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思想。从“管理”走向“治理”，仅有一字之差，但它充分显示了中央领导治国理念国际化、行政管理方式现代化、国家—经济—社会边界融合化等重大趋势，必将引发政府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深化改革与创新。
“治理”作为发端于发达国家语境体系下的一种管理理念，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与深刻本质，也是一种被实践证明、能够解决诸多社会问题的有效工具。要想建构旨在实现民主、互动、合作、协调的“社会治理体系”，首要环节是全社会成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尤其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站在深化改革的立场上，破除旧有思想的束缚，主动掌握“治理”的本质与内涵，积极认识、认同、接受“治理”思想的精髓，提高创新社会治理的文化自觉性。唯有如此，才会实现并保障社会治理体制的持久高效运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全面展示了共产党人勇于探索实践的勇气和决心。
中国自秦帝国后几千年来都是单一制集权型国家，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后3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官本位、政府主导的思想，渗透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在资源配置和办事能力上，政府独大、社会弱小，社会依附政府而生存；依靠行政权力和自上而下，由政府直接提供和生产公共服务；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情，本应该管的事情反倒没有管好”的职能错位等，自然成了中国政社关系基本格局的一大问题。这种自古以来的中国式社会思想和实践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以公私合作伙伴为核心要义的社会治理体系建构。为此，要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亟需在全党、全社会树立以下五大新思想、新理念。
破除“政府本位、官本位”思想，树立新的“民本位、社会本位”思想。世界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实践充分表明，有一个英明的党政系统和一支现代化的党政人才队伍，是任何一个国家走向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对推动国家转型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假如一个国家绝大部分资源高度集中在党政体系内、绝大部分有才能的年轻人打破头想进入党政系统、绝大民众认同官位高低成为一个人成功与否和高低贵贱的核心评价标准时，表明经济的持续繁荣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缺乏应有的内生性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这充分说明，一个好的社会治理体系，一定是以人民为本位、以社会发展为本位的，更需要在财富资源公平配置格局下，让每个人在多元领域中充分实现自己的人身价值，共享经济成果，共享流动机会，激发活力，实现自我价值和国家利益的统一。
破除有偏见的“社会组织恐惧症”，树立信任、包容的“政社合作伙伴”思想。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治理实践已经表明，一个好的治理体系，一定是公共服务提供者——政府（主导服务决策权）和公共服务生产者——市场或社会组织（主导服务操作权）的有机结合体，社会组织的有效参与和充分竞争，是全面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效益、效率的必然选择和重要保证。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自然离不开大量社会组织的直接参与。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我国一些拥有实权的职能部门领导，对社会组织持有既仁慈又专制的矛盾看法，在口头上承认并强调社会组织的重要性，但在实践行动中，对一些草根组织或社会组织“不放心、不信任、不还权”，害怕其“不稳定、不守法、不听话”而影响工作政绩，严重制约了社会力量的成长与壮大。殊不知，只要建立健全严格的卖方市场检验（服务评估制度）和买方用户选择机制，一些不称职、没能力、没效率的社会组织，自然会被公共服务市场抛弃。当务之急是，政府要从合作伙伴的角度出发，给予社会组织更加信任、更加宽容的态度，放手让其发展。
破除部门化的“狭隘利益主义”，树立全民性的“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思想。伴随着30多年的改革，政府体制出现了“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行政化”的格局，尤其是在“利益部门化”和既得利益思维下，最大程度地增加和最小程度地损失部门利益，恰恰成为当今跨界协同治理创新的最大阻力。在这种狭隘的部门利益导向下，“好事抢着管、没有利益的难事坏事相互推诿或无人管”成为政府管理的必然结果。社会治理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最大程度地改善人民的公共利益，唯有实现多个部门之间的跨界合作、互动与共治，才会解决好某个部门无法单独解决的复杂社会问题。当务之急，在社会治理创新中，需要各级职能部门领导，破除部门利益得失的传统思维，树立全民利益思想，要以促进人民整体利益为准，相互协同配合，共同保障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
破除先入为主的“唯我独尊”想法，树立依靠并发挥“群众智慧”的思想。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离不开社会精英群体的智慧和才能。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一些地方官员忽视或辱骂基层民众的现象（如某地官员骂农民不要脸），这折射出“官本位、唯我独尊、我说了算”等特权思想，一些政策的出台并没有真正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想法。我们要知道，真正的智慧潜藏在人民群众的劳动实践中，如1978年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开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拉开我国改革大幕的实践，充分说明了“理论来自于实践”的道理，更验证了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无穷智慧。这就要求我们的决策者和管理者，克服在办公室“闭门造车、拍脑袋”的行为，坚决奉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理念和做法，走出办公室，走向基层、走进民众，充分听取民众的想法和建议，最大可能地吸收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智慧，以提高社会公共政策的可行性和实效性。
破除行政导向的“资源垄断配置”思想，树立消费导向的“竞争性资源配置”意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表明，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营造充分竞争的大环境，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因素。能否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探寻出一套实现社会资源公平配置的社会化竞争机制，将会决定社会治理的成败。当然，这是制度建设的范畴，但制度建设还要以拥有正确先进的改革思想为基础。因此，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进程中，资源高度集中的政府，要以提升公共服务效益和质量为核心，破除“资源垄断供给”的传统意识，主动分离公共服务的供给和生产，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积极构建公共服务的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建立健全公共服务购买机制，在公益性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私有企业之间，营造相互竞争的氛围，给民众更多的服务选择权和监督权。只有这样，才会在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社会力量成长的同时，以较低的社会成本，有效改善公共服务的规模和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