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丑闻还是财政危机，最后都回归到一点，那就是人民和媒体对政府的监督。透过这两件事，我们可以更好地思考。民主不是洪水猛兽，新闻自由也不意味着天下大乱。从长治久安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胜利总是喜悦的，但胜利的喜悦往往是短暂的。这句话用在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身上再恰当不过。
赢得连任的两天之后，奥巴马从芝加哥回到华盛顿，面临的却是中央情报局局长大卫·彼得雷乌斯因婚外恋而被迫辞职的消息。中央情报局大名鼎鼎，但是其局长并不一定为世人所知。然而这一次却不一样，因为彼得雷乌斯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立下赫赫战功，并且长期以来被公认为是美国军界最有才华、最有领导能力的将军。他的威望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有人认为他与二战名将乔治·马歇尔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齐名，是“美国军队中一个活着的传奇”。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却在奥巴马连任后的第三天因丑闻辞职，这绝对是奥巴马第二任期的第一个重大打击。
除了这个让奥巴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丑闻，另外一个给奥巴马的胜利笼罩上一层阴影的事情就是所谓的“财政悬崖”。简而言之，财政悬崖就是奥巴马政府必须在2012年年底决定如何处理美国政府庞大的国债。关注美国政治的人应该记得，2011年上半年，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是否提高债务上限这个问题上吵得你死我活。民主党主张一次性把美国国债上限提高到2.7万亿美元，让联邦政府可以撑到2012年底。共和党则坚持只有大幅削减开支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债务危机，并且提出分两次提高债务上限，即2011年先提高9000亿美元，到2012年再提高1.6万亿美元。这是由于两党各自的选民基础不一样，民主党一贯支持增税和增加社会福利开支，而共和党向来主张减税和减少福利开支。争吵了半天，两党最后达成妥协，通过了《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该法案除了提高美国政府债务上限，还包括一系列提高税收和缩减开支的条款，并且除非国会通过新的法律废除或修改这些条款，否则从2013年1月1日起这些条款将自动生效。
虽然这个法案有助于减少国债，但是也会造成政府开支(包括国防和社会福利开支)大大缩减。此外，大幅度削减开支极有可能给复苏无力的美国经济雪上加霜。奥巴马面对的挑战就是要在税收、开支和国债这三个方面与国会共和党人达成妥协，以避免联邦政府被迫关门或者社会福利大幅缩减，从“财政悬崖”上摔下去。
一个是丑闻，一个是预算。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从不同视角洞察美国民主的机会。既然是丑闻，肯定要广而告之。如果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具有高度职业精神的新闻记者，丑闻只能是“家丑”或“内幕”，要么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要么以谣传的形式流行在人们的茶余饭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媒体在民主政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看门狗角色，随时监督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正因为如此，民主国家的丑闻或许比专制国家更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国家的政府官员更腐败，而是他们被媒体曝光的几率要大大高于专制国家的政府官员。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运营成本，同时也有各种收入。如同一个家庭要精打细算，一个国家也需要制定详细的预算，以尽可能实现收支平衡，同时力争年年有余。然而，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预算不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既然是民主，立法机构的议员最关心的往往是如何赢得选民的欢心，而不是政府的收支平衡。长此以往，入不敷出，最后造成了债务危机。给全球经济蒙上厚厚阴影的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国的财政悬崖，就最好说明了民主国家在预算问题上很难做到自律。专制国家的官员不需要讨好民众，往往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就决定了一个国家预算。但是专制国家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因为没有监督的预算更容易出现问题，并且为了维护统治的稳定，领导人在很多方面会不计成本地花钱。于是很多貌似经济繁荣的专制国家，也出现了财政危机。虽然两种体制都为财政危机埋下了种子，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民主体制的预算更能造福于人民，应该是民众的选择。
民主政治中的媒体
彼得雷乌斯的丑闻曝光后，很多人关注的是丑闻的各种细节：丑闻是被谁发现的？他是怎么认识这个女人的？他们在邮件中到底是怎样暧昧的？有没有美国国家机密泄露？这些问题当然很有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媒体在丑闻中的作用。没有新闻自由，也就不会有丑闻。
中央情报局局长官位显赫，他不仅是内阁成员，而且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就这样的高官，却因为一场婚外恋而不得不匆匆结束曾经光环笼罩的公职生涯。试想，类似的职位，要是在一个专制国家，这件事情被媒体曝光的几率能有多大？
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根本保障之一。美国的建国先驱深深意识到了新闻自由对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因此把它列入《权利法案》的第一条。为什么要保障新闻自由呢？有了新闻自由，人们就可以发表不同的观点，而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有助于人们寻求真相。这就是约翰·斯图亚特·米尔(旧译“穆勒”)所说的“观点的自由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说，新闻自由有利于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认知，从而促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有了新闻自由，人们也就可以发表与政府不同的观点，包括对政府的批评。也就是说，有了新闻自由，政府就有了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和批评者。一旦有了合法的监督和批评，再加上定期选举，当权者在人民面前就会少一些傲慢，多一些谦逊。只有被监督的权力才可能是对人民负责的权力。
当然了，监督可以有不同方式，可以是政府自己监督自己，也可以是通过新闻自由让人民监督政府。然而历史和现实已经提供了充足证据表明，自己监督自己只能是自欺欺人。美国宪法起草人詹姆士·麦迪逊一席话把其中的道理说得最为清楚：“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至于说辅助性的预防措施，麦迪逊指的是各个政府机构之间的权力制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权分立。人民怎么来监督政府呢？除了选举，那就是新闻自由。
其实说到新闻自由，还有一个经常被人忽略的道理，那就是新闻自由实际上是政府把自我监督的功能外包给了媒体和人民，这样做不仅降低了监督的成本，也提高了监督的效率。专制和民主都面临政策执行和官员考核的问题。我们可以派出如检查组在全国各地或者各个行政部门巡视，但是这样做成本极高，并且不能保证这些权力的监督者不被权力所腐化。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让媒体和人民行使监督权，他们发现问题后可以在媒体上曝光，也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如检举电话)来反映问题。这个道理和110的道理一样：与其时刻在街上巡逻，不如公布一个号码，一旦有了警情，人们随时可以通过这个号码与警察取得联系。
无论是从统治者还是从被统治者的角度来说，新闻自由都是一个好东西。在有新闻自由的国家，人民往往更有主人感，而政府官员更有责任感。
财政危机：民主的诅咒？
放眼当今世界，从北美到欧洲，很多民主国家都患上了一种可怕的病症，那就是财政危机。欧债危机已经持续几年了，弄得全世界高度紧张。美国的债务危机没有欧洲那么猛烈，但是最近几年国会两党因为预算的问题每年都剑拔弩张，也让全世界提心吊胆。大多数民主国家，尤其西欧和北美的民主国家，多年来一直走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前沿，其民众享受着令人羡慕的“共产主义”般的优越生活。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开支过于庞大，政府入不敷出，只有大举借债，于是主权债务就成了悬在这些国家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旦政府没有能力偿还债务，主权信用就会下调，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有人或许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大幅缩减福利开支呢？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非常复杂，而复杂的根源就在民主体制。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是选举，并且是定期的、竞争性的、自由的选举。在选举中，政客的首要目的就是赢得选票。为了赢得选票，政客会采取各种手段去讨好自己的选民，包括给他们众多福利。一旦选民尝到了社会福利的甜头，再要削减或是取消就很难了，只能是不断增加。选民和政客都知道，长此以往，只有通过提高税收来维持社会福利，否则政府只能债台高筑，但是几乎没有人支持增税，于是政府就只好大举借债，从而导致财政危机。
美国国会的预算制度就最好地说明了民主与财政危机之间的关系。美国联邦政府预算由国会以立法的形式制定，而国会议员来自各个州(参议员)和各个选区(众议员)。在制定预算的时候，各个议员总是想方设法在预算草案里添加一些专项拨款(earmarks)，为自己选区的选民谋取一些福利，如修建一条高速公路或者设立一个军事基地，这样在竞选连任的时候可以作为政绩拿出来宣扬。这类条款也被成为“猪肉立法”(porkbarrellegislation)，意指为了赢得选票而给选民一些好处。各个议员之间心领神会，只要相互投票，预案算法案就能顺利通过。这样做的结果是议员和选民皆大欢喜，而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联邦国库。正是因为选举这个纽带，选民和议员在预算问题上往往变得短视，从而导致美国国债年年上升，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
虽然民主天生地受到财政危机的诅咒，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财政危机的另外一面。第一，政府债台高筑，大多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换句话说，尽管政府穷得叮当响，但是美国人民却享受着比较幸福的生活。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话来说，这是国穷民富。当然了，有人会说，美国每年几千亿美元的军费开支是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美国军费开支有很大一部分在国内创造了众多就业机会，从而以间接的方式回报了纳税人。
第二，尽管有财政危机，但是整个预算过程是相当透明的，从而让纳税人知道自己的钱是怎么被政府花掉的。很多时候，民众对政府的怨恨并非来自高额赋税，而是财政收支的暗箱操作。没有透明，就没有监督，没有监督，就必然有腐败。在美国，各级政府每年的预算都公之于众，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或者是当地的公共图书馆查阅。公开透明的预算不仅增加了政府的公信力，也使得民众和媒体能够监督财政拨款的具体使用情况，从而有效遏制了滥用财政拨款。
第三，尽管总统可以向国会提出预算草案，但是预算的最终决定权在国会。这是因为美国宪法的起草者们认为，国会议员(尤其是众议员)与选民的联系最为紧密，最能代表和反映选民的各种利益，而政府税收和开支就涉及选民的核心利益。在这样的体制下，国会不仅决定行政机构的预算，而且有权监督行政部门如何执行预算。当然了，国会议员整天忙于立法，不可能有时间到各个行政机构去仔细审核账目，于是他们就得依靠媒体来发挥告密者(whistleblower)或者看门狗的角色，代替他们行使一部分监督功能。
无论是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丑闻还是财政危机，最后都回归到一点，那就是人民和媒体对政府的监督。透过这两件事，我们可以更好地思考。民主不是洪水猛兽，新闻自由也不意味着天下大乱。从长治久安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