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把“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作为一个坐标和尺度，去度量我们的每一步行动，今后凡是符合“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我们就发展和完善它；反过来，如果阻碍或束缚“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就是我们的改革对象，我们就去改革它。
以现在的经济增长质量和结构为依据，GDP每增1个百分点，新增150万人就业。也就是说，经济增长速度下限不能低于7%。如果跌到5%、6%，就业问题就解决不了。如果就业问题解决不了，一切问题都无从谈起。所以，我认为经济增速最好的状态是保持在7%以上，最好是7.5%左右。
把握2014年或者未来一个中长期中国经济的基本状况，我觉得首先要把握中央召开的四次会议。从2013年11月中旬到当年12月，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中央召开了四次重要会议，分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城镇化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更广更深地推进市场化
从1978年起至今，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5年的历程，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成就，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也面临众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中国经济如何走到新的增长平台，能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供了路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也就是说，如果要使中国经济再创辉煌，我们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要全面改革。
我认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又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点和根本点就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所以按照这个逻辑、脉络推导，《决定》60条一共2万字的内容，大家要把握的核心就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这点至关重要。
之前有人和我讲，中国现在的事情很难办，因为试点太深，石头摸不到了。我认为，现在不能讲了。因为现在我们改革的彼岸目标非常清晰，就是市场化。根据《决定》，我们的目标就是更广更深地推进市场化。
此外，我们每走一步的坐标也很明确，就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其含义就是，我们要把“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作为一个坐标和尺度，去度量我们的每一步行动，今后凡是符合“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我们就发展和完善它；反过来，如果阻碍或束缚“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就是我们的改革对象，我们就去改革它。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彼岸目标明确，每走一步又有坐标和尺度，中国改革的路线图已经非常清晰了。
中国35年以来改革开放每一个阶段所取得的成果，都和我们对市场认识的不断深化紧密相关。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打破旧的体制，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这为改革开放初期解放生产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这又是何等的高屋建瓴。再往后，我们提出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次我们又明确把它上升为决定性作用。显然，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在经历了35年改革的基础上走向新的更高的平台，奠定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把价格交给市场
第一，要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因为市场配置资源是由价格机制实现的。现在不少领域的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比如水、电、天然气、石油、通信等要素市场，以及货币价格、银行利率等，仍然不是市场决定价格。非市场因素决定的价格，造成了众多问题。我们现在的结构失衡，产能过剩，根本原因都是价格没有由市场决定。凡是哪个领域存在诸多问题，肯定是价格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受到约束。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完善价格形成机制，要把价格交给市场。
完善市场形成价格就要打破垄断。垄断会导致腐朽。我们千万不能留恋垄断，更不能羡慕垄断。垄断出不了企业家，垄断产生不了银行家。我们每一个人，包括现在的既得利益者，若想利益保持可持续性，就要主动拥抱市场配置资源的力量，打破垄断。
第二，需要进行企业改革。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就是说各种所有制企业都能公平竞争，平等地使用各种生产要素。但实际上我们这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混合所有制。我始终认为，之前提出的“国有企业应该有进有退”非常重要。我一直反对国企当地王，过多的涉足房地产。国有企业应当有进有退，应当退到那些风险大、投资大，要举全国之力又涉及国计民生的领域，其他的竞争性领域为什么不能交给民营经济呢？现在来看，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混合所有制。《决定》提到，鼓励发展由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我认为将来这块将会茁壮成长。
第三，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不是说政府不重要，政府仍然重要，但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服务好。这一点非常重要。政府一定要认识到，在配置资源的问题上，市场是一把手，政府不是一把手。
政府能够真心实意地为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服务好，这并不是简单的事，要做到这点，政府应该简政放权。政府应该把“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交给市场。我历来反对行政审批。现在各种干扰经济活动的、破坏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审批太多了。按照规划，本届政府还得减少行政审判1/3。目前中央政府一级的行政审批还有1700项，意味着还得取消600项。
所以，我们在理解《决定》时，需要抓住核心，即：第一我们要进行全面改革；第二，全面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第三，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其核心是处理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如果我们理解了这几条，就把握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
中国经济增速应该有个上限和下限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非常重要的是梳理了我们现在面临的难题，比如：经济增速下行、产能过剩、债务风险、就业结构性问题、生态环境恶化和食品药品安全等。
首先是经济增速下行。中国经济增速从2011年开始下行，2013年也面临了较大的下行压力。我认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有个上限和下限的说法。上限的指标是通货膨胀。从历史经验看，中国经济增长上限不能破两位数，一旦破了就有可能会出现通货膨胀，而且是恶性膨胀。下限的指标是就业。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低到一定程度，就业就会出现问题。若出现大规模失业，社会就会不稳定，而社会不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
考虑到方方面面的状况，2014年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有些人担心经济过热，我认为没有必要。我们应考虑保护经济增长的下限，我们要保住就业。
总的来说，现在一年如果不实现新增1000万就业岗位，就业就会出问题。所以，底数就是新增就业1000万人。该怎么新增？以现在的经济增长质量和结构为依据，GDP每增1个百分点，新增150万人就业。也就是说，经济增长速度下限不能低于7%。如果跌到5%、6%，就业问题就解决不了。如果就业问题解决不了，一切问题都无从谈起。所以，我认为经济最好的状态是保持在7%以上，最好是7.5%左右。
第二个是产能过剩，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放眼望去，中国几乎所有的产业都是过剩的状态。比如，目前钢铁的生产能力闲置产能2亿多吨；水泥生产能力闲置7亿吨左右，电解铝生产能力闲置700万吨。此外，一些新兴产业也过剩，比如风力发电，光伏产业。
所以，我们要化解产能过剩。如何化解呢？我们现在的做法是四个“一批”，即消化一批、向海外转移一批、兼并重组一批、淘汰一批。我认为，化解产能过剩是有代价的，是以损失一定的经济增速为前提的，而另一方面我们却还要稳增长。因此，我们经济存在诸多两难选择，我认为我们在做决策时能够更多地看到它的复杂性。
第三，债务风险，其实也就是金融风险。过去经济增长更多的是靠投资，也就是靠信贷。从1949年到2011年，中国一共发了55万亿人民币贷款，其中有28万亿是2008-2011年这四年之间发的。这么大的贷款，其中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印钞，M2是一个衡量指标。2001年时M2是15万亿，2013年M2超过100万亿已没问题。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任何通胀归根到底都是货币问题。而我们在10多年的时间，印钞的数量增长这么多倍，房价能不上涨吗？我们能不始终面对通胀的风险吗？
但是在这么大的流动性面前，我们却存在钱荒，相当多的中小企业还是融资难、贷款难，可见金融改革何等重要。
还有一个风险是地方债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了多少钱？2011年的数据是10.7万亿，现在已经上升到17.9万亿。总的来看，我认为风险可控，这个债务率比起日本、美国还是属于低的。但是我们的风险还是很大，表现在我们有些地方政府，借钱的时候就没想还，有些地方政府把还钱的希望寄托在土地溢价上，这显然也是个风险；有的地方政府拿着钱搞形象工程，这些都是风险。另外在体制上的特点决定我们，如果哪一个县市出了问题，都是全国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千万不能低估它的风险，一定得防范风险。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了很完善的风险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