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互联网是“后真相”产生的重要前提。“后真相”是个人情感和个人信念取代事实真相的一种主观判断，它们比客观事实本身更能影响舆论。“后真相”具有“好的主观性”和“坏的主观性”。“好的主观性”易于产生良性的次生政治舆论，而“坏的主观性”则产生恶性的次生政治舆论。“后真相”的次生政治舆论功能仍然主要是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次生政治舆论监督具有不可控性和难以预测性，处理不好会给政治和社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因而依宪法和法律对“后真相”带来的次生政治舆论进行治理是首要选择;构建政治规则，让治理服从政治规则，让治道服从政道，是其基本路径;回归事实真相，优化多中心舆论场，构建第三舆论场，是平衡次生政治舆论节点的重要选择。
作者简介：张爱军(1963—)，男，博士，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网络政治治理首席教授;秦小琪(1989—)，女，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作为现代信息技术产物的互联网(即网络)是“后真相”现象产生的重要前提。这个随着网络及其新媒体兴起而逐渐为人所知的概念，“后真相” 是指“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的现象。在网络时代，个人与群体更容易将其情感与信念在网络里发酵、传播与扩散，导致人们不再或者不愿追求事实本身或者事件真相，从而产生一种“后真相”现象。学界从政治学、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对“后真相”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对“后真相”产生的次生舆论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提出次生政治舆论概念，与“后真相”联系在一起并从政治学角度进行分析，从更抽象的层次上建构二者之间的政治理论关系和事实逻辑关系。次生政治舆论是以政治情感和政治信念为核心在公共政治舆论之后脱离事实真相而形成的政治舆论。“后真相”对公共政治舆论及其次生政治舆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使得公共政治舆论可能淹没事实真相，从而让次生政治舆论充满变数和不可预测性。“好的主观性”和“坏的主观性”是“后真相”两大基本特征。这两种主观性不但形成公共政治舆论，而且形成次生政治舆论。公共权力和公共政治舆论是次生政治舆论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公共权力和公共政治舆论，就没有次生政治舆论，公共权力与公共政治舆论相对应。 次生政治舆论既是在公共政治舆论的基础上产生，又是对公共政治舆论的消解、重构、修正、转化和取代，具有正向功能。次生政治舆论如同自然次生危害一样，是对公共政治舆论的瓦解、扭曲、排斥和游离，具有负向功能。从一般意义上说，“好的主观性”与次生政治舆论的正向功能密切相关，“坏的主观性”与次生政治舆论的负向功能密切相关。但从实践意义上说，无论是“好的主观性”还是“坏的主观性”，其本质都是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平衡，关键在于制约和平衡的边界与限度，这导致次生政治舆论与公共权力、公共政治舆论呈现出交错复杂的关系，因而深入研究次生政治舆论与公共权力和公共政治舆论的关系，也就具有重要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意义。
“后真相”以情感与信念为本位，事实本身也许无足轻重，情感与信念具有取代事实真相的属性。情感与信念既产生公共政治舆论，又产生次生政治舆论。如果说公共政治舆论是独立、自由、内在生成的，那么次生政治舆论就是在自由、独立、内在生成的基础上，对公共政治舆论具有从情感与信念全覆盖的特点。次生政治舆论由情感与信念主宰，情感与信念成为次生政治舆论的两大根本动力，道德愤怒和“政治正确”是次生政治舆论的两大基本特征。
如果说公共政治舆论具有公共性、客观性、普遍性、必然性的话，那么次生政治舆论就具有了私人性、主观性、特殊性、偶然性。人们基于个人的情感与信念对公共政治舆论而非事件进行个体性言说，公共性被私人性取代。私人性必然是主观性的，一切都源于主观的感知和认知。每一个人都依据个人的立场、情感、价值、信念对事件进行诠释，其结果必然是特殊主义或特殊性的盛行。个体舆论是特殊的舆论，个体舆论幻构公共政治舆论，实则是次生政治舆论。个体情感和信念并不必然产生次生政治舆论，产生次生政治舆论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这需要外在条件、情感与信念的合力，次生政治舆论因此具有了准公共性的特征。没有外在的原因，就没有激发次生政治舆论的可能性，公共政治舆论就此止步。没有内在动力，次生政治舆论就没有把潜在的次生政治舆论变成现实的可能性。外因与内因相结合，次生政治舆论才由可能变成现实。也就是说，情感与信念只会产生个体带有偏见的“意见”，但不一定产生次生政治舆论。
沃尔特·李普曼将公众比喻成“坐在剧场后排失聪的观众”。这是指任何公共事件都具有导致公共政治舆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但人们往往难以直接了解公共事件，甚至拒绝了解公共事件真相，只会随着公共政治舆论行走。因此在公共事件影响公众的同时公共事件本身却被消弭。这是因为：“这些公共事件绝不是他能掌控的，它们中绝大多数也都是无形的。如果说它们可以被掌控的话，也是在遥不可及的地方，在公众的视线之外，被不为人所知的权力所操纵。作为一个普通人，他无法切实了解正在发生什么、谁做出了这个举动，或者他将被带往何方。”在网络时代，“社会的复杂程度进一步加剧，也将李普曼的预言推向了新的极致。当事实庞杂模糊，信息繁琐难辨之时，人们便会借助自己的情感神经，寻找那些言之凿凿的宣言，再融入一种相互取暖的情感宗教。社会议题也便从事实的争论，变为情感的困斗”。网络信息影响民意的同时使民意的主体性缺失，使民意随波逐流。情感与信念就是对主体性缺失的抗争，是让民意回归主体性的企图和意愿。在情感和信念的支配下，次生政治舆论成为无公共政治舆论的公共政治舆论，无事实真相的真相，即次生政治舆论本身成了真相。如果公共权力对公共政治舆论进行操控，且越过了权力的边界，公共政治舆论就易于转化为次生政治舆论。如果公共权力的公共属性不被破坏，次生政治舆论就不会产生，即使产生也难以形成次生政治舆论所导致的次生政治灾害。
西方是契约性文化，制度与规则起着决定性作用，情感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 相比较而言，中国是情感文化，中国文化是“情本体”的文化，“情本体”的文化具有无限扩展的特点，情感不但成为人们社交、政治沟通、协商民主的纽带，也是次生政治舆论的原动力。次生政治舆论的原发情感是基于道德的正义感。正义感却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爱是正向的表达方式，恨是负向的表达方式。
公共政治舆论与次生政治舆论都只是个人政治意见表达的场所，并不是追求和实现真理的平台。即使是公共政治舆论本身而非次生政治舆论，情感与信念也具有重要地位，发挥“意见”的作用，这与人的本性和幽暗意识有关。理性、教育都只是民主政治的有利条件，而非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更不是充要条件。研究者发现：“个人仍然有不顾实情的意见，即对实情所包含的证据公然加以蔑视的意见。总之，个人有一些意见同知情与否无关，它先于知情，而且否认或拒绝知情。”人们的意见或判断、情感等来自“认同、宗教信条、意识形态信仰、种族情感等等，它们同知情与否没有关系，并且实际上是由于被歪曲了的信息或毫不知情而得到强化”。在网络“后真相”时代，情感在传播的同时，不但仍然具有拒绝实情、拒绝事实真相的特性，而且具有强化拒绝实情和拒绝事实真相的特点，并会被不同的情感相互解构和诋毁。因而在网络世界里“厌恶”“呕吐”成为宣泄情感的基本方式，“秀智商”“美狗”“脑残”“汉奸”等成为情感宣泄式的流行性词语。
个人信念在形成次生政治舆论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大作用。 为信念而战是一些人的核心信条，为了信念而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网络为个人信念的传播、扩散、聚焦提供了新的平台，为个人信念的张扬提供了重要场所。相同的个人信念“抱团取暖”，不同性质和类型的个人信念互相激荡。个人信念往往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属性，是现实意识形态在互联网上的映射、表现和延伸。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表现为网络社会思潮、网络舆论、网络文化等多种形态，具有虚拟遮蔽、复杂多元、多渠道渗透、交互回应、对抗不安全等多方面特性。”因为互联网具有虚拟性、平等性、互动性等特点，互联网不仅仅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在个人信念的推动下，还会把意识形态极端化，导致个人信念及其意识形态内在自我封闭和外在互相侵害。
个人信念具有心理学基础，人们往往利用动机性推理来满足自己个人信念上的诉求。“动机性推理是舆论同质性的心理基础，该理论认为个体会选择性接触那些与自己的信念或政治立场相一致的信息从而为自己的观点做辩护。”动机性推理既具有情感支撑，更具有个人信念特点。“意识形态构成了人们对于政治问题的基本态度和看法，这种信念具有基础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即使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民众也保有对这类信念的态度。”人们会屏蔽异于自己的信念，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信念，构建个人信念的话语体系。在网络空间的社会思潮交锋中不断强化个人信念，而不是包容不同的信念。这集中体现在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紧张关系上。前几个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对自由主义的动机推理的结果就是自由主义是其信念上的敌人，是西方国家利用自由主义对中国搞的阴谋。其实是不是“阴谋”，不应靠动机推理来判断。
次生政治舆论往往基于“憎恨”。厌恶、敌视、抗议都是“憎恨”的表现。“憎恨”易于导致对公共权力的疏离，易于产生革命与仇恨的心理。“憎恨”与疏离会导致公共权力与次生政治舆论的紧张关系，这种关系使公共权力总是处于紧张和戒备的状态，因“憎恨”而产生的疏离，又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呈现出巨大的盲点，为公共权力的滥用提供了“灰色地带”。
“后真相”“好的主观性”与次生政治舆论产生正向功能。“好的主观性”是指人们通过积极正向的情感与信念取代事实真相，形成良性、独立、自由、宽容的公共政治舆论。在公共政治舆论基础上形成的次生政治舆论是对公共政治舆论的补充和完善。应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逻辑构建。但现实比这复杂得多。理想构建的优势在于，通过理想塑造、改造现实，并为现实指出方向。理想不能全部实现，只能部分实现。理想秩序是公共政治舆论的首要目标，独立与自由是公共政治舆论的首要价值，也是次生政治舆论的首要价值。公共政治舆论和次生政治舆论是在公众之中形成的，而不是由外力造就的，其愿景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一过程中，次生政治舆论与公共权力也处于良好的互动状态，公共权力恪守宪法、法律和规则边界，并及时回应次生政治舆论，补正公共权力的公共德性，保障次生政治舆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次生政治舆论对公共政治舆论的消解源于公共政治舆论的公正性缺失和公共政治舆论的主体性迷失。次生政治舆论呈现的是个体公正性，通过个体公正性代替客观存在的整体公正性。当公共政治舆论公正性缺失时，次生政治舆论的个体公正性就会取代公共政治舆论的整体公正性。不可否认的是，次生政治舆论一方面面临着多种困境，即在一个网络多元舆论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具有个体公正性，个体公正性的叠加会导致阿罗不可能定理困境、囚徒困境、“公地悲剧”。 即个体性意见加总并不会直接引发次生政治舆论;个体公正性不会产生共赢的次生政治舆论;个体公正性会使次生政治舆论和公共政治舆论生态遭到破坏。另一方面，次生政治舆论面临着分流与回流，次生政治舆论的溢出效应会流向异质性“水潭”。这些异质性“水潭”既稀释和过滤了公共政治舆论的非公正性成分，也冲淡了公正性缺失的杂质。如此，通过情感与信念构建的次生政治舆论从回归主体性的角度来说，其本身是独立而自由的，对公共权力的约束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公共舆论的主体性迷失源于外造公共政治舆论及其主导与控制。也就是说，公共政治舆论没有内在生成，公共舆论主体是被动而非主动的。主体性迷失表现在公共政治舆论是伪公共政治舆论而非真公共政治舆论。这与公共权力的滥用有关。公共权力的滥用，具有多种方式，诸如误导公共政治舆论，掩盖事实真相，或者人为制造舆论一致性而无视网络舆论多元性，或者对网络舆论缺少公正性治理。为了维护暂时的稳定忽视法治带来的长远性稳定，违法违规对网络舆论进行选择性治理和选择性执法，对公共政治事件不是进行有效疏导化解矛盾而是人为制造新的矛盾。公共权力滥用的关键点在于，公共政治舆论是从外面制造出来的，而不是内在独立自主生成的。外造出来的舆论与个人的情感与信念产生认知鸿沟，促使个体情感和信念进行“叛逆性”反弹，进而形成次生政治舆论对外造公共政治舆论进行消解。次生政治舆论利用外造公共政治舆论的“政治正确”属性，消解外造公共舆论的伪“政治正确”属性，使“政治正确”属性回到公共政治舆论的正常轨道。
次生政治舆论对公共政治舆论的重构，源于公共政治舆论的失真。公共政治舆论的失真表现在失去主体性上。主体性体现在独立性、自由性和内生性。失真即公共政治舆论失去独立性。自由性由宪法和法律具体保障，因公共权力破坏宪法和法律使自由流于形式，或者使自由处于不可自由状态，使网络多元的健康或建设性的多元舆论演变为一元僵化舆论，深陷塔西佗陷阱，政治与社会双重互信遭到严重破坏。公共政治舆论难以在社会本身产生，或因内生性公共政治舆论被压制。人类的本性在于，人的情感是自然的，人的信念区别于动物。当公共政治舆论失真完全背离了人们的情感和信念时，人们就会用次生政治舆论重新构建公共政治舆论。通过次生政治舆论重构公共政治舆论，让公共政治舆论回归公共政治舆论的本来面目，次生政治舆论成为真公共政治舆论。真公共政治舆论具有独立性、自由性、内生性、多元性、制衡性，它源于个人的真实情感和信念，甚至源于建立在个人真实情感和信念基础上的谣言、偏见和意见。尽管次生政治舆论是对公共政治舆论失真的背离，但这并不等于说次生政治舆论本身就是真实的，也具有很大程度的失真性，甚至是以次生政治舆论的失真取代公共政治舆论的失真，因为“后真相”本身就是通过情感与信念取代事实真相。次生政治舆论重构公共政治舆论的优点在于，它源于社会，从社会中产生，对公共政治舆论具有制约和平衡的作用。
公共政治舆论的泡沫化易于导致次生政治舆论。公共政治舆论以事实真相为前提和基础，没有事实真相，就没有公共政治舆论。如果公共政治舆论失去了事实真相的依托，公共政治舆论就会失去控制，产生公共政治舆论泡沫，引起人们对公共政治舆论的质疑。次生政治舆论既是对此种事实真相不清晰的公共政治舆论的反制，也是对此等公共政治舆论的去泡沫化。次生政治舆论去公共政治舆论的泡沫化，并不是去追求事实真相，而是让事实真相服从于个人情感和信念，当事实真相对个人情感和信念不相符合时，他们更愿意相信个人情感和信念，拒绝和回避事实真相，让情感与信念远离事实真相。或者说即使事实真相“错了”，意见、偏见、信念依然保持“政治正确”的状态。
公共政治舆论也必须以政治事实真相为前提和基础，没有政治事实真相，或者人为掩盖事实真相，必然导致“小道消息流传”，甚至让谣言成为遥遥领先的预言，从而引发难以预测并具有政治风险的次生政治舆论。“小道消息”实则就是次生政治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小道消息的流传，是人们对公共权力缺少基本信任的表现，是塔西佗陷阱的再现，是对政治真相的情感和信念诉求，其目的不是回归政治事实真相，而是通过个人情感和信念构建政治事实真相的“幻像”。 次生舆论的政治“幻像”的辩证性在于，促使公共政治舆论回归政治事实真相，进而打破次生舆论的政治“幻像”。
公共政治舆论在对公共事件监督的过程中，又引发新的连锁性公共事件。新的连锁性公共事件又产生新的公共政治舆论，新的公共政治舆论又引发新的次生政治舆论。从现实来看，这往往与权力的集群性腐败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一个腐败大案又引起一系列的腐败案件。从政治新闻传播的角度来说，“当下热点事件中有一种舆论现象值得关注，就是一个地方曝出某个大丑闻后，这个地方常会连续性地曝出多起丑闻，可以称之为‘次生丑闻’”。“次生丑闻”主要有四种暴露的方式，即舆论监督“报复性”的曝光、媒体监督“顺带性”的曝光、地方政府错误的危机公关中引发的连锁丑闻、顺藤摸瓜式的“次生丑闻”。“当社会问题的曝光基本靠这样的‘顺带’和‘不小心暴露’，当我们的日常监督机制失效和失灵的时候，社会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热点事件引发公共政治舆论，热点事件的背后，又引发多起事件，尽管具有小概率的特点，但会引起人们的持续连锁式愤怒，产生“次生丑闻”，“次生丑闻”转化为次生政治舆论，次生政治舆论进而转化为公共政治舆论，进而达到对公共权力监督的目的。但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以情感和信念为主导的次生政治舆论，产生了对公共权力的蔑视和憎恨，具有非理性监督的特点。
次生政治舆论对公共政治舆论的取代，源于公共政治舆论是虚假或者伪公共舆论，不具备公共政治舆论的基本特性，在这种情况下，次生政治舆论易于直接取代公共政治舆论。虚假的公共政治舆论既不是在公共政治事件中形成，也不是在公共政治事件中扩散。虚假的公共政治舆论或者是因为谣言的传播与扩散，引起社会的恐惧或恐慌;或者是信息来源单一，信息不对称;或者是个别组织或个人垄断了信息来源，传播对其有利的信息，屏蔽对其不利的信息;或者是人为地制造舆论，通过制造舆论掩盖事实真相;或者是通过超凡魅力的领袖把宣传当成公共政治舆论，代替社会本身内在产生的舆论，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时有发生。在网络“后真相”时代，类似的公共舆论不但难以满足人们的情感和信念要求，而且与人们的情感与信念相背离。更为主要的是，虚假的公共政治舆论与事实真相相比相去甚远，人们就会通过情感和信念选择，形成真实的次生政治舆论，通过次生政治舆论取代公共舆论，使次生政治舆论成为符合公共政治舆论的基本特性。
次生政治舆论对公共政治舆论消解、重构、修正、转化和取代，其核心目的都是让公共政治舆论成为真正的公共政治舆论，让公共政治舆论成为对公共权力制约的、健康稳定的舆论力量，让公共权力归公共权力，让公共政治舆论归公共政治舆论，既让二者发挥其正常的功能，又让二者保持良好的边界，使公共权力与公共政治舆论和谐共生。
网络时代的“后真相”也具有“坏的主观性”。“坏的主观性”非但没有事实真相，而且还把缺少事实真相的公共政治舆论以情感和信念的方式进行构陷，并通过次生政治舆论对公共权力进行反制和报复，主观推断公共权力之恶，具有恶化公共权力的必要性、必然性、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等诸种属性。由“坏的主观性”产生的次生政治舆论具有无政府主义、原教旨主义、民粹主义、虚无主义的倾向，对公共权力和公共政治舆论都具有极强的破坏功能。
“坏的主观性”与网络化事实真相“大到不可知”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网络空间里，事实发展会经历三个阶段：经典事实时期、基于数据的事实时期和网络化事实时期。网络化事实的一大特点是“大到不可知”，导致的一系列后果是：可用事实的数量大增，本身就会使人们对真相产生愤世嫉俗的态度。“我们可以随手获得如此多的事实，以至于失去了得出结论的能力，因为总是有其他事实支持其他的说法;网络更加强化了我们本来的立场。所有人都更有可能相信确认他们已有意见的‘事实’，并驳回那些做不到这一点的‘事实’。事实与观点之间不再泾渭分明;无论何种观点，网上都有人不赞成。就算有很多人同意，我们也永远不可能达到所有人都同意，除非是在一些最无趣的事实上。”最无趣的事实即为“娱乐至死”的事实，人们通过无趣事实取代有趣的事实，公共政治舆论的公共德性、公共伦理、公共规则被淹没在最无趣的事实当中。情感与信念甚至掺杂其中，个人情感与信念也成为娱乐主义、消费主义的组成部分。娱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既是对公共权力的消解与反叛，也是对公共权力参与渠道狭窄的抗争。
如同尼采所言：“没有事实，只有诠释。”如果公共权力那里没有事实真相，只有对谎言的诠释，且诠释的目的并不在于公布真相，而是通过诠释塑造真相，以政治谎言制造和生成新的政治谎言，构建权力主导下的伪公共政治舆论，这在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中都是事实存在。比如中国传统政治中王权主义之下的民本舆论造势，新近的美国与欧洲选举的民粹舆论造势，都具有伪公共舆论的成分，实则是公共权力扩张和滥用。公共权力制造的事件是真实的事件，但公共权力把事件变成对其有利的事件只能通过修改事件来完成，于是真相被隐去，政治谎言以各种各样的面目呈现。在网络“后真相”时代，无论是公共权力、政治组织、社会组织、公民个人都会把修改过的事件进行网络传播，网络传播又通过社交网络进行N次加工，于是政治事件“只意味着叙事版本的不同，谎言可以巧辩为‘另一种观点’或‘意见’，因为‘一切都是相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理’”。
在政治心理学家勒庞看来，大众更愿意相信政治谎言，政治谎言可以通过真理进行包装。他认为：“给群众提出的观念必须是明白无误的，断言式的，绝对的，简洁清晰的，具有强烈情绪色彩的。群众是不愿意接受逻辑推理的，更厌恶复杂的论证过程。由观念推导出的逻辑体系必然被群众所抛弃。只有强烈简单的观念，才容易被群众所接受，并被群众所喜爱，才能进入无意识领域，变成一种强烈的情感。”从现实来看，网络社会中涌现了诸多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往往会通过这种社会心理学方法，用谎言支配网民。不同的网络意见领袖表达不同的具有强烈情感和个人信念的谎言“意见”，使不同意见领袖的“意见”成为不同网络群体的公众“意见”，破坏了次生政治舆论的底线共识。
政治谣言通过诠释形成次生政治舆论。人类历史的行进，谣言总是如影随形。 人类在解决谣言问题的过程中会不断产生新的谣言。人类之所以消灭不了谣言，是因为谣言与个人情感和信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网络时代更是一个谣言满天飞的时代，用谣言构建另一种事实真相，用谣言取代事实真相的合法性。谣言本身在形式上成了事实真相，人们并不去探索谣言背后的真相。这不但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也是现实网络的一部分。网络正以N倍放大的形势制谣造谣传谣。在个人情感困斗和个人信念困斗的时代，谣言在一定意义上更能化解因个人情感和个人信念而产生的社会政治焦虑，进而形成次生政治谣言舆论。当政治谣言已经固化为内在的思维方式时，打破政治谣言回归事实真相会让相信政治谣言的人失去了依托感和归属感，对打破政治谣言的人产生政治“道德愤怒”。
政治家们为了自身利益或者“国家利益”，可能通过心理战术构建政治谎言，从而导致人们对政治的背叛，其表现之一就是对公共政治舆论的背叛。以“英国脱欧”与“美国大选”为例，“政客们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当下受众的情绪与心理，使用‘断言’‘猜测’‘感觉’乃至‘阴谋论’强化、极化某种特定的观点或偏见，或为攻讦抹黑对手，或为博取眼球效应和支持率。 受众在传统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日趋消解的状况下，难以个人能力辨别观点真假，往往服膺于社交媒体‘小圈子’中散播的情绪、立场或刻板印象，从而做出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主观判断”。在这种舆论场的争夺中，公共权力是次生政治舆论的操盘手，次生政治舆论是权力滥用的结果，民粹主义是次生政治舆论的表现形式。
在网络“后真相”时代，人们不再相信传统媒体制造的舆论，也不再受传统媒体的控制，而是安于网络社交媒体的“小圈子”，让“小圈子”成为个人情感和信念的住所，通过“小圈子”构陷权力的“阴谋论”，通过“小圈子”追求道德和信念的纯洁性，以此反衬公共权力的非道德性和非伦理性。“小圈子”的次生政治舆论，不但是对权力制造的公共政治舆论的不信任，而且是对公共权力制造的公共政治舆论的“逃离”。他们认为只有“逃离”公共政治舆论，才会有真正的公共政治舆论，只有“小圈子”的舆论才是真正的公共政治舆论。由“小圈子”构建的所谓公共政治舆论不但使公共权力变成难以运行的道德乌托邦政治，以道德实质正义取代公权力运行的程序正义，甚至视程序政治于无物，而且使社会染上“道德巨婴症”。不但如此，“小圈子”的次生政治舆论忽略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难以形成社会共识，是导致社会分裂或撕裂的重要因素。
谎言与谣言不可能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反而是社会舆论的癌变。从“坏的主观性”来说，基于“小圈子”产生的次生政治舆论，非但缺少监督公共权力的功能，而且还会造成次生政治舆论的内生癌变，使其既不能监督公共权力，也使次生政治舆论具有自我毁灭的倾向。
在网络“后真相”时代，海量的碎片化信息充斥于网络，基于同一情感、信念形成“小圈子”，不同的情感、信念的人形成不同的“小圈子”。“小圈子”内部情感、信念固化现象明显，自我封闭严重。不同的“小圈子”之间缺少基本的流动性，并在情感与信念上进行排斥。“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使新闻信息逐渐碎片化，假新闻、流言蜚语、轶事绯闻呈现病毒式传播的趋势。相较于高高在上的主流媒体，网民们更愿意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获得资讯，分享观点。然而由于‘圈内人’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致使他们每天得到的讯息经由了‘立场的过滤’，与之观点相左的理念逐渐消弭于无形。”在“小圈子”没有言论自由，受“小圈子”的言论宰制，使得网络“喷子”占据了道德和信念的制高点，最终侵蚀了自由与平等的社会根基。“本应在网络公共领域上开展的‘百家争鸣’也会因隐性的舆论操控而异化为网络‘喷子’主导的‘口水战’，异议则会化为沉默的螺旋而逐渐消音，最终导致自由和民主的根基被逐渐侵蚀。”这一方面减少了对公共权力的舆论压力，另一方面也使得人们难以形成公共情感和信念认知。政治虚无主义是次生政治舆论的癌变症候。
对公共政治舆论进行无限的再阐释、再重构，导致了公共政治舆论的扭曲。从政治传播的角度来说，“后真相”营造的舆论生态印证了新闻-事实纽带的断裂。“在众声喧哗的社交媒体时代，事实经过无数次的‘再阐释’——或许是严肃的深挖或探究，或许是故意的扭曲与篡改——其本身不再是新闻报道的核心，而是逐渐让位于情感、观点与立场。大众传播媒介不再拥有阐释意义的权威，而把对真相的解释权让渡给了原子化的平台型媒体。”从次生政治舆论的角度来说，情感认知和信念认知成为政治新闻-政治事实的纽带断裂的推手。政治新闻报道不再是核心，原子化的社交平台成为情感和信念对政治事实的不断扭曲，通过构建政治“幻像”去理解政治世界，使政治新闻被淹灭在次生政治舆论的情感和信念之中，最终会以情感和信念构建虚无的政治或想象的政治。
次生政治舆论对公共政治舆论的排斥，意味着次生政治舆论不再接受公共政治舆论，认为公共政治舆论失去了事实真相，只有情感和信念才能产生所谓的事实真相，即“幻觉真相”。这与公众和媒体之间权利和义务失衡有关，“双方关于真相的默契认同被打破。这使得人们达致真相变得越来越困难，媒体的权威和公信力也越难建立。这种信任危机背后，其实是人们在新媒体、新技术时代对于真相和自身所安身立命的需求的迷茫的体现”。这也与政治新闻的特性有关，“新闻无法彻底的达致真相，另一个方面又不得不依赖于媒介手段的帮助来认识世界。但‘后真相’时代人们怀疑的不单单是新闻媒体是否提供了正确的事实，而且怀疑新闻媒体是否有能力反映真相。技术手段令人们能够有更多的手段达致真相，证明真相，媒体的唯一权威悄无声息的被瓦解”。如果媒体受政治权力或资本势力的不恰当控制，新闻制造和引导的公共政治舆论缺少独立性和自主性，难以形成具有客观性的公正舆论。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政治舆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具有选择性，导致了人们对公共政治舆论的情感和信念上的排斥。“根据情感心智理论，新近出现或确定性较低的事实查验会引发人们的焦虑情绪;而与动机归因理论相似，令人反感的事实查验则会刺激人们产生愤怒感，带来对新信息的抵制。”
次生政治舆论对公共政治舆论的游离，是由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困境决定的。 “随着主流媒体陷入‘公信力困境’，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另类媒体寻求那些可以证实他们主观愿望或情感的信息，作为守门人的传统媒体基于新闻价值的判断曾为公民创造了共享的拟态环境，为公共领域里的话语博弈提供了共识，划定了底线。但这样的公共领域已经随着传统媒体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式微而渐趋边缘化。 取而代之的也非本克勒所构想的理想化的网络化公共领域，而是形色各异的另类空间。”在“另类空间”里，人们“构建了相对封闭、基于情感化真相的拟态环境，使参与者得以强化自身固有的态度和信念”。更进一步说，次生政治舆论对公共政治舆论的游离，是由主流政治媒体的公信力困境决定的。当人们对主流政治媒体失去信任时，就会构建政治封闭、基于政治情感化真相的拟态环境。议论政治的微信群和微信朋友圈具有这方面的典型特性。他们游离于公共权力和公共政治舆论之外，不断制造次生公共政治舆论，以玩世不恭、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态度对公共权力和公共政治舆论进行调侃、讽刺、嘲弄、挖苦，以此来
满足个人的政治情感和个人信念的诉求。
无论是“好的主观性”还是“坏的主观性”产生的次生政治舆论，都有两大基本特征：政治正确和道德至上主义。政治正确的表征是意识形态尤其是主流意识形态成为表达情感和信念诉求的主要伪装方式，形成意识形态泡沫。道德至上的表征是道德愤怒和道德泡沫。道德愤怒为道德至上主义推波助澜，通过道德审视、主宰、统摄一切，完全忽略或无视人的本性、人的权利、人的不完美性和道德“幽暗意识”。政治正确为政治至上主义提供了平台，一切以政治为核心，以政治审视、主宰、统摄一切，完全忽略了生产力、经济基础对政治的决定作用。道德愤怒由情感支配，政治正确由个人信念支配。 在次生政治舆论的形成、发展、传播、聚焦过程当中，二者互为表里、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互相推进。道德至上与政治正确合谋，从而使次生政治舆论具有更大的风险性和不可预测性。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政治正确与道德至上主义都与公共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发挥“后真相”“好的主观性”，防止“坏的主观性”，使网络时代“后真相”的次生政治舆论发挥积极作用，制约公共权力是其最优化的选择。制约公共权力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内部制约，另一种是以社会制约权力的外部制约。社会公共政治舆论是对公共权力制约的一种有效方式。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实质，就是权力在社会公共政治舆论的阳光下运行。公共政治舆论是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没有公共政治舆论，权力就难以进行有效的制约。“后真相”既带来“好的主观性”，也带来“坏的主观性”，不能采取非白即黑的二元方式处理次生政治舆论，即保留“好的主观性”，消除“坏的主观性”。但消除“坏的主观性”可能也导致“好的主观性”丧失，因为二者可能是合而为一的。 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寻找二者的平衡节点，避免“坏的主观性”越界、极端化和原教旨化，从而保证次生政治舆论对公共权力的情感信念方面的维护和监督作用。
4.1 依宪治理公共权力与舆论环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只有宪法的权威得到有效和实质性维护，公民的权利才能得到有效保障，公共权力的滥用才能得到有效遏制。通过遏制公共权力的滥用来保障公共权力的公信力，以此减少次生政治舆论“坏的主观性”直接指向公共权力的可能性，从而维护公共权力的权威性。同时，落实宪法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利。言论自由既包括理性表达的自由，也包括非理性表达的自由，要充分肯定人的情感与信念的合理性和合宪性，充分肯定“后真相”“好的主观性”和“坏的主观性”存在的必然性和客观性。针对公共权力，公民不但有说对的权利，也有说错的权利。而宪法权利保障的重点，应该落实在人具有说错话的权利上——违反宪法法律的言论另当别论。事实上，不但“好的主观性”具有说错话的权利，“坏的主观性”也同样具有说错话的权利。宪法保障言论自由的目的之一，就是防止“坏的主观性”话语的极端化，防止“坏的主观性”话语破坏宪法和法律的边界，以宪法保障言论自由的名义破坏言论自由本身。极端的、具有破坏性的“坏的主观性”的自由话语具有极强的内在封闭性和外在攻击性，一方面影响公共权力的健康正常运行，另一方面其所生成的次生政治舆论会严重影响公共政治舆论生态与舆论环境。这需要在宪法的框架内得到有效治理。
在“后真相”时代，各种信息都以海量速度加快，人们在海量的政治信息中难以选择，甚至无所适从，从而增加了人们的政治焦虑感、困顿感和空洞感，增加了个人情感愤怒和信念愤怒。由愤怒转化为“憎恨”，由“愤恨”而产生次生政治舆论。如果不通过政治规则进行化解，不通过治道进行治理，就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双重巨大的风险。这就既要加强政治规则建设，又要加强治理建设，既要加强政道建设，也要加强治道建设，来化解社会的政治焦虑。政治规则决定政治治理，政道决定治道。没有政治规则，治道就只有治而没有道。没有优化政治规则，治理就会具有滥治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没有政道，也就没有治道，没有优化的政道，治道就会有治无道。如果政治规则不能得到优化，治道就会扭曲变形。社会存在的政治焦虑，实质是对建立良好政治规则的期盼。只有优化政治规则和政道，处理好政治规则与政治治理、政道与治道的关系，人们才对未来有良好的期许，才会降低情感和信念的焦虑程度，使次生政治舆论处于可控的状态。
政治事实真相是形成公共政治舆论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政治事实真相，就没有公共政治舆论。次生政治舆论无法建立在政治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是对公共政治舆论进行的情感与信念的“后真相”N次塑造和型构。如果公共政治舆论不以政治事实真相为根本，那么“好的主观性”就会变成“坏的主观性”，“坏的主观性”就成为政治谎言和政治谣言的集散地，正义感就会走向反面，追求正义得到的却是非正义。“坏的主观性”会失去对政治的基本信任，进而破坏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
回归事实真相具有多种方法。公共权力在第一时间公布事实真相，能够及时制止公共政治舆论和次生政治舆论的升腾。如果公共权力不在第一时间公布事实真相，而是在第一时间掩盖事实真相，或者不是在公共政治舆论的监督下主动地去调查事实真相，在公共政治舆论形成大潮时就会伴随着次生政治舆论大潮，公共权力权威性、合法性、正当性都会陷入完全被动的局面。此外，还可以通过实证分析、社会调查、舆论之间的相互质疑，有效地回归事实真相。采取新技术手段如AI人工智能、大数据研究方法回归事实真相。公共权力在公布和回归事实真相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公共权力的政治德性在公布事实真相中起着重要作用。没有公共权力在第一时间公布真相，公共政治舆论和次生政治舆论不但完全失真，而且还会失去舆论监督的功能。
多中心舆论场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它与网络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是社会发展分层化的必然产物。社会多中心治理，也包含着社会多中心舆论的治理。社会多中心舆论治理的实质是让自治的归自治，他治的归他治。以自治为核心构建的社会多中心舆论自治具有优于他治的特性，如降低或减少治理成本、自我净化舆论、自觉营造网络舆论的晴朗空间。尽管次生政治舆论具有置事实于不顾的特性，但社会的多中心舆论场之间的质疑与对抗，达到多中心社会舆论场制衡的目的，减去公共权力在公共政治舆论方面的越界行为，使公共权力受到有效制约，减少公共权力试图垄断公共政治舆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不但公共政治舆论是多元多中心的，次生政治舆论也是多元多中心的，次生政治舆论之间也具有互相制衡、多元制衡的特性。通过次生政治舆论的多元制衡，使次生政治舆论保持平衡，防止单一次生政治舆论带来难以控制、难以预测的舆论风险。
公共政治舆论是第一舆论场，次生政治舆论是第二舆论场，公共政治舆论与次生政治舆论之间要构建第三舆论场，要允许第三舆论场的存在。第三舆论场是情感与信念的相对主义舆论场。第三舆场既介于公共政治舆论场与次生政治舆论场之间，又与公共政治舆论场、次生政治舆论场相互交织，是无舆论的舆论场。第三舆论场既能通过个体情感化解公共政治舆论的泡沫，又能防止次生政治舆论的次生灾害。无论是公共政治事件、公共政治舆论、次生政治舆论都具有群体化特征，容易失去个体主体性。第三舆论场的基本特征是个体化、情感化、信念化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以个体的视角理解公共政治事件、公共政治舆论、次生政治舆论，对公共政治事件、公共政治舆论、次生政治舆论进行个体化的理解和诠释，对这些内容注入个体情感，并满足个体情感的要求，表达个体的爱与恨。个人信念从政治正确的角度出发，既体现了对公共政治事件、公共政治舆论、次生政治舆论的关注，也体现了对这些问题的信念式理解与构建，强化了人的主体性。由于受到公共政治舆论与次生政治舆论的制约，第三舆论场的极端化倾向得以有效遏制。第三舆论场既会消解公共政治事件、公共政治舆论、次生政治舆论的泡沫，防止道德至上主义和虚无主义、极端主义，又会对公共政治事件、公共政治舆论、次生政治舆论进行有效的规制。
5 结语
网络时代是“后真相”次生政治舆论不断产生、传播、扩散、聚焦的时代，也是“好的主观性”和“坏的主观性”并存的时代。次生政治舆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是无事实真相的监督和制约。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对“后真相”的次生政治舆论进行引导和约束，有利于树立宪法的规范权威和实践权威，有利于公共权力的公正化，有利于公共政治舆论的生成和保持其公正性、客观性、开放性和包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