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舶来品，国家战略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初被引进中国大陆后，一度并不流行——除少数学者在学术研究中使用外，在其他话语体系中难觅其身影。但近几年，国家战略一词在学者著述、媒体报道和领导讲话中经常出现，表明国家战略概念已被我国所接受，并成为当代中国十分重要的战略理念。为准确理解和正确使用国家战略概念，促进国家战略问题研究，实现国家战略决策的科学化，本文概述了国家战略概念的历史渊源，分析了美国国家战略定义的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阐明了国家战略概念的科学内涵及国家战略新定义的主要特点，提出为便于交流沟通和更好发挥高层战略研究的智囊作用，建议在相关研究和表述中，最好使用国家战略概念。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战略概念被引入到中国大陆。但在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除少数战略学者使用这一概念外，其他人很少使用。近几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国家战略概念在学者文章、媒体报道和领导讲话中经常出现，表明国家战略概念不仅被我国所广泛接受，而且成为当代中国十分重要的战略理念。有鉴于此，迫切需要阐明国家战略概念的科学内涵，以便深入研究国家战略问题，促进国家战略的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
兵书战策，古已有之。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战略思想。中国西周王朝建立初期，被封于齐的太公和被封于鲁的周公各传所学，“从现代战略的观点来看，太公之学以军事战略为主，周公之学以国家战略为主。”“以兵学为主轴的齐学自太公之后，由于管仲、孙武、司马穰苴、孙膑等人的传授，而成为我国古代战略思想的主流。”[1]《孙子兵法》更是影响古今，声播海外。1973年，美国国会研究防务问题的高级专家、时任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的约翰·柯林斯在其所著《大战略》一书中写道：“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他于公元前400年至320年间写成了最早的名著《兵法》。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2200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2]正因如此，《孙子兵法》被世界军界称为“兵学圣典”，孙武也被视为战略学的鼻祖。
然而，在18世纪之前，战略与战术尚未得到区分。此前流传下来的研究战略战术的著作，在中国多称为“兵法”，在西方则称为“将道”。据西方军事史学家富勒将军考证，战略一词正式成为军事用语是在18世纪以后。比若米尼大22岁的普鲁士人海因里希·迪特里希·比洛首次将战略与战术区分开来，认为战术是对战略的补充并从属于战略。[3]1777年，法国人梅齐乐在其出版的《战争理论》一书中正式使用“战略(strategie)”一词。由于该书很畅销，并被译为德文和英文，所以，“到19世纪初期，战略在欧陆诸国中已成通用名词”[4]。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的著作问世之后，战略才开始发展成为一门学问。随着战略问题的相对独立和对战略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迫切需要揭示“战略”的内涵和本质。然而，恰恰在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研究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统计，仅在西方，从战略概念的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对“战略”所下的定义就有200多个。[5]比较著名的，如若米尼将战略定义为：“或为入侵别国或保卫本国而在战场上巧妙指挥大军的艺术”，“战略是在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是研究整个战场区的艺术”。[6]克劳塞维茨则认为“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7]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的军事战略定义是：“军事战略是运用一国武装力量，通过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达成国家政策的各项目标的一门艺术和科学。”[8]
在古代社会，由于战略环境极为简单，军事力量在战略诸因素中又处于支配地位，所以，战略研究仅仅局限在军事领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此前所谓战略，就是指的传统的军事战略。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将战略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的思维定势，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其危害也越来越凸显，以至于法国著名政治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非常尖刻地批评道：“什么事也不能托付给将军们去做——甚至是战争。”[9]19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战争问题空前复杂化，政治、经济、科技和心理因素等对战争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事因素与非军事因素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从而打破了战略问题上的传统思维定势，拓宽了战略思维视野，促使人们从更宽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重新思考战略问题。于是，“大战略”概念应运而生。
事实上，在大战略概念提出之前，一些著名的军事家就有比较深刻的大战略思想。例如，被恩格斯称为军事方面“全世界公认的权威人士”的若米尼在《战争艺术概论》中就明确指出，在战争艺术“这门科学领域里还有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至今仍被不适当地排斥于战争艺术之外，这就是战争政策。”战争政策对于任何一个总司令来说，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它同“所有可能采取的战争手段和行动都有极深的关系。”[10]正因为战争政策对战争胜败关系巨大，所以，若米尼将战争政策列为战争艺术六个部分之首，并用一章十节的篇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然而，对“大战略”概念进行深刻阐述并使其发挥重要影响的是却不是若米尼，而是英国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1929年，利德尔·哈特在其名著《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中，对大战略的任务、手段和战略视野等进行了深入的阐述，指出：“大战略的任务是协调和指导国家的全部力量以便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即国家政策所确定的目标。大战略既要算计又要发展国家的经济力量和人力，以便维持作战部队。对精神力量也应如此，因为培养、加强(国民)取胜和忍耐的意志，同掌握有形的实力一样重要。这还不够，因为作战力量只不过是大战略的手段之一。大战略还要估计和运用财政压力、商业压力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道义压力来削弱敌人的意志。……(军事)战略只看见战争本身，而大战略则越过战争看到未来的和平。大战略不仅把各种手段结合起来，而且协调其运用，以免有损于未来稳定而繁荣的和平状态。”[11]大战略概念提出不久，英国军方即接受了这一概念，并写进了军事条令。1935年，英军野战条令对大战略界定如下：大战略“是最积极地运用国家全部力量的艺术。它包括运用外交、经济压力、与盟国缔结有利的条约、动员国家工业和分配现有的人力资源以及使用陆海空三军使之协调行动。”[12]
英国人的大战略思想对美国官、学两界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例如，1941年12月31日，美英两国参谋部第一次华盛顿会议的备忘录就以“美英大战略”作为总标题。这是美英两国统帅部指导反法西斯战争的十分重要的文件。该文件非常明确地肯定了两国共同遵循“德国第一”或“先欧后亚”的大战略方针，即争取首先打败德国，继而打败日本，从而结束战争。[13]再如，1943年1月，曾参与制定二战时期美国战略计划的阿·魏德迈将军在出发参加英美首脑卡萨布兰卡会议前夕，就形成了大战略概念。后来，他在美国国防学院的讲话中给大战略下了一个比较标准的美国式定义：“大战略就是运用国家力量，以实现国家政策所规定的目标的艺术和科学。”魏德迈在这里所说的国家力量，包括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等四个方面。他认为这四类力量实际上是国家政策的四件主要武器。如果前三种力量用得恰当、及时和有效，就可能不需要动用第四种力量，即不需要按传统的赤裸裸的方式使用军队。[14]时至今日，美国一些学者撰写相关学术著作，仍在频繁使用“大战略”概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因战略思想与英国存在明显差距而不得不接受英国的战略引导。二战结束后，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官方不想再用英国人所惯用的大战略，而另创国家战略这样一个新名词。[15]我国大陆有的学者认为，国家战略作为官方的正式用语，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美国广泛流行。[16]与此判断截然不同，我国台湾学者钮先钟指出：“这个由美国官方所创出的新名词，一直都不太流行”。[17]钮先钟进一步指出：“所谓国家战略这一套名词、定义，以及其观念架构、思想体系，都是由军方所建构。只有在美国军方所编著的教范和词典中才能找到这一类的资料。至于民间所出版的书刊，则很少发现国家战略这个名词的存在。甚至与美国国防部关系颇为密切的作者，”如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前国防部长布、西点军校教授乔丹等，“在其书中也都未使用这个名词。”美国文人战略家同样很少使用这一概念，甚至也不太重视这种较高层面的战略观念。“此种现象到今天还是很普遍。”在美国，“国家战略这个名词如此不受重视，令人有莫名其妙之感。”[18]
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台湾学界开始关注和研究国家战略的基本理论问题。1974年，战略学家钮先钟出版了《国家战略概论》。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战略概念被引入中国大陆。1985年，根据邓小平对国际战略环境的判断，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国防建设指导思想从临战体制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伴随着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军内开始明确提出和使用国家战略、国防战略等概念。[19]此后，中国大陆学术界的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国家战略问题，1994年，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部以“国家战略”为书名的学术著作——《国家战略论》。
然而，直到近几年之前，国家战略概念仅仅在一些学者的论文或学术著作中出现，在其他文献中，很少见到国家战略一词的身影。近几年，随着战略研究和战略思维的空前活跃，“国家战略”概念不仅被我国学界和媒体所接受，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也开始使用这一概念。例如，2015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20]这表明，国家战略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战略理念。
在国家战略概念提出之前，国家战略思想早已存在于国家指导实践和一些著名的古典文献之中。例如，吴起所著《吴子》一书，首篇即为《图国》。所谓“图国”，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国家战略分析。吴起认为，“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因为“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这是吴起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的非常重要的国家战略原则。遵循这一原则，吴起提出了“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国家战略方针。在中国，无论是古代的一些政论名著和史学著作，还是现代的一些中央文件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都蕴含着丰富的国家战略思想。只是我们没有率先提出国家战略概念，学界也没有从这一角度去进行梳理和概括。
20世纪50～80年代，美国军方多次为国家战略下定义。例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1953年再版的《美国联合军事术语辞典》将国家战略定义为：“在平时和战时，发展和使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心理权力，连同其武装部队，以确实达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21]美国国防部颁布的1963年版《美国军语词典》对国家战略所下的定义是：“国家战略是平时和战时在使用武装力量的同时，发展和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心理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22]1979年，美国国防部出版的《军事及有关名词辞典》又将国家战略简明地界定为：“在平时和战时，发展和应用政治、经济、心理、军事权力以达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23]1983年，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组织编写和出版的《军事战略》一书将国家战略解释为：“所谓国家战略系指：在平时和战时，在组织和使用一国武装力量的同时，组织和使用该国政治、经济和心理上的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24]显然，美国军方对国家战略所下的定义大同小异，其主要特点是：
3.为了实现国家目标，强调发展和使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心理力量等各种力量。
进一步分析即可发现，美国军方对国家战略所下的定义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第一，用“艺术”来定义国家战略，难以反映国家战略的本质。因为，“艺术”在这里是指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和方法。与以往的军事战略相比，国家战略不仅仅是方式、方法上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内容、范围的拓展和战略层次的提升。把国家战略定义为“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显得层次过低。
第二，用“科学”来定义国家战略，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因为，“科学”是指经过验证的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一项国家战略，在实施之前或实施过程中，是否符合实际、符合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尚未得到或未完全得到验证。即使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实际和社会发展规律，也还不是反映这方面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也不能称之为科学。正如一个成功的医疗案例仅仅是案例，而不是医学一样。
第三，美国军方的国家战略定义，无论战时和平时，都强调发展和使用武装力量。这充分反映了美国国家战略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性质。回顾历史，美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每一步都没有离开武力的使用。直至今天，美国在其本土之外仍然驻有大量兵力，其军事基地遍布全球，就是明证。
第四，美国军方用“科学”来界定其国家战略，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作为世界的超级大国，其国家战略所追求的国家目标，就是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而称霸世界。对这样的国家战略冠以“科学”二字，就是要给美国追求世界霸权的国家战略披上“科学”的外衣，让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认识到，遵从美国的国家战略，就是顺应规律，遵从科学，否则，就是逆潮流而动，就是违背科学。事实上，在美国军方用“科学”二字来界定国家战略的背后，是赤裸裸的暴力，是血淋淋的屠刀，是杀人于无形的现代武器装备系统。不认识到这一点，极容易在观念上被蒙骗，在思想上被麻痹，在理论上被缴械，在行动上被打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