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是由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文化形态构成的有机体，经济形态是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政治形态和文化形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人类社会不会停留在固定的水平上，总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转型是必然的。就整个人类社会来说，社会形态的转型总是从经济形态开始，并且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总是落后于经济形态的变化。
资本主义从十四、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若干城市产生最初的萌芽，人类社会就开始了向新的社会转型；经过十七、十八世纪英法德资产阶级革命和十八世纪后半期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最终确立；又经过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大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已经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建立起来，目前仍处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由于各国的具体历史情况不同，当代社会形态的转型呈现出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主政者积极主动领导社会转型。
我国的邻邦不丹，旺楚克王朝建立于1907年，实行世袭君主制，没有宪法和政党。第四位国王旺楚克在英国受过教育，思想非常现代。他为相对封闭的不丹带来新气象，深受不丹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为向现代化国家转变，旺楚克国王决意改变传统的世袭君主制，在不丹推行民主制。
1998年6月，老国王辛格认为民主制度对国家前途有利，并不断向国民解释民主的好处，解散了内阁，将政府行政权移交给大臣委员会。2001年9月，国王发布命令，要求政府筹备起草宪法。27岁的现任国王凯萨尔也呼吁国民投票，他说：“你必须投票，每个人都必须运用他的选举权。”2005年3月，辛格国王建议在不丹建立两党制度，由在大选中得票最多的政党组阁，另外一个政党则成为反对党。根据宪法草案，不丹将组建两院制议会，由75人组成的国民议会和由25人组成的全国委员会。2008年春天，实现了从延续百年的世袭君主制向议会民主制的革命性转变。
不丹社会从世袭君主制向议会民主制的革命性转变，是由于国王接受了宪政民主新思想，积极主动地放弃世袭君主制，亲自领导国民建立民主新制度，具有很强的历史自觉性，使社会实现了和平转型。这说明主政者思想的转变，对社会实现和平转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种类型是：专制者在国内外民主势力的促使下，用专制手段结束专制。
国民党统治大陆和台湾时，其社会的经济基楚都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其政权却是“三个一”（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即国民党一党专政。这种政权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状况，结果导致腐败盛行。抗战胜利后，本来应该继续国共两党合作建设新中国，可是国民党却顽固坚持一党专政，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挑起内战，结果被赶出大陆，退守台湾。到台湾后仍然不知悔改，在政治上仍然坚持一党专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曾一再镇压民主运动。但是，随着经济的繁荣，中产阶级成为民众的大多数，对民主的要求日益迫切，群众性民主运动前赴后继、风起云涌。国民党在党产黑洞里越陷越深。加之国际上民主潮流的影响，迫使蒋经国不得不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重重阻挠，开放党禁报禁，终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政治形态实现了和平转型。用蒋经国自己的话说，叫做“用专制手段结束专制”。国民党虽然在竞选中失去了政权，但原来的经济基础还在，由它开创的宪政民主新格局使自己仍然是合法存在的政治组织，在较好地履行了在野党的责任后，又再次被选为执政党。
第三种类型是：执政者的改革屡屡受阻，逐渐转向革命，社会实现和平转型。
原苏联和东欧一党专政社会主义国家，后来的继承者意识到苏式社会主义制度弊病丛生，已经老朽，需要通过改革挽救危局。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但是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改革严重受阻，进行不下去，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求救于民主化，修改宪法，开放党禁报禁。既得利益集团狗急跳墙，发动政变；民主势力借助民众的力量，挫败政变；执政者顺应民意，自动交出政权，社会基本上实现和平转型。
这些国家原来的执政党，由于拒绝革命，结果被人民抛弃，退出历史舞台，只是由于没有镇压民众，因此没有受到追究；其中个别国家的党魁镇压民众，结果受到严惩。
第四种类型：执政者顽固坚持旧制度，对民众的和平诉求进行血腥镇压，迫使民众不得不拿起武器进行反抗，结果爆发内战。在“大国责任”的援助下，原执政者以失败告终，逐渐建立宪政民主新制度。南联盟、利比亚就属于这种情况，叙利亚和埃及正处于这类转型过程中。
从以上四种类型可以看出：
第一，执政者的思想状况，决定转型的方式。只要执政者的思想发生转变，不管是被迫的，还是自觉地，转型就会是和平的。如果经济基础属于市场经济，只是政治形态发生转变，原执政党还会是合法的存在，当好在野党，还有机会再次执政，原执政者也会受到尊重，给以优厚待遇。
第二，如果执政者顽固坚持旧制度，镇压民众的和平诉求，转型就会是惨烈的。在国际社会的援助下，民众的民主诉求终究会赢得胜利，原统治者必将永远被赶下历史舞台，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永世不得翻身；
第三，如果原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属于市场经济，执政党又拒绝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即使社会实现了和平转型，原执政党也会由于失去继续存在的经济基础而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我国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与上述情况不同，我国属于另一种情况，还处于转型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对苏式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起来，执政党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就为社会转型奠定了初步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只是由于苏式社会主义的旧思维还在控制着一些人的头脑，加之八九事件和苏东剧变的影响，致使“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蜕变为苏式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使得社会的经济基础停留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阶段，由此形成新的权贵腐败既得利益集团，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最大的障碍。
国有经济通过改制、上市和入世，已经分别变成私营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的还成为国际资本主义链条中的一环。对国有经济的改造，本来应该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是实现形式”的决定，依据不同情况以股权的形式分给全体国民，即进行民有化改革，使之成为名符其实的全民所有制。但实际操作中却偏离了这个正确方向，其中一大部分通过上市和入世被国内外私人买走了，创造这些国有财富的广大老百姓却一无所得。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成了两块唐僧肉，被一些人采用各种手段掠走、餐食。无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还是权贵资本主义，都是已经被历史淘汰的坏的资本主义。如何消除这些障碍，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就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
同三十多年前的改革相比，目前的全面深化改革面临更大的阻力。三十多年前进行改革时，建国后形成的既得利益者已经被“文革”击垮了、拆散了。当他们从恶梦中苏醒过来时还是一头雾水，在方向不明的情况下只能跟着总设计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时虽然也有旧思想的阻力，但几乎是一呼百应，进展比较顺利。现在这个权贵贪腐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后逐渐形成的，他们占据着党政机关的重要岗位，根深蒂固，盘根错节，上下呼应，左右连接。这就需要以一九四九年国民党败走台湾时的历史教训为镜鉴，坚决避免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重演。光有决心、勇气和自信，很难打破已经固化的既得利益格局。下放审批权是必要的，但也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要把执政者的“自信”变成“他信”，使八千万中共党员和十三亿国人的大多数都相信目前的理论、道路和制度是正确的，才能对权贵贪腐分子形成压力。为此，应该在如何走出“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上寻找新的出路，解决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的弊端，探索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执政问题。这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采用新的手段，通过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逐步建立宪政民主，调动民众的积极性，使权贵既得利益贪腐分子陷入孤立状态。今天的国民已经不再是三十多年以前的国民，他们的思想觉悟和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增强了，非常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权贵贪腐分子进行斗争，不会发生大的动乱。相信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从国民党败走台湾中汲取历史教训，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