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国富国穷根源的研究成果不断被介绍到国内来，除了目前仍流行的产权和制度决定国富国穷的解释外，最近10多年，又相继出现了民主决定国富国穷、竞争力决定国富国穷和创新决定国富国穷的观点，甚至出现了地理位置、资源和气候决定国富国穷的观点，这些观点非常具有迷惑性。尽管产权、制度、竞争力和创新等诸多因素确实对经济发展有一定影响，但它们都不是决定国富国穷的关键性的或基本的因素。如果认为风俗习惯、法律、产权和政治制度等决定了经济发展，这实际上是颠倒了因果关系。挪威著名经济学家赖纳特通过对过去500年经济政策史长达30年的深入研究，运用演化经济学理论论证了在决定国富国穷的复杂因果链条中，只有对不同质量的经济活动的战略选择才是决定国富国穷的关键性因素。本文简介了赖纳特这种研究的主要成果。
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之一柯林·克拉克(Colin Clark)在谈到他为什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产生兴趣时，把它归因于与英国经济学家奥斯汀·罗宾逊爵士(Austin Robinson)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一次谈话。罗宾逊告诉他，经济学教程的正确开端应该是告诉学生，印度的人均实际收入为什么仅为英国人均收入的1/4或更少。现在，80多年过去了，这种差距惊人地扩大了：前者大约只有后者的1/50。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在其著名的《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各国之间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大得让人难以置信……一个人一旦思考这些问题，他就不再想别的事了。
科学起源于惊异。这在挪威演化经济学家埃里克·S.赖纳特(Eric S.Reinert)身上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谈到《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一书的写作动机时，他精确地把它追溯到1967年当他作为一个中学生在秘鲁扶贫时产生的疑惑：秘鲁的巴士司机、旅店员工和理发师的工作效率并不比挪威的同行差，但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穷?这个问题转换成经济学语言就是：为什么相同水平的生产率在不同的国家会产生不同的报酬?这个问题驱动着他从大学时代就开始上下求索。他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正统经济学中是无法找到的。冥冥之中，命运之神把他引至前斯密时代的一种经济学传统，这种传统在战后指导日本和韩国崛起的经济政策中仍然依稀可辨，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世界中却几乎失传了。为此，他一头扎进了过去500年以来的经济思想史和经济政策史之中，收集了5万册的著作和政府政策文件。他从中发现了西方发达国家致富的秘诀。赖纳特为了证实或证伪他从历史中发现的这个秘密，曾长期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以至于他的两个儿子小的时候总是问他：为什么我们总是到一些穷地方去旅行?赖纳特还发现，正如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对乔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Georg Friedrich List)所评论的，他的概念就像在冥界河岸上飘荡的未被释放的灵魂，在历史上，这种迥异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经济学传统虽然对国富国穷的机制具有直觉上的深刻领悟，但却没有展开系统的分析。赖纳特发现，20世纪80年代之后兴起的演化经济学为这种分析提供了理论工具，因此，赖纳特就把历史上这种源远流长的经济学传统与现代演化经济学综合在一起，对发达国家自英国1485年实施战略性经济政策以来相继崛起的五百年经济史、特别是经济政策史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解读。
赖纳特从五百年的经济政策史中发现了什么?他又是如何揭示国富国穷的机制的呢?赖纳特发现，首先，不同的经济活动在质上是不同的，只有特定的经济活动才能富国裕民，就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做什么”比“怎样做”更为重要。1721年，英国国王乔治一世在英国议会开幕时经人授意总结了英国经过300年摸索所获得的致富经验：“输出制成品并输入原材料，对于公共福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不过的。”李斯特认为，英国的经济崛起就在于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个基本原则。因为，相对于原材料生产而言，制造业具有熊彼特所说的“历史性报酬递增(技术创新加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特点，这两个特点使得制造业在当时构成了富国裕民的基础。但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分解的今天，笼统地说制造业所具有的这两个特点已不再成立，相反，由于信息技术经济范式的革命，与高端制造业一样，高端农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这些高质量的经济活动也具有了历史性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特点。
其次，只有那种旨在扶植和创造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国家创新体系才能推动一国进入富国裕民的轨道之中，国穷国富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一国发展战略对高质量还是低质量经济活动进行不同选择的结果。所谓的国家创新体系就是一国推动技术创新的制度和政策体系，因此，国富国穷的关键性因素不是制度，而是对经济活动的选择。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在于高质量的经济活动不仅通过历史性报酬递增产生了生产率的增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高质量的经济活动所具有的不完全竞争特点为一国的资本家、劳工和政府分别以高工资、高利润和税收的形式“共谋式”地分享这种生产率增益提供了产业基础。相反，由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具有“技术死胡同”和完全竞争的特点，因此如果一国按照比较优势使这些低端产业专业化，那么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并不能通过实际收入的提高为该国国民所分享，反而会通过价格降低的方式被世界各国所分享，这种选择的结果必然是规模报酬递减、低工资和发展的潜力日益枯竭，从而使该国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而不能自拔。
再次，这种高质量的经济活动通过国家创新体系所创造的系统协同效应，在国家范围内产生并扩散了技术创新及其生产率的增益。高质量的经济活动具有技术外溢性，如果一国缺乏高质量的生产活动，它就不能把创新扩散到低质量的经济活动部门，从而也就不能带来生产率的全面提高。而一国的高质量经济活动所占比重越高，则该国不仅科技创新会日新月异，而且低质量经济活动部门的劳动者也会享有这种科技创新的收益。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工业发达的地区，即使农民也比工业不发达地区的人更富裕;发达国家的理发师或出租车司机的实际工资要比生产率相同的发展中国家的同行高出很多倍。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在一国之内所有产业的劳动力都共享着同一个劳动力市场，由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创新所产生的“不断涌出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因此，产业之间的协同效应，特别是劳动密集的低端产业与高质量生产活动的协同发展，是产业协调发展和城乡和谐的重要机制。
最后，历史上的富国之道表现为高质量经济活动与更高实际工资之间的良性循环，实际工资而非GD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国穷的首要标准。在赖纳特看来，一国的国民因为高质量的经济活动，才享有实际工资的不断提高，而实际工资的提高带来了更大的需求(也就是更大的内需)、更高的储蓄和劳动节约型的技术创新，更大的内需使得有利于科技创新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得以发展，更高的储蓄和劳动节约型技术创新产生了更高的投资和更高的利润，而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更高的投资和更高的利润又加快了科技创新的速度，从而使该国在高质量的经济活动方面更具国际竞争力，而高质量的经济活动又导致了实际工资的提高，如此循环往复并互为因果，从而使该国迈向了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国富国穷根源的研究成果不断被介绍到国内来，除了早期的产权和制度决定国富国穷的解释外，最近10年，又相继出现了民主决定国富国穷、竞争力决定国富国穷和创新决定国富国穷的观点，甚至出现了地理位置、资源和气候决定国富国穷的观点，这些观点非常具有迷惑性。尽管产权、制度、竞争力和创新等因素确实对经济发展有一定影响，但它们并不是决定国富国穷的关键性原因或基本因素。例如，就以影响最大的制度决定论来说，早在1769年，德国经济学家梅因(Johann Jacob Meyen)就指出，众所周知，那些古老的国家并不是先改进了它们的风俗习惯，而后才找到有用的产业——事情恰恰相反。如果认为风俗习惯、法律、产权和政治制度等决定了经济发展，就是颠倒了因果关系，在决定国富国穷的复杂的因果链条中，只有对不同质量的经济活动的选择才是决定国富国穷的关键性因素。
赖纳特的上述结论是以他在中国出版的两部著作为基础的。第一部著作即《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该书中译本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2010年底出版，其英文版出版于2007年，次年就获得了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欧洲第二大经济学协会)的缪尔达尔奖。据报道，该书不仅在英国、美国、印度和马来西亚出版了英文版，而且西班牙文版和塞尔维亚文版也已经出版发行。此外，该书的朝鲜文版和葡萄牙文版也正在翻译中。赖纳特的第二部著作是由他本人和笔者合作、专门为中国读者选编的论文集《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上下卷)，该书在2007年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笔者之所以为该书取名“穷国的国富论”，意指与其篇幅相当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并不能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导，而《穷国的国富论》才是这些国家脱贫致富的指路明灯。对于我国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并反思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危害来说，这两本著作从历史和理论等方面都提供了独特的新视野，值得学术界、经济政策制定者乃至一般读者深入研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