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已久的“这一天”终于来了。关于“这一天”，这些年笔者在圈内听到过多个版本。以上海为例，去年一度在圈内盛传，说经历完“这一天”之后，上海滩上只会保留《解放日报》、《文汇报》两张党报的事业编制，其余报纸包括老牌的《新民晚报》在内，统统都将“脱事转企”?
“这一天”真来了，而且站在前台操刀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首先拿总署机关报——《中国新闻出版报》开了第一刀。5月初，《中国新闻出版报》的厅局级事业单位被注销，挂牌成立公司性质的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为显示决心，也为营造“脱事转企”声势，官方在北京举办高规格的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揭牌庆典。“宣传口”各路诸候，京城各大报纸的老总们悉数出席，为官方的改革举动捧场。庆典仪式上，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明确宣布，全国“非时政报刊”年内将全面展开“脱事转企”改制?
换“汤”不等于换“药”
中国大陆报纸，眼下分为四类：一是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市、地级市、行政专区包括新疆建设兵团的党报，一向被定义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二是各大报业集团麾下的都市类报纸，譬如《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之类。因所刊登内容“尺寸较宽”，报纸发行区域经济发达和人口集聚，这类报纸一般都能依赖广告自食其力，有的报纸利润还十分可观，承担着替各自报业集团“养家糊口”的经济责任;三是企业法人或行业办报，譬如《中国石油报》这类同样拥有正规刊号由中字头央企出钱养着的行业报纸;四是经2005年的报刊整顿被勉强保留下来、目前挂靠在所在省区市官办报业集团名下的“县级党报”。
各级党报作为“喉舌”，自然不在“脱事转企”之列。其余三大类报纸则被首次定义为“非时政类报纸”，这回都将被纳入“脱事转企”范畴。按柳斌杰的说法，将被“脱事转企”的报纸共有5000余家。“非时政类报纸”统一“脱事改企”，被置于“文化体改”的框架之内，由于报纸或每天或每周数天出版着带政治导向和价值判断的“白纸黑字”，它亦是“文化体制改革”最敏感的部分?识者所察，“文化体改”先改文艺演出院团，再改出版单位，继而尝试广电“制播分离”。然后才小心翼翼地触及报纸，其吊诡之处正在其中。
“非时政类报纸”是官方深思熟虑后的“新提法”，新闻圈内年资较长的编辑记者都知晓，以往对报纸性质的习惯性分类管叫“党报”和“非党报”。如今“新提法”之与时俱进在于，“党报”之传统提法被“时政类报纸”取代，这在当下的“时势气候”下，颇有玩味之处可供有心人细细斟酌和掂量。
“非时政类报纸”虽数量可观，但多半活得不好，若没有财政长期不计成本为其输血很难成活下去——何况现如今形形色色“新媒体”，甲未唱完乙已登场，乙刚上场丙已露头，丙才露头丁则蠢蠢欲动?无不对既传统且体制僵化之极的报纸形成全方位的市场挤压?一旦5000余家靠财政以不同形态喂养着的报纸统统被“赶入”市场，这情形犹如从今往后“马儿们的‘草料’都得依靠自己找”。
民间有句俚语很给力，叫作换汤更要换药，意思是病人服汤药若不见效，光换煎药用的汤水不成，必须同时换药，甚至还须换药在先，药效方有可能显现。很显然，5000余家报纸统一“脱事转企”犹如往药罐头里换汤?那么药指什么?显然指报纸所刊登的内容。
报纸要被读者认可犹如产品要面向市场销售，首先要让读者喜爱报纸所刊登的内容，如此才有发行量，才能吸引商家投放广告，报纸才能成为“市场商品”养活办报人?只是，熬中药要做到既换汤又换药并不难。而要让报纸同时换汤还换药——在中国国情下却颇为不易——瞧，柳斌杰在庆典仪式上说得明白扼要：“非时政类报刊是我国新闻宣传领域的重要舆论阵地，其改革的政治性、政策性极强?”
柳斌杰的意思非常清楚，5000余家报纸今后想生存下去只能“走向市场一条道”，财政“断奶”后，甭管哪路资本来为采编队伍发工资缴社保，“我国新闻宣传领域重要舆论阵地”的性质丝毫不能改变。应该说，尽管人们就此可发表不同看法，但置于现实之中国国情，甭管谁坐在台上，这一基本的价值立场和监管原则恐怕很难有任何实质性松动。
成败皆萧何，硬币有两面。讨论“非时政类报纸”之“脱事转企”，关键看改革之目标定位。如果只换汤而不换药，生存肯定继续成问题，但以往的“财政包袱”却甩给市场了。市场若不认可某张报纸，财政不必再输血，政府可祭出关门的“刀”。真到了那一天，里面的采编人员就只好自认命不好。而监管当局则通过“自然死亡”做“减法”基本就是“零阻力”。所见，诸看官请长个心眼儿，千万莫以为“脱事转企”纯系有名无实做虚功。
内容与资本，重温“二青合作”之败例
柳斌杰披露，以往在“事业大树下乘凉”，5000余家“非时政类报纸”半数以上系“零资本”之“拆白党”，60-70%的报纸常年亏损，就算名义上有点注册资本的，多半也是装点门脸儿的“虚数”。这就是说，大规模的“脱事转企”一旦启动，最紧迫的难题是从哪儿招募愿意承接一个个“烂摊子”的资本。
文化体制改革这些年风起云涌，大量民间资本涉足演出、电影、动漫、出版、电视领域。
然而，其他文化产业领域资本可进，唯独“资本办报”的风险最难预判。在此领域，先前被监管当局默许的“试水”已令各路英雄竞折腰。其中输的最惨者无疑数北大青鸟。此“公”2004年3月高调向《中国青年报》注资1亿元，组建中青传媒，为此《中国青年报》相继改版三次，次次因报纸“内容”不合资本经营意图而闹得很不愉快。2005年9月1日，眼瞅着1亿元注资将被花光，经营受“内容”掣肘却未见起色，双方“缘姻”仅维持17个月而宣告失败。
北大青鸟一度为收购国内共青团系报纸发“狂”。在此前后，《山西青年报》、《上海青年报》等省级共青团机关报，也曾被北大青鸟“眷顾”，最后均以“投资失误”而告终。北大青鸟经营团队年少气盛，自以为可激扬文字改写当代办报史，却每每裁倒在“内容”的不可更改上。
借助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一度形成的“势场”，国内尚有不少资本在前些年参与了地方“非时政类报纸”的变相收购举动，时至今日，尚有个别资本仍“陷”在其中“不好意思”或“不方便”退身，但因此而赢利者鲜有耳闻。
时隔多年，政策看似“空前宽松”，但资本也渐脱幼稚变得老成持重起来。君不见，眼下除去官方意志搞行政“拉郎配”——动用国有资本组建报业传媒集团并经包装上股市圈钱之外，很少有社会资本尤其是私人性质的法人资本会对“脱事转企”之报纸盲目注资的。
“新闻体改”不同于“文化体改”
作行业划分，新闻业可纳入“大文化”范畴。然而文化和新闻，在国内首先不是一个“大产业”，其社会定位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已经进行并被标示为“成就明显”和“发展势头良好”的“文化体改”到目前为止，所涉及的演艺院团之“脱事转企”看似成效初显，但背后均与演出内容的“敏感度”不是那么高有极大的关联。具体到新闻尤其是其中的报纸，虽然“白纸黑字”具有的导向引领性和敏感性，可供“体改”的空间相对“文化”来说要小一些，但相信在监管与投资方的博弈中，资本和市场总能找出一些打擦边球的余地。所以，把5000余家“非时政类报纸”均要实施“脱事转企”，看作是“新闻体改”的前兆甚至曙光，也可能不是一波天真的臆想。
表面上看，“脱事转企”只涉及重新选择养报纸的出资方，是把财政包袱甩给市场资本来接盘。但相信资本的力量，同样有可能推动新闻业的监管体制之革故鼎新，然后进一步影响到新闻报道内容的变革。虽说报纸的“脱事转企”不可能“脱意识形态化”，但总会找到一些人们意料不到的新途径。
这30余年，中国似乎在经济、政治、法制、文化、社会和军事各领域，想走出一条既不同于“传统道路”亦不同于“自由道路”之“第三条道路”来。只是这5000余家“非时政类报纸”的“脱事转企”，是否属于“第三条道路”的探索内容之一，还有待进一步观望。不过写此短文，至少可为此“特殊事件”留下一点历史背景资料给后人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