所以后来马其顿战争后，罗马就宣布给予希腊各城邦以自由，没有驻军，不交贡赋，但实际上希腊成为了罗马的附庸。罗马以后自认为是文明之邦，它的征服就是文明之邦对野蛮人的解放。
罗马帝国建立后，仍然继承了原来的扩张政策，而且有变本加厉之势。奥古斯都在亚克兴海战击败安东尼后，马不停蹄地四处侵略，在他于各地建立的记录自己功劳的铭碑上有清晰的反映。这些碑铭起初是刻在奥古斯都的陵墓上的。帝国的思维有其相似之处，正如秦始皇很早就为自己修建陵墓一样，奥古斯都也于公元前３２年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前２８年完成。他本人是公元１４年才死的。这一陵墓建筑宏伟，在著名的战神广场，斯特拉博对它的描写是，“这是位于河边的一个巨大墓堆，建立在高高的白色大理石台基之上，直到陵墓的顶部种满茂密的常青树。墓堆的顶部立着奥古斯都·恺撒的青铜像，墓堆之下是他的亲属和密友的坟墓。在墓堆之后有一块宗教圣地和一个幽美的散步场所”。这一碑铭保存下来的原文共计３５条，外加附录。一般翻译为“业绩录”，因为内容是说奥古斯都为国家建立的各种功业的。其中大部分是战争功业，如第2６条说奥古斯都扩大了罗马人民的各行省边界，把那些没有服从他们的民族包括进来。如高卢和西班牙省，还有日耳曼，从加的斯直到易北河口；控制了从第勒尼安海直到亚得里亚海的阿尔卑斯山；他的舰队航行于从莱茵河口到日出之所的欣布利人之处，之前罗马从无人能到达此地；在他的指挥之下，军队还到达了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杀了他们的许多军队，摧毁了许多城市。第２７条说把整个埃及交由罗马治理；打败了亚美尼亚的好几个国王，建立了行省，但还是扶助了一个当地的国王；还收复了爱奥尼亚湾东面的所有省份、昔兰尼，以及在奴隶战争中被掠走的西西里和撒丁。第２８条说在利比亚、西西里、马其顿、西班牙、亚该亚、亚细亚、高卢等地为老兵建立了殖民地，还在意大利建立了２８个这样的殖民地。第２９条说他在西班牙、高卢、达尔马提亚收回以前丢失的军旗，还迫使帕提亚归还三个罗马军团丢失的物资和军旗，并且让其谦卑地向罗马人民求和。第３０条说他派他的义子提比略征服了以前从来没有罗马军队到过的潘诺尼亚，还把伊利里库姆的边界扩展到多瑙河岸，越过那个边界的达契亚人被消灭，并且使军队越过多瑙河让那里的达契亚人投降。第３１条说印度、巴斯塔尼（欧洲萨尔马提亚人一部落）、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亚人的国王都派遣使节前来。第３２条说一些国家国王逃来寻求庇护，一些从未联系之国家也派子弟为质或派来使节，颇有我国古代“万国来朝”之意味。
从城邦开始，罗马就崇拜战争，崇拜胜利。执政官、独裁官或者行政长官率军出征归来后，要举行盛大的凯旋式，将俘虏的敌人首领、财物等，在街道上游行示众，然后将敌人杀死，将财物瓜分。为庆祝胜利，还要建立各种纪念碑、凯旋门等，现在残存的以及从钱币等上面可考查到的凯旋门有３００座之多。早在公元前４５９年，独裁官昆克提乌斯因为战胜埃魁人，可以享受举行凯旋式的仪式，士兵排成出征时的队列进入城市，被带在战车前的是敌人的首领，军旗举在前面，然后是满载战利品的军队。在城内大摆宴席，全城狂欢。公元１７年，为战胜日耳曼各族，为日耳曼尼库斯举行了凯旋式，在游行的行列里有战利品、俘虏，有山脉、河流和战役的模型、图画等。最著名的是前述的恺撒举行的四次凯旋式，而据说埃及女皇克里奥帕特拉就是因为害怕屋大维会把她作为战利品放在队伍中游行，所以自杀。帝国时期的胜利被视为文明对野蛮的胜利，皇帝或将军被描绘成为对野蛮人的胜利者，他们的雕像下，往往是被捆绑着的长头发、长胡子或者裸体的野蛮人形象。许多银币上也装饰着这样的图案。
在罗马扩张到地中海周围，成为环绕地中海的大国后，它就形成了要征服世界的认识，罗马被称为世界（orbis terrarum ）的征服者，或者说是世界民族的胜利者（victor orbis gentium）。当然罗马人的世界是他们那时想象的世界，如维吉尔歌颂奥古斯都说，“他将帝国版图扩大到日耳曼和印度之外，扩大到星星之外的土地，扩大到太阳和年月之外的路径。……他的所到之处，直到现在，里海的王国仍然为诸神祇战栗，麦奥提斯湖的土地、尼罗河口的土地，仍然在惊慌失措”。
直到帝国的元首制时期，罗马仍然维持着共和国的外衣，掌握政权和军队指挥权的，是一小撮罗马贵族，后来加入的骑士阶层，也没有多少人。他们在战争的环境中成长，以勇武为荣，战争中建立的功业是他们最看重的，作为皇帝、执政官、将军等，都要能够到前线作战。他们被加以各种战功的头衔，如“帝国的扩大者”“不可战胜者”“世界的平服者”等等，赞誉他们战胜多少次敌人。每取得一次胜利就会受到imperator的欢呼，在头衔的后面还要说明他得到多少次这种欢呼，据说克劳狄有２７次之多。如果皇帝、将军怯敌，不够勇敢，就会受到批评和讽刺。如苏维托尼乌斯记载，尼禄在不列颠吃了败仗，在东方也遭到可耻的失败，叙利亚险些失守，受到许多斥责和唾骂。人们讽刺说“我们的皇帝紧拉琴弦，帕提亚的国王则紧拉弓弦；我们的皇帝将是歌唱者阿波罗，而那个国王将是远射者阿波罗”。奥古斯都虽然雄才大略，可是他个人作战能力不强，也被记载说在一次战役中逃跑了，第二天回来时既丢了斗篷也丢了马。
汉代的战略思想
中国历史上从夏、商、周三代起，就自认为是统一国家，“天下”是我国政治文化上的世界观念。天下之中有万国，但是周天子的国是中心，曰中国，外面也有蛮荒之地，但它们要向周天子纳贡。中国强调的是文化认同而不是民族认同，蛮夷通过学习中原文化进而成为华夏族群，而华夏族也可以因为丧失其文化特征退而成为蛮夷。这是各族和平共处的理论前提。
从周代的敬天保民思想，中国逐渐发展出仁政学说，强调不忍人之政，强调道德教化。对待四夷，希望通过教化做到四夷宾服，不主张大张挞伐。虽然因为蛮夷不断袭扰中原各国，攘夷也是重要的方针政策。
春秋之时，王室衰微，各邦战争不断，但被认为是统一的战争，即各邦分立是一种不正常现象，而战争的目标是达到天下的一统；不像罗马从一个小城邦以战争起家，进行的是兼并战争。兼并战争以消灭敌人为目的，统一战争在完成统一后，面对的是如何使国家长治久安，要使百姓安居乐业，所以就强调统一战争是一种仁义之师，不能乱杀无辜，要保护百姓。“不杀老弱，不猎禾稼，服者不擒，格者不舍，奔命者不获。凡诛，非诛其百姓也，诛其乱百姓者也”。这一段话后来被引入《汉书·刑法志》中，主张“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形成了仁义之师的长期观念。当然，现实政治中，军事力量仍然是政治家考虑的核心，战争一直是历朝历代采用的手段。
中国有这样的观念，和贵族阶层的变化也很有关系。士是周代贵族阶级中最低的等级，掌握军事技术和文化，是车战的主力，在朝聘盟会中能引用诗、书，对答得体，进行政治、外交活动，可谓文武全才。春秋末期，车战的规模日渐缩小，步兵、骑兵的作用加强，士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这时“学在官府”的情况有了变化，私人办学渐成风气，孔子、墨子都是私人办学的著名人物。私人办学教的科目也是文武都有，但因为社会上对文士的需求日多，文士日益成为活跃的社会力量。战国时期，各国斗争激烈，相互攻伐，许多有文化的人，往往可以分析形势，出谋划策，帮助国君取得成功，显得比只会领军作战的人更有用处，文士掌握国家机要，在决策中日益发挥更大的作用。也许就是这样的原因，导致逐渐发展出了单纯的文士，而儒家似乎是这样发展的先锋。他们放弃了射、御的学习，而专门从事礼乐之学，弦歌不辍。后来叔孙通为汉高祖定朝仪，用的就是这样的儒生。中国历史上缺乏以能征惯战、以勇敢为无上荣光的贵族阶级，和罗马显示出了不同的发展过程。
文士成为朝廷中决策的主力，道德教化、仁义之师思想的宣扬，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对战争的消极态度。和罗马帝国形成鲜明的对比。秦号称虎狼之国，秦始皇更是有名的“暴君”，虽然说秦用法家之术并吞天下，但和前面的罗马奥古斯都宣扬的很不相同。奥古斯都的“业绩录”，刻石记功，赞誉的主要是自己的战争功业，不断向外扩张。秦始皇的刻石，强调的是“黔首安宁，不用兵革”，“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我们试抄一段始皇帝二十八年封泰山、禅梁父后的刻石词：
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
在琅琊台的刻石词是：
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匡饰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六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这两段话强调的是对人民的管理，让大家都能安居乐业。而且还移风易俗，实行了教化功能。这些是“与鲁诸儒生议”的结果，充满仁政思想就毫不奇怪了。
汉武帝开拓边疆有功，班固给他写的赞却说他：“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襢，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而没有说他的武功。还批评说如果“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那就是《诗》《书》所称道的人了。这些和罗马歌颂的奥古斯都、日耳曼尼库斯、图拉真等，可谓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打胜仗的将军，也没有像罗马那样大张旗鼓地歌功颂德，给他们修建凯旋门、纪念碑等。我们知道的是汉武帝因为大将卫青、霍去病都去世比较早，特别是霍去病英年早逝，送葬时发属国的铁甲军，从长安直到茂陵（武帝陵地）他的坟墓，为之发丧。将他的坟墓修建成祁连山的形象，表示他在那里击败匈奴。卫青和霍去病的坟墓都在茂陵东北面，二者相对，西面是卫青，东面是霍去病，并且配备有石人、石马等，现在还残存有马踏匈奴像，是为中国的对武功的纪念碑。
秦皇、汉武因为进行了开拓边疆的活动，在中国历史上遭到不少非难。秦是二世而亡，武帝则强调他的轮台诏，说他在危急时刻知道悔改，所以使汉转危为安。这对古代的罗马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武帝刚刚去世，昭帝即位，就有了盐铁会议的大辩论。来自所谓民间的贤良文学人士起而反对汉武帝时执行的盐铁官营政策，也反对开拓边疆，特别是反击匈奴的政策，使“甲士死于军旅，中士罢于转漕，仍之以科适，吏征发极矣”。又说“秦南侵劲越，北却强胡，竭中国以役四夷，人罢极而主不恤，国内溃而上不知……兵破陈涉，地夺诸侯”。汉武帝有陷入秦始皇那样危险境地的可能。甚至唐太宗时，人们还用“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祸之基”，“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这些话来劝他不要对外用兵。这和罗马完全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