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大部制后，还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梳理政府权力。要建立真正的服务型政府，单纯部门的合并或撤销解决不了问题。要确定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市场的各自边界，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退出一些政府不应干预的领域。
党的“十八大”之后，启动新一轮改革的呼声再次高涨，政府机构改革被认为是新一届政府推动改革的切入点。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日前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他认为财产公示制度的推进非常迫切，不能一拖再拖。
对于大部制改革，王长江认为，大部制改革是对现有权力的重新组合调整，后续还需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能，梳理政府、社会和市场间的权力边界，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切实提高政府权威。
他还建议，应该设立中央改革委员会，作为咨询机构直接为中央服务，提出未来的改革方向，真的做到顶层设计。
官员财产公示不能拖
记者：以往中央曾有很多文件约束干部子女腐败等，为什么难以遏制腐败严重的趋势？
王长江：党组织内部用自己的规范控制腐败，可以治一时，但不是长久之计。长远看还是要靠制度。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我觉得这表达了一种很好的理念。
我认为，这个理念有两点值得推广。首先是所有事情从管住权力入手，而不是仅仅依靠教育和道德说教。
第二是真正把权力管住，就要设计一个制度的笼子。以往没有制度，从领导干部作风、个人表现角度去要求，腐败就不断反复，难以有效遏制。
记者：新一届高层到位后，你觉得会大范围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吗？怎么推？
王长江：官员财产公示是大势所趋，早已是西方国家的既成事实，要当官就必须公示。我们也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政府的权力也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用权也必须受到老百姓的约束。
记者：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会不会越拖越不利于改革？
王长江：肯定不能拖。财产公示推行有难度，但是一定要推进。目前腐败现象已经被老百姓痛恨到很深的程度，执政党应该当机立断，敢于做出选择，不能受制于瓶瓶罐罐和个人得失，坚决反腐败，得到的将是执政党权威的重新建立。
要找到一个对执政党整体风险最小的方式。但我不赞成对腐败实行大赦，大赦等于将腐败所得合法化，造成新的不平衡。
我比较认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方式。你想在政治方面继续有进步，那好，你首先把财产公示出来。你要是有顾虑，你可以不公布，但你也须安于你的职务。又想升官，又想不受约束的时代应该让它一去不复返。
我认为新领导会逐步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但推进的速度不好猜测，还要看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情况。
确定政府、社会、市场各自边界
记者：十八届二中全会讨论了政府机构改革的方案，你怎么评价大部制改革？
王长江：我认为大部制改革是必要的，但仅是改革中的一步。首先，大部制改革可以提高政府效率，目前部门林立、职责交叉、无人负责、推诿扯皮已经到了让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地步，使政府和党的信任度降低，非改不可。
但实行大部制后，还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梳理政府权力。要建立真正的服务型政府，单纯部门的合并或撤销解决不了问题。要确定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市场的各自边界，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退出一些政府不应干预的领域。
第三步是政治体制改革，对包括政府、执政党等多元主体在内的整个系统进行调整，从根本上解决政府的低效和权威来源问题。老百姓需要渠道去表达，并对权力形成实质性制约。
记者：大部制改革也进行了很多次，你认为如何能防止大部制改革后的反复？
王长江：大部制改革是改革的一个切入点，但是必须沿着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方向来梳理。比如说大部制改完了之后，就要开始思考转变功能的问题，对政府和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这些问题不理清，对市场和社会还是包办的，那就很可能现在改了，将来某一天又改回去了。
设立中央改革委员会
记者：你对改革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王长江：我们现在改革思路有问题，存在误区。我们把改革作为一项常规性的工作，但改革不是常规工作，改革恰恰是要改变常规，因为它要打破既有权力格局。
改变既有权力配置才叫改革，因为它不合理才要改革。但现实是，我们往往一说改革，就让下面各部门去落实，提出改革方案。事实上，没有哪一个部门愿意在改革中削弱自己的权力，而只会把心思放在扩张自己的权力上。在这里我不是说部门有多坏，没有这个价值判断。部门就是部门，他们就是要完成自己职责内的事情。但是，如果把改革也像日常工作一样由部门来主导、落实，改革就必然出现变形。这就是改革思路出了问题。当前特别需要有一个更加超脱部门之上的、统筹改革思路的机构。
记者：对于这个机构或组织，你有什么建议？会不会走上体改委、发改委的老路？
王长江：我希望中央能成立中央改革委员会来统筹改革。要规范这个委员会的职能：第一，它不是体改委，体改委一开始负责经济体制改革，后来才把政治体制改革也纳入其中一并考虑。第二，它不是发改委，政治体制改革要统筹的对象是包括政府、执政党在内的整个系统，而发改委只是政府的一个部门。
我设想改革委员会由执政党来牵头，由三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是学者，超脱于具体权力和利益之外，从国家、民族的高度思考问题。第二部分是主持过全面领导工作的老同志，有实践经验，能比较系统地考虑方方面面的事情，防止委员会成为各个政府部门代表的大拼盘，成为部门利益交易的场地。第三部分是党外人士，不是现行权力的掌握者，更加超脱。
这个委员会没有权力，只是一个咨询机构。它负责提出多套方案，供最高层领导选择。决策权在最高领导层。多套方案的模式，可以有效杜绝地方政府或者部门往委员会“塞私货”的可能。
这个委员会也不是要设计一个详尽的、对任何地方任何部门都适用的方案，而是明确目标，确定原则，划定边界，为地方政府和党组织的探索提供平台，降低他们的改革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