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最为突出的状态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正式告别了过去30多年9%以上的高速增长，进入七上八下的中高速增长阶段，中高速增长成为我国新阶段的新常态。
实际上，中高速增长水平就是现阶段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国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由高速换挡为中高速，就是自觉地把实际增长率下调到潜在增长率的水平。首先，中高速增长是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的新常态。我国的GDP总量2010年起达到世界第二，人均GDP水平2013年达6767美元，表明已从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在2011年GDP总量达73011.09亿美元的基础上，每年仍能以7.5%-7.7%的速度增长，实属不易，因为GDP基数扩大后不可能长久保持原来水平的高速增长。更为重要的是，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主要制约因素已不是经济增长的数量问题，而是质量和结构问题；发展的目标也更为广泛，不只是单一的GDP增长，因此一些用于增长的资源需要用于发展的其他目标。其次，中高速增长反映出原有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衰减。我国在低收入发展阶段时属于供给推动型经济，资源供给较为宽松，人口红利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但现在两者的推动力明显衰退，高速增长遇到了趋紧的自然界限。而且，在供给推动力消退时，需求拉动力的作用还一时接替不上来，由高速向中高速换挡在所难免。
面对中高速增长新常态，需要有新的战略思考：首先，中高速增长不是自然形成的，还需要经过努力才能达到。在供给推动力消退的情况下，要达到长期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需要寻求并尽快形成新的推动力。其次，中高速增长不是降低发展的要求，而是提高发展的质量，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这就涉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总之，中高速增长成为新常态不是孤立的，它需要一系列新常态的支撑，包括发展战略新常态、宏观调控新常态和发展动力新常态，这三个方面与过去阶段的常态相比有新的特征。
谋求发展战略新常态
过去谋求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是高投入、高消耗。如果现在还采取这种发展战略，速度也可能冲到原先的高速增长水平，但却是不可持续的。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实际上是倒逼我们改变发展战略，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空间。根据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内涵，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应突出两个方面：
一是经济结构的再平衡战略。我国现有的经济结构还是低收入发展阶段的结构，其特征，一是产业结构中制造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比重高，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比重过低；制造业普遍是高产值、低附加值。二是在技术结构中，很大部分采用的是高消耗、高污染技术，产生了资源供给不可持续的问题，特别是在追求高速增长的格局下，留下了一大批过剩的生产能力。这种结构显然与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是不相协调的，经济结构的再平衡就成为应有之义：一方面需要着力优胜劣汰，淘汰过剩产能、污染产能、落后产能，同时要通过产业链的调整提高附加值；另一方面要腾笼换鸟，建立与新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尤其要使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有更快的增长，传统产业得到根本性改造。
二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是物质资源投入，对外开放主要靠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创新主要是模仿创新、引进创新。现在，一方面环境和物质资源供给严重不足，已无力支撑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我们有能力也有必要与发达国家进入同一创新起跑线，占领科技和产业的世界制高点，所参与的国际分工也要由比较优势转向创新支持的竞争优势。因此，我国必须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发并采用绿色技术，节能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附加值，增强国家整体竞争力。创新驱动突出的是科学新发现转化为新技术，需要产学研协同创新，需要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
面对宏观调控新常态
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所面对的宏观效益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资源配置谁决定最为有效：政府还是市场？回答是市场最有效。第二，经济增长谁推动质量最高：政府还是市场？回答是市场最高。这两方面都要求我们要解决好市场决定和政府宏观调控的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认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配置资源，成为我国现阶段资源配置方式的新常态。市场配置资源是否有效，前提是市场机制是否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难免在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方面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主要包括：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改革市场监管体系以解决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不仅市场决定的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而且市场推动的经济增长是没有水分的高质量的增长。宏观调控的新常态，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由宏观调控政策推动转向由市场推动，宏观调控的对象只能限于影响经济稳定的价格总水平、就业总水平和利率总水平。过去我们试图通过调控市场来贯彻国家宏观意图，特别是相机并随时出台宏观调控政策，实际上形成了“政策经济”，使宏观调控手段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经济增长变成由货币供给量来推动，这必然产生大量过剩的产能和资产泡沫，形成有水分的增长。而且一旦实行紧缩性政策，又会导致经济迅速萎缩，造成资源严重浪费。在这种“政策经济”中，经济的快与慢取决于国家的政策倾向。改变这种宏观调控状态的路径就是设定宏观经济的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的上限即通货膨胀的下限，经济增长率的下限即失业率的上限，以及十八大所确定的人均收入十年倍增的计划指标。在此合理区间内时，政府不要随意出手调控经济；在达到区间的下限或上限时，再实施刺激或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如果确有需要，可采取定向的微刺激。这种宏观调控新常态的意义在于，宏观调控政策不再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给市场的自主作用留出更大的空间，真正实现由“政策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由政府推动向市场推动的转变。当然，在此区间内不排斥必要的微调节，这主要看实际增长率同上限和下限之间的距离。比如，当前的增长率非常接近下限，就有必要适时采取微刺激，以免到了下限时再进行强调节。
实现经济发展动力新常态
我国在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时供给推动力非常强劲，投资拉动就是动员较为宽裕的供给要素推动经济增长。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供给推动力明显衰退，必须要有新的发展动力来替换。新的动力就是需求拉动，这是发展动力的新常态。
需求拉动的动力是多元的，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近几年由于世界市场不景气，净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负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借助开放来获取国际推动力，尤其是国际资源。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靠外需难以拉动足够规模的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长期以来都是投资需求的拉动力最强，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在转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需要突出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但是至今，消费拉动力的增强还没有到位。
让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成为常态，关键是要把拉动消费需求的着力点放在民生改善上。与低收入阶段相比，中等收入阶段国民对改善民生的需求更为强烈，这类需求被拉动起来成为常态，不仅强劲，而且持久。
突出消费拉动，并不排斥投资拉动，更不是替代投资拉动。两者存在协调关系：一是互补关系，在一定阶段，为达到一定的速度，消费上不去，投资可以补上；二是配合关系，消费还是需要投资来配合。新常态下，改善民生仍需投资拉动：以投资来创造就业机会和岗位，以投资拉动的增长来增加居民收入，以投资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投资来改善生态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