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22日，劳动经济学会就业促进专业委员会联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西南财经大学北京研究院，在京举行“季度就业形势分析会(第三季度)”研讨会。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全国总工会、西南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和北京教科院的十五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言。本次分析会以“促进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为主题，围绕“近期就业形势调查与分析” “平台经济与灵活就业者权益保障” “职业教育与劳动力供需结构变化” “双减政策对就业市场影响”四个议题展开研讨。与会专家学者就全球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下中国高质量就业的基本形势、关系处理、共同富裕、平台经济、职业教育、双减政策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本次季度就业形势分析会达成了以下共识：
第一，促进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要更为注重理论研究。要对建国后我国劳动力市场前世、今生和来世进行清晰阐述和解释，厘清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最大民生问题的演进过程，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到60年代，从多种灵活就业形式到劳动力国家统包统配“铁饭碗”制度;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后，承认社会主义有失业现象;第三阶段为智能时代对劳动就业的挑战和机遇，智能时代应“以人为本”，智能技术必须为人服务，全面了解我国就业市场的发展理念、路径依赖、关键节点和渐进转型，形成我国就业市场完整的脉络和认识。
第二，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推动高质量就业要处理好若干关系：一是处理好“双碳”政策与高质量就业的关系，实现“双碳”目标对经济社会方式的重新定义和塑造;二是处理好技术进步与高质量就业的关系，重新激发“技术之善”;三是处理好国内国际“双循环”与高质量就业的关系，实现扩大内需与布局全球并重，积极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拓新的市场，将现有就业压力和劳动者输出潜力转化为国际竞争力;四是处理好中小企业发展与高质量就业的关系，稳住中小企业作为就业“主力军”地位，通过创新创业让更多有志者的人生出彩;五是处理好后疫情时代与高质量就业的关系，采取更为有效和审慎的就业政策，积极应对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第三，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是为低收入劳动者提供激励性保障，非高收入国家“共同富裕”的共同任务是从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我国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都在缩小，当前开展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和劳动奖励的条件已成熟，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要从“生产扶持+社会保障”向“激励+保障”演进，可以考虑适时推出特别针对劳动人口的劳动激励方案和大幅度增加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
第四，通过平台经济增加就业机会和市场弹性，为劳动者提供更多就业选择，有效应对就业市场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进一步推动平台经济促进新就业形态的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一要把握劳动关系从属性的本质特征对平台经济劳动关系进行认定，劳动者对平台具有较强从属性就应认定二者之间有劳动关系;二要抓紧建立完善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制度，由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强制实施;三要探索建立一个更加适合灵活就业特点的社保制度，形成就业灵活、社保稳定新局面;四要关注新就业形态的工会劳动保护问题，积极面对新就业形态不同于传统标准劳动关系的制度性挑战，解决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会入会问题，在《基本劳动标准法》中设立非标准劳动关系，在《劳动合同法》中增设“新业态用工”，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类劳动关系。
第五，深化职普融通，注重教育分流后横向沟通，促进职前职后教育培训纵向衔接。一方面，完善职普融通体系。基础教育要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夯实学生综合素质，增强就业基本能力;职业教育要健全“职校、行业企业、社会组织”协同育人机制，提高学生技术技能，增强就业适应能力;高等教育要健全“政府、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协同育人机制，提升学生专业水平，增强就业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向职业教育领域引入市场机制。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落实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二是创新投入方式，引入竞争机制;三是发挥学费的价格信号作用，建立与就业质量相挂钩的学费制度;四是采取分类补贴的方式，刺激具有外部性的专业人才供给;五是切实落实企业补贴，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六是完善专业预警和退出机制，坚决清理“过剩产能”。
第六，正确理解“双减政策”与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失业底线的关系。在当前我国就业领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的情况下，今年“双减政策”仍如约推出，需要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双减工作。一方面，校外培训带来的家庭经济负担不断增加，教育焦虑持续放大，短视化、功利化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双减政策”的落地有助于回归我国免费义务教育的实质。另一方面，校外培训市场规模约2万亿元，提供1000万个左右工作岗位。“双减”政策出台后，校外培训业务锐减70~90%，直接影响数百万人员就业尤其是女性就业。面对“双减政策”就业风险的叠加效应，必须高度重视，做好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一是培训行业员工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只要做好分流工作，就可以化“危”为“机”，消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高素质员工供给不足的问题;二是解决好我国中小学教育体系中素质教育人才短缺问题，其中一部分培训人员可以通过合规的方式有序进入现有公立教育体系，同时激励一部分培训人员向中西部或者偏远地区实现转移就业。(作者系劳动经济学会就业促进专业委员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