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日，《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即将开始实行，该条例规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全面禁烟，“凡是有屋顶的地方都不能吸烟”也使该条例为“史上最严”，咖啡馆、饭店都将不允许吸烟，室内吸烟区也将被取消。抚今追昔，自从明末烟草传入的400多年来，统治者和民间兴起过多次控烟运动，这些不吸烟运动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思潮下展现出了不同的底色。
崇本抑末而禁烟
烟草起初为美洲土著人“首开先声”，被当成一种草药使用，15世纪，哥伦布将其带回欧洲，烟草便纳入到欧洲的医学中，被认为是可以治疗疾病的植物。
16世纪末，烟草被引入到中国，史学家吴晗认为，烟草传入中国大致有三条路径，一是从越南输入广东，二是从菲律宾传入福建，三是沿着日本朝鲜一线再到辽东。烟草输入的时间大致为明朝万历、天启年间。
明清时代，由于崇本抑末思维，烟草被统治者普遍认为是奢侈品，由于烟田会占用粮田和劳动力资源，不少皇帝都下达过禁烟的命令。崇祯皇帝曾下令全国禁止烟草。同时清太宗皇太极在辽东也下令禁烟，由于“不许百姓点灯，只许州官放火”的禁百姓不禁贵族的方式，皇太极的禁令并未起到效果，他不得不将法令变更为不允许走私，但允许自种自吸。
明清两朝的控烟行为均属徒劳无功，在清朝康熙年间，烟草基本传遍中国，清人在笔记中称“今世士大夫，下逮舆台仕女，无不嗜烟草者。”在《红楼梦》中也出现关于吸烟的描写。
对于烟草的危害，由于没有试验科学的根基，中医界也莫衷一是。明末医学家张介宾在著作中称，明军在云南征战，无不染病，仅有一营士兵健康如初，原因是他们有吸烟的习惯。部分传统中医认为烟草不会有害身体，还可以提供身体所需的阳气。
养生体系下的不吸烟
近代纸烟的出现是工业技术的产物，而明清时期国人的吸食烟草方式以旱烟和水烟为主，纪晓岚绝不会以双手夹着纸烟的形象示人。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的烟草公司首次将纸烟引入中国，此后中国的纸烟消费量由1890年代的每年910万支，逐步攀至1900年代的每年3.58亿支，1910年代消费量蹿升为75亿支，而同时期美国的消费量也只有85亿支。由于纸烟吸食便利，加之部分通商口岸的国人向往西化，吸纸烟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
西方关于吸烟是否有害健康的论证和相关知识也“如影随形”传入国内，19世纪后新兴的实验科学证明烟草有毒，正规医疗开始减少使用烟草。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开始小规模的开展反烟草运动。在这些运动中，吸烟者个人的身体健康仅仅是一个考虑原因，其中更重要的是对民族未来的影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各国都认同“优胜劣汰”的国际秩序，因此吸烟不仅损害个人身体健康，还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
西方关于吸烟的讨论很快被中国本土养生体系“招安”。1905年大公报曾有一则《太后戒烟确闻》的报道，报道称慈禧太后认为纸烟有害脑力，已经戒烟。可见关于香烟的讨论依然逃不出传统”养生“的“主旋律”，在国民、民族概念和意识淡薄之时，吸烟并不会延伸至民族命运的话题。
吸烟危害国家与民族
来自欧美的传教士在晚清起到了号召戒烟的主力军作用，1910年，来到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丁义华投身于不吸烟运动，他在大公报发表一系列文章号召戒烟，除了列举损害健康和经济等理由外，丁义华的独特之处在于将为何不吸烟的解释融入到中国特色国情中。丁义华将中国儒家“修身”的概念贯彻其中，还将吸烟从损害个人健康扩大为民族安危，提出“立宪国民不吸烟”，借用儒家伦理以及清末流行的民族主义等观点，丁义华成功了将西方不吸烟理论“中国化”，取得了一定的传播效果。在晚清民族主义潮流下，吸烟开始被打上了危害民族未来的烙印。
此后，中国的社会精英也接过外国传教士的“接力棒”，组织了不吸烟运动，其中代表人物是伍廷芳。伍廷芳熟悉中西方文化，曾担任李鸿章的幕僚，参与了《马关条约》的谈判，随后担任清廷驻美公使，由于对清廷愈加失望，10年他离开官场前往上海居住，旋即成立了卫生慎食会，倡导健康的卫生和饮食，并因为卫生理由发动剪辫子运动。在关注吸烟问题后，1911年伍廷芳开展了规劝不吸烟运动，这次不吸烟运动利用晚清逐渐兴起的报业以及公共空间集会等形式宣传戒烟理念。
社会精英发动不吸烟运动表明了地方势力的崛起，在急剧的社会变动中，上海出现了大量新兴社会阶层，他们纷纷结社，表达对社会和政治的看法和意见。在民族主义浪潮风起云涌和国民意识唤醒的时代，这批精英更加关注吸烟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危害。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因为晚清地方势力兴起，中央控制权旁落，地方精英拥有了社会动员的空间，但也正因辛亥革命的爆发，不吸烟运动逐渐声息渐销，淹没在政治洪流中。其领导者多数社会精英忙于推动政治革命，微不足道的不吸烟运动被置于偏角僻落。此外，很多革命派领袖都吸纸烟，上海都督陈其美将纸烟放置在客厅内，用来招待客人，互敬纸烟成为社会交往中的流行风气。
吸烟是资本主义必然产物
在不吸烟运动沉寂的20世纪20年代，另一种对于吸烟的看法产生了。共产党人施存统认为，劝说个人不吸烟是徒劳的，因为吸食纸烟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发生的现象，人是社会的动物，很难摆脱与资本主义社会联系密切的纸烟。他还认为增税亦不可取，因为中国受不平等条约限制，无法自主提高关税。左翼思想从反帝反军阀角度看待吸烟问题，认为这是社会结构性问题，任何个人的劝导都无法达成效果。
这种对于吸烟问题的看法鲜明的反映出20年代由于国共两党的兴起，反帝反军阀运动登上历史舞台，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的革命成为叙事中的“主干道”，中国社会将再次经历暴风骤雨的冲刷。
无果的新生活运动
1930年代，当较大规模的不吸烟运动已成往事时，一场由政府领导的不吸烟运动开始了，其搭载了 “新生活运动”的便车。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在南昌发起的一次社会改良运动，希望借此将中国人改造成有道德、爱国的现代公民，许多中国人日常的陋习，诸如吐痰、插队都被认为是要求改正的习惯，而“纸烟勿吸“和禁吸鸦片并列在一起。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要求民众戒吸纸烟。
蒋介石痛恨吸烟与他的思想有直接关系，他服膺理学，并严格按照理学的教条，平时只喝清水，戒除酒、鸦片、烟草甚至茶等一切可能使人上瘾的物品，基督教的节制观念进一步影响了他。蒋介石在向各级官员讲述戒烟主张时称，“前几天我还在街上看见一个小学生吸纸烟，这样还了得吗”。他还说，曾在福建看到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在街上吸烟，蒋介石随即叫他的父母要来“办”他。1935年1月，蒋介石在浙江看到很多大幅纸烟广告牌，便亲自发电报给浙江省官员，命令他们禁止烟草广告，并将这些广告换成新生活运动的宣传和国内农产品的广告。
新生活运动中，南京政府曾命令一经发现未成年人吸烟，立即逮送警局，处罚家长，开除学籍。但由于时局动荡，国民党基层组织涣散，宣传疲软等因素，该运动一直“蹒跚而行”。此外，国民党内部也有人对不吸烟命令持反对看法，汪精卫认为，以国家强制力量干涉民众个人生活并不妥当，私人空间应该拒绝国家力量的手伸入。
经济困难是不吸烟运动最大的掣肘，根据35年的《财政年鉴》，33年纸烟税收入占总支出的8.3%，为了弥补“剿共”的赤字，还不得不提高纸烟税。纸烟生产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轻工业之一，中国烟草业链条上附着着大量工人和农民，他们的生计问题也让不吸烟运动只能残喘以致夭折。
据数据统计，1934年新生活运动发动当年，纸烟销量仅降低2.5%，35年销量恢复正常，并在36和37年持续增长。这说明这次由官方主导的不吸烟运动只能是一场镜花水月。
边区政策钟摆以经济为核心
在蒋介石开展新生活运动六、七年后，中国共产党也发起了禁烟运动，不过运动背后的目的完全不同。抗战后，中共党中央位于陕甘宁边区，由于该地工业基础差，农村基本以吸食旱烟和水烟为主，抗战后大量进步知识分子进入边区，吸食纸烟的习惯也“空降”边区并生根发芽。中共很多领导人都吸食纸烟，典型代表就是毛泽东，我们今天想到的毛泽东最熟悉的形象之一就是烟不离手。在皖南事变前，边区的纸烟供应来自周边国统区，甚至有从日本占领区辗转运入的。
41年皖南事变发生，国共关系迅速恶化，国民党政府不再向边区提供现金和物资补助，并对边区实施经济封锁，边区现巨额贸易逆差。纸烟消费加剧了贸易逆差，外来的纸烟从0.1元10根涨到了4元左右10根。为了防止资金外流，边区开始对烟草这种非生活必需品限制进口。
42年1月，边区政府宣布禁止任何纸烟入境。3月又禁止售卖香烟，仅允许转口贸易。但旱烟和水烟不在禁令之内，这一定程度上说明边区禁烟目的并不是为了身体健康等原因，而是为了限制现金外流，毕竟纸烟需要一定工业基础才能制作，而旱烟和水烟边区当地就能够生产。然而，还是有些部门把纸烟列入“特许”入境物资，由于在边区有吸食纸烟习惯的多是各级干部，特许也许是为了满足领导嗜好。在这种禁卖不禁吸的情况下，纸烟不可能完全禁绝。
由于禁止不力，走私猖獗反倒减少税收，1943年6月，边区改用对纸烟征重税的方法代替进口禁令。由于边区自己生产的纸烟质量较差，面对外来纸烟“雀占鸠巢”的情况，44年1月，边区要求所有脱产人员抵制外来纸烟，《解放日报》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为典型，林宣布自己开垦了一亩烟叶田，并戒吸外来纸烟，西北局书记高岗也称“以后不吸纸烟，改吸旱烟”。边区还与43年将烟草列入生产自给项目之一。44年2月，由于边区生产节约运动如火如荼，加之边区纸烟业有所发展，边区政府再次全面禁止纸烟进口，并且不允许过境。
在边区外的其他中共根据地，军队是纸烟最大的消费群体，淮南根据地新四军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发现有士兵捡干部丢掉的烟头抽，便下令开办新群烟厂，由于距离敌占区和烤烟种植区较近，烟厂可以方便的引进机器技术人员以及原材料，烟厂生产的飞马牌香烟，还卖到敌占区。毛泽东也曾对飞马牌香烟赞赏有加。
群众性戒烟运动妨碍生产
1949年国共内战大局已定，49年2月，中共在东北建立了烟酒专卖制度，50年毛泽东批文“所有党政人员一律不要用外国及外商的纸烟，亦最好不吸私营纸烟。”这反映了50年代中国社会公有制即将一统天下的局面。在50年全国卷烟工业会议上，计划性生产的国家专卖制度取代了自由生产和销售制度，全国的纸烟业都被纳入到计划经济体制中。
1953年毛泽东批示推迟执行卫生部发起群众性戒烟运动，认为这是对生产有妨碍的工作。这说明中共领导人一直都是从经济角度来看待纸烟生产。从大跃进期间的“除四害”运动可以看出，中共的动员能力非同一般，相比国民党虚弱的控制力，如果那个年代中共发动戒烟运动，应该会取得比新生活运动中的戒烟要强得多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烟瘾很大的中共领导人并不占少数，除了毛泽东以外，刘少奇、高岗等人烟瘾也很大，在中南海服务员的回忆中，高岗每次开会吸烟只点一次火，并一支接一支的续燃下去，领导们曾经发起“瓜子代烟”的戒烟行动，但也失败告终。
控烟措施逐步加强
毛泽东时代过后，1988年在人大会议上，邓小平点燃香烟吸食，粤剧表演艺术家邝健廉将一张写有“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的纸条传递给邓小平，随后邓小平将香烟熄灭。转变从这里开始，会场上的烟灰缸销声匿迹，人们再也看不到在人大会议上吸烟的场景，也看不到国家领导人喷云吐雾间与外国友人谈笑风生的画面。
2005年，中国加入《烟草控制框架条约》，2013年，政府要求各级干部不得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也不准在各类公务活动中吸烟。2014年，第一部适用于全国范围的控烟条例制定，规定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烟盒上的“吸烟有害健康”文字区域面积扩大。2015年6月1日，北京也将迎来“史上最严”的禁烟措施。
结语
控烟运动的湍急与平缓，一直深受“他山落雨”的影响。崇本抑末、养生、民族主义国民意识、反帝反军阀等社会思潮以及现实经济利益的考量深刻支配着控烟运动。控烟运动很少以独立身份“登台”，正如其只是新生活运动和边区经济政策的一个方面。宛如蚂蚁能够背负多于体重数倍的物体，一只小小的香烟承载了历史，也蕴含了足够宏大的社会政治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