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启了令世人瞩目的社会转型过程。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我国社会转型的回顾与反思渐成一个跨学科、跨学界的热门话题。现在看来，中国的社会转型之路不同于以往以工业技术为支撑的现代化道路，其中携带着当代网络化的禀赋。因此，从网络化视角提炼我国社会转型中的实践逻辑和阶段特征，对于理解这几十年来的现代化经验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今天可以说，中国的社会转型应该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型现代化过程。但在社会转型之初，学界、政界乃至全社会的认识并不统一。在那个历史关头，能不能及早预见到这个问题，真真切切地关系到此后我国社会变迁的驱动机制和内在禀赋，决定着新型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设计和路径选择，也是对国家能力的一次历史性大考。
1946 年 2 月，诞生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打开了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而1969年出现的阿帕网(ARPR Net)则确立了计算机网络(Computer Network)的概念。此后，本来是军事利器的阿帕网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企业、研究机构、大学、学术团体甚至个人用户，使其纯军事意义受到削减，而社会价值则受到重视。1983 年，这种不断增强的参与趋势引发了阿帕网的裂变，逐渐形成了广为人知的国际互联网(Internet)。从1995年起，以 Web1.0 为代表的信息发布系统爆炸式地成长起来，成为互联网的核心网架构，不断取代着报纸、电台、电视台的新闻发布功能。许多日常工作尤其是信息采集工作，已经无需出差、电话、传真、邮，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经济社会效益。对于 20 世纪的人来说，互联网是一个梦幻般的存在，网络空间被称为“Cyber”精神家园，而在线(On Line)则是通往 Cyber 的旋转门。今天看来，这种新的 Cyber生存具有影响深远的社会转型意义。
1. 实现了沟通方式革命。早期互联网主要有四种应用工具 :一是远程登录，通过“文件传输协议”在计算机之间传送文件 ;二是电子邮件，在用户之间进行快速的信息交换 ;三是网络新闻，利用新闻组(New Group)技术，提供用户浏览 ;四是中继交谈，即网络聊天。概括起来，互联网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在线沟通”，它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沟通方式革命。社会由相互沟通的社会成员整合而成，沟通方式的变化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杠杆。从历史上看，语言作为信息交流的第一载体，始终是人类沟通的基本形式。文字的出现，虽冲淡了人们原有的时空观，使得跨地域沟通成为可能，却存在着异步沟通的“时滞”障碍。自文字出现之后，人类曾耗用成百上千年的时间去改进信息传送效率，从人力奔跑、快马代步一直到后来的邮差，一次次缩小了信息传送的时间差。直到近代发明了电报、电话、无线电，才初步解决了由“时滞”引发的信息传送问题。互联网的出现，从根本上解决了跨时空沟通的“时滞”障碍，使远程信息传输与面对面信息交流几无差别，也大大提高了社会转型的信息含量。
2. 架构了网络超时空。所谓 Cyber 生存，是人类借互联网技术所架构的一种超越时空的新型交互关系。卡斯特认为，互联网“彻底转变了人类生活的基本向度:时间和空间。地域性解体脱离了文化、历史、地理的意义，并重新整合进功能性的网络或意象拼贴之中，导致流动空间取代了地方空间。当过去、现在与未来都可以在同一则信息里被预先设定而彼此互动时，时间也在这个新沟通系统里被消除了”。根据“托马斯定理”，如果人们把一种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它们在结果上也就是真实的。在网络超时空里，如果网络主体将某种情境作为真实来把握，那么这种情境在结果上就转化成了现实。不仅如此，随着 Cyber 生存方式的模式化，人类还会产生一种新的虚拟认同，从而将虚拟实践视为当代社会的一种新型实践方式。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由互联网所构建的超时空情境，是一种与现实世界全然不同的生活空间，它展示了一种全新的网络化逻辑。
3. 开创了新的“共在模式”。马克思主义认为，由实践所产生的社会存在具有关系属性，是一种“关系”本体。卢卡奇说，“有理由把劳动看成是每一社会实践，每一积极的社会行为的模式”，它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在俞吾金看来，应该沿着“共在”思路作纵深思考。他认为，“海德格尔更重视的是作为这种关系载体的存在，而马克思更重视的则是这种关系本身”，因为“人们一旦脱离了‘一定的关系’去看待任何一个对象，它就只能是抽象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关系就是某种“共在模式”，并且会历时性地被囿于主导“工具”上。早期阶段，人类总是借助各种手工工具去不断延长“手”(或脚)的功能，比如竹竿、大刀、长矛、羽箭都是对“手”的延长，马匹、渡船、车具是广义之“手”的延长。通过这类初级、简陋的手工工具和以人力、畜力、自然力为驱动机制的社会实践，逐渐确立了重感情、厚人伦等富有价值理性的共在模式。进入机器时代后，人类之手被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的“机器”延长到极致，比如枪炮、汽车、火箭以及各种重型机械。与此同时，也确立了主体性、工具理性等极具现代性的共在模式。发展到现在，互联网已经不再是人类之手的继续延长，而是人类之脑的扩展和增容，就像优盘、存储器、数据库等信息处理设备一样，网络成了人脑的一种“外挂”。这个信息处理能力超强的“外挂”，使人类社会的主导工具在内在禀赋上发生了质变，社会转型的驱动机制也随之改变。
(二)有别于“先发”和“后发”的新型现代化转型
自英国工业革命取得巨大成功并完成现代化社会转型之后，德国、美国、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等相继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并且在学术界引发了“先发”现代化和“后发”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之辩。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学界、政界和商界都曾热烈讨论过如何借鉴“先发”国家的经验以及如何取得“后发”优势等问题。当时很多人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普世性，社会转型的核心就是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经济增长追赶发达国家。依此来判断，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应该尽可能发挥“后发”优势，择优选用“先发”国家的发展经验，以缩短社会转型所需的时间和路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许多人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比较复杂，是不能通过简单的学习和复制来解决的，比如数量极大的农民和情况复杂的农村。一个流行多年的说法是，不了解农村和农民就不了解中国国情，不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就不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再后来，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尤其是互联网进入千家万户和日常生活后，人们渐渐发现，我国的社会转型还需要考虑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不了解信息化和网络化，就不了解中国国情;不解决信息化、网络化问题，也不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总的看，中国的现代化既不同于“先发”国家，也不同于“后发”国家，它是在工业化之上叠加着信息化的超复杂系统工程，是一种新型现代化。
英格尔斯认为,“‘现代’可以被视为代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特色的一种‘文明的形式”。这就是说，它并不像教科书所讲述的那样是一个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标准化转换，而是携带着时代特征的历史进程，处于不同时点的现代化应有其不同的“现代”特征。从现代化发展史看，18 世纪的蒸汽机技术结束了漫长的前工业社会，将人类的主导工具推进到机械和能源时代，有的国家借助当时最先进的机械和动力设备实现了现代化转型，同时也给“先发”现代化打上了机械化的时代标记。进入 19 世纪，电气技术和电力设备使人类步入了不同于机械化的新工业化阶段，新出现的更加先进的主导工具造就了那个时代的现代化新贵，并为其打上了新的标签，如美国就被称为“汽车上的国家”。当中国开启现代化进程时，信息技术已成为这个时代的符号，互联网已打造了笼罩全球的人工神经系统。依此来审视我国的社会转型，就会得到一个基本认识 :信息化是中国现代化的标识性内容，我国社会转型具有内生的网络化禀赋。
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是，现代化不仅要“化物”而且要“化人”，不仅要有高楼大厦而且要有称职的业主，因为硬件建设要与软件匹配并且要靠人去掌握。这样一来，“现代性”就成了一个重要概念，它凝聚了人类社会转型的精神成果，反映了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比如，现代性的时间维度，将现代与传统进行了分隔;现代性的后果，展现了不同于传统的社会文明;人们常说的理性、主体性等，更代表了人类的现代精神特质。哈贝马斯认为，“不要将现代性及其计划作为一项失败的事业而放弃”，它仍有许多潜能尚未发挥出来，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信息技术和网络化，恰好为哈贝马斯所言的现代性“未竟”事业提供了实践基础，它所引领的社会转型则孕育着现代性的先锋形态，并将转化出信息化时代的新人类特征，凝聚出网络化时代的新精神内核。就像传统社会在现代性大旗下被改造为工业社会一样，网络社会也会被确认为新的现代形态。
(三)技术换代与网络治理的双轮驱动机制
中国的新型现代化经验表明，社会转型的网络化驱动机制有两个:一是网络技术的升级换代，二是网络治理的模式创新，二者之间的匹配程度对社会转型状态的影响极大。稍加总结可以发现，在互联网早期的 Web1.0 阶段，我国对计算机技术进行了前瞻性预判和追赶型研究，并且建立了“以网站为抓手”的网络治理方式，网络技术换代与网络治理创新的匹配状况还是比较好的。
1. 信息技术换代的国家能力。从历时性看, 中国的社会转型恰好发生在互联网大行其道之时，这使新型现代化成为合逻辑的必然结果，而走上这条必由之路后又是对国家能力的一次历史性大考。我国转型之初面临着一个核心问题: 在这场信息网络技术的世纪大战中, 我们能否跟上发达国家的脚步甚至跑在前面? 很显然，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何况，即便我国在网络化进程中成功地解决了硬件建设，也还面临能否有效地抵御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创建信息新秩序等诸多“软性”挑战，前面有一道道需要逾越的关口。回过头来看，我国在社会转型和新型现代化建设中已经比较好地回答了这张考卷，其中的几个关键之处特别值得总结和汲取。
首先，是“三钱”做了一次伟大的历史性抉择。1956 年，我国启动了编制第一次《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的工作，其中，对规划中的重点领域和关键技术争议较大。当时，“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力排众议，将发展计算机技术列入其中。后来的发展实践证明了这项决策居功至伟、影响至深，先是由毛泽东主席喊出“三钱”别号，后被该计划总负责人、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定尊为中国科技界“三钱”。可以说，正是由于“三钱”的战略眼光和第一代国家领导人的知人善任，才奠定了我国社会转型在起跑阶段的网络化禀赋。
其次，是著名科学家王选的重大发明。信息技术发展之初，对进入信息网络世界的国家和民族设置了很高的“门槛”，要跨过这道门槛是要凭实力说话的，其中最大的拦路虎就是汉字输入技术。互联网对共享符号系统的依赖，决定了只有存在共同语言才具备进入网络的条件，而该种语言能否成功地解决信息输入技术是一个硬能力。金吾伦认为，“由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结合，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而发生的第二次信息技术革命，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将远比第一次信息技术革命所产生的影响要巨大而深远得多”。用美国天体物理学家拉里·斯马尔的话说，“这是自古腾堡以来所发生的最根本的变化”。对于中华文明而言，王选发明的汉字照排技术以及众多计算机学者对汉字输入法的研究，使中国文字成功地越过了互联网世界的高门槛，是可以和古腾堡发明印刷机相媲美的世纪创新。
再次，是国家层面全方位的特别举措。从周恩来主持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到江泽民断言“四个现代化，哪一化也离不开信息化” ，再到习近平提出网络强国思想，历届国家领导人都将信息技术和网络化置于“纲”的核心地位，确立了其“纲举目张”的引领地位。2008 年，我国组建信息工业部，为信息技术发展和网络化建设设置了一个专门机构，这在世界各国并不多见，彰显了国家层面的决心和重视程度。一直到今天，历经多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仍然发挥着关键性的领导作用。在国家层面的各种高技术发展规划中，计算机网络技术也都位列其中。1983 年，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后，邓小平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由此诞生了著名的“863”计划。该计划由朱光亚主持制定，经国务院批准实施，定名为《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其中重点规划了智能计算机系统、光电子器件和光电子、微电子系统集成技术，信息获取与处理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智能机器人等相关主题的研究内容。
2.“以网站为抓手”的网络治理方式。早期的网络管理问题多与计算机犯罪(ComputerCrime)有关。自 1983 年确立“传输控制协议”和“网络间协议”(TCP/IP)后，计算机犯罪一词逐渐被网络犯罪(Cyber Crime)所替代。彼时，各国均采取了程度不同的国家干预政策。以 Web1.0 为技术架构的互联网普及后，出现了“网站”这个中心节点，它把无数个网络终端链接在一起，形成了人机耦合、网民互通的网状结构。因此在逻辑上，作为信息传输节点的网站，就成了各国网络治理的一个“抓手”。
从理论上说，规则如吉登斯所言，“类似于一种程式或程序，一种关于如何行事的想当然的知识”，这种程式既可以是外在的规则内化于行动者的实践意识中的，也可以是行动者在情境中的创造。在网络治理实践中，那些注重“行动者在情境中”创造规则的国家，对网站审批和监管多采用自我调节主义原则，如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 1996 年后逐渐转为法律上的自我调节主义。而那些注重将“外在的规则内化于行动者的实践意识中”的国家，对网站审批和监管多采用国家干预主义，如新加坡、韩国等。我国在互联网发展早期也采取了国家干预政策，并且延续至今。
概言之，我国在 Web1.0 时期建立的“以网站为抓手”的网络治理方式，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原因在于，这种新出现的网络治理方式契合了当时的信息技术特质，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社会治理创新，并且与我国互联网早期的国家干预政策以及现实社会的治理模式都具有良好的匹配度。
大约从 2000 年开始，核心网开始了从 Web1.0 向 Web2.0 的世代转换，Cyber 生存不再是封闭与隔绝的精神世界，而是逐渐与现实生活相互耦合。伴随着接入网技术的不断完善尤其是 4G 智能终端的广泛应用，智慧生活开始全面入侵现实社会。以此为基础，我国的社会转型开始呈现出虚实共生的 Network Society 形态。
(一)以精准传播为基础的网络互动现实化
Web1.0 是以门户网站为中心节点的大众传播技术，Cyber 生存是围绕网站展开的，因此我国社会转型初期的网络化建设也是以网站为核心的。从技术上讲，Web 1.0 主要是以浏览器为基础进行 HTML 网页阅读和 BBS 发布;从应用上讲，其用户更多的是信息接收和使用者;从社会转型看，新出现的 Cyber 生存与传统生活是并行分隔的。在这一网络架构下，数字信息的编码、贮存、传递以及解码是关键要务，用户得到的信息都是网站编辑处理后的内容，网民实践着一种基于门户网站的数字化共在模式。以此为基础，我国在社会转型之初多从“信息技术革命”角度看待网络化，认为互联网提升了信息传播“中介”的功能和效率，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互动平台，并且通过组织结构的改变来影响现实社会形态。当时的很多热词如“在家工作”“弹性工作制”“扁平化组织结构”“企业联盟”等，都是这种认识的反映。与此相关联，现代化建设的主导思想是通过大力发展信息网络技术实现“信息化 + 工业化”，社会转型的一个基本思路是通过互联网的技术逻辑来实现社会的改良。
Web 2.0 是一种注重用户交互作用的分众传播技术，网民互动是基于“关系”展开的。从技术上讲，Web 2.0 借助各类浏览器、RSS 阅读器等发表和展示工具，实现了由“Client Server”向“WebServices”的转变;从应用上讲，其用户不仅是互联网信息的浏览者更是互联之网的编织者，从而使互联网成为一个循环体;从社会转型看，网络与现实重新勾连后出现了 Network Society 形态。在这一网络架构下，互联网内容更丰富，联系更紧密，网民地位大不一样了。比如，微博 (Weibo)是一个通过关注机制分享简短实时信息的社交网络平台，与前世代的博客 (Blog) 相比虽字数受限，只能以 140 字 ( 包括标点符号 ) 的文字更新信息，但却将分众传播发挥到淋漓尽致，大大改变了社会舆论场的生态结构。另一个例子是微信(Wechat)，它基本上附着在现实关系网之上，通过提供公众平台、朋友圈、消息推送、微信支付等功能，彻底打通了互联网与现实生活的区隔，形成了“互联网 + 社交网”的精细传播模式。总的看来，Web 2.0 在“人-人”层面打通了线上与线下的界限，构建了一种基于熟人关系的全方位社交平台，人们可以有选择地为自己划分“圈子”，有目标地扩展自己的“圈子”。在“个人-社会”层面，它能更精准地发现公众需求，有效锁定并作用于目标对象，实现信息推送模式的自主化和互动化。
互联网进入 Web2.0 世代后，已嬗变为以现实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多功能互动平台。脱掉了面纱之后，原来匿名色彩很强的 Cyber 生存和网络互动就变得越来越实在和现实化了，不再神秘的网络变成了现实互动最便捷的工具，不仅全面接管了传统的面对面、书信、传真、电话等信息传递方式，而且创造了 QQ、微信、网络电话、视频聊天等现代传播模式。这些新的社交软件不仅可以使“朋友圈”越滚越大进而重组社会交际网络，而且能够与微商、P2P 等新兴商业形态相结合进而重塑盈利模式。因此，Web2.0 表现出更大的溢出效应，“互联网 +”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社会转型路径。
(二)由虚实消弭所导致的行为规则相宜化
Web 1.0 架构的 Cyber 生存，既给我国社会转型赋予了网络化禀赋，也使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分隔开来。这种虚拟与现实二分的社会转型观，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网络无政府主义(CyberspaceAnarchism)。他们强烈反对国家政府的管理，其中一个广为流传的代表性观点是:网络空间无法被规制，它天生的能力就是抵制规制，那正是其性质、本质使然。在这样的网络环境和社会背景下，“网络狂欢”无意间成了吸引人们“触网”的心理驱动，因为在网络中可以活出完全不同于现实的自我，甚至每一个 ID 都是另一个不同的网络之我。由于许多在现实中不敢说、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情都可以无节制地进行，因此互联网成了一个只存在自发网络伦理的法外之地。可以说，我国社会转型初期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应对这类“网络狂欢”。
在人类进化史中，每一种主导工具都有极强的侵略性。就像机器和能源必然会瓦解小农社会一样，信息技术也会呈现出一种不可阻挡的扩张特性，因此网络化也必然快速入侵现实社会。如此一来，人们对 Cyber 的理想国式畅想很快就被 Web 2.0 打破了。对于中国社会转型来说，我们一旦选择了信息化 + 工业化的新型现代化，互联网就要按自身的逻辑去殖民现实世界，工业化也要按照网络化逻辑去变换形态。结果如卡斯特所言，现实社会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通过这一过程，互联网的社会效应得以释放，现实社会被网络化殖民和重构。在这种变化了的网络环境和社会背景下，“网络狂欢”不再是吸引人的“触点”，网络之我日益与现实之我接近和重合。从宏观上看，网络社会实现了从 Cyber 生存向 NetworkSociety 的换代转型，同时使我国社会转型出现了 Web 2.0 特征。
随着虚拟与现实区隔的消弭，确立了虚实相宜的社会转型观，认为网络是新型现代化的一种现实性社会结构，网络空间也是现实社会的延伸。按此观点，互联网不再是只能靠网络伦理进行自我约束的法外之地，而是需要去重点开发和建设的新大陆，这就引出了一个必然的逻辑结果:网络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人们在 Web 1.0 阶段的一个担心是，Cyber 生存与现实生活相分离能否造成双重人格甚至多重人格? Web 2.0 解除了这种忧虑，使现实社会治理体系能够向网络治理领域扩展和延伸。此时，需要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是:此体系不是彼体系，扩展和延伸不是殖民和克隆，人类行为规则的虚实相宜虽然是社会转型的大趋势，但一定要经历与时俱进的共生式跃迁，其间的整合、再造和创新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动态的规则变换中，虚拟和现实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二者在双向互动中不断调适和整合。一方面，网络无政府主义可以休矣，因为 Cyberspace 的行为规则不应天马行空和特立独行，而应该与现实社会规则相互融通。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两种行为规则分立并行，彻底排除双重人格的担忧，构建虚实共生的人类合作方式和治理模式，充分发挥互联网的社会转型效能。另一方面，简单的管理逻辑和统治思维也是要不得的，因为现实社会规则不应该唯我独尊和固化不变，而应该和 Cyber 行为规则同行共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摆脱已落后于时代的行为方式和管理样态，建立起信息文明形态的规则体系和治理模式。
(三)与智慧生活相伴随的个体生活公共化
Web2.0 实现了信息推送模式自主化、互动化，网络互动方式即时化、现实化，以及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规则相宜化。当它与相应的接入技术尤其是 4G 智能终端相耦合时，就出现了社会生活的智慧化。近年来，智能互联网、智慧生活不仅仅是热词，而且是近在眼前的生活新样态。但由于智慧生活来得太快，不免使人有些手忙脚乱，加之各种智能技术手段的运用，就出现了所谓个体生活的公共化问题。就公众的感知而言，这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社会生活失序，并且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体行为的去隐私化，二是个人信息的泛商业化。
众所周知，个体行为属于“私”，被纳入隐私权保护范畴，具体如独处权、人格权等。但在智慧生活环境下，许多隐秘的私生活不再隐秘甚至被当成了公共信息。从独处权角度看，个体行为本该享有“不受打扰之权”，即“个体在意识清晰的状态下，处于一种与他人无信息和情感交流的状态” 。这在智慧生活中却难以做到，各种精准推送的信息会打扰甚至诱惑到个体，精确定位也会招来不断的纷扰。由于智慧生活依赖于无处不在的各类传感器，人的一举一动都会以大数据的形式被收集和保存，就像是住进了玻璃屋，会失去原有的独处环境。从人格权角度看，“人的存在本身即是目的，应当受到尊重，而不能被当作手段和工具”。自1912年《瑞士民法典》以来，世界各国大都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人的尊严不受侵害”，并将隐私等具体人格权益纳入保护范围。近年来，现代信息技术给人格权保护带来了极大挑战，智慧生活更是威胁到了人格权的核心内容。比如，为智慧生活所需的摄像头不仅可见于大街小巷，而且密布于公共场所，甚至在居住社区、工作场所、停车场也随处可见，它们不仅将个体行为去隐私化，而且可能伤害到人的尊严。
在后工业社会，人们普遍重视个人信息及其使用问题，因而出现了将隐私保护范围扩展至“个人信息自决”的发展趋势。从这个角度说，隐私是指与社会利益、公共利益无关的当事人不愿他人知晓或他人不便知晓的个人信息，当事人不愿他人干涉或他人不便干涉的个人私事，以及当事人不愿他人侵入或他人不便侵入的个人领域。但在社会现实中，个人信息包含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常常被以大数据的名义开发利用，存在着普遍的泛商业化现象。比如，在安装各类 APP 时被迫同意各种“绑定”和“允许”，个人浏览内容被链接在商品推送上，个人消费信息被用于商业大数据分析等。这类个人信息本质上是网络社会中人的活动轨迹，隐含着人的生活密码和行为逻辑，过度的商业开发以及未经授权的使用，不仅有悖于社会伦理，而且会产生想象不到的人身安全和社会风险。
我国在社会转型之初，曾经用“失范”来描述因社会急剧变迁而产生的“计划经济秩序失效、市场经济秩序缺位”及其所引发的种种乱象，并称其为社会转型“必要的代价”。现在，由智能互联网导入的智慧生活出现了又一次大范围“失范”，尤为不幸的是，这一次“智慧生活失范”来得更加凶猛，情况也更加复杂。在互联网到来之初就有人预言说，“网络时代的到来无疑是风险社会的催生婆，从实际的历史进程看，风险社会是网络时代不可避免的历史后果”。近几十年的发展实践表明，人类有能力应对互联网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历史后果”，而且到目前为止成绩还不错。从这个角度看，“智慧生活失范”无非是互联网所引发的又一个历史后果，或许是人类为智慧生活而付出的必要代价。这样看来，我们也无需惊慌，既然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后果”，就可以用历史去回答;既然 是“必要的代价”，就可以用社会转型成果来补偿。可 以肯定的是，怎样应对智慧生活转型所引发的秩序缺位并且通过社会转型重拾规范，是我国新一轮社会体制改革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四)惯性而成的非均衡驱动状态
相对于 Web1.0 以网站聚合用户的“网站中心”技术，Web2.0 采用了基于用户关系生产和聚合内容的“用户中心”技术。面对信息网络技术的 2.0 换代，原有的政府依托网站进行管理的治理方式显得捉襟见肘，每个国家都力图针对网络应用理念的换代进行各自的治理方式转型。此时，我国在互联网初期建立并且运转良好的双轮驱动机制开始出现滞后现象，具体表现为两种惯性作用的叠加。
1. 信息网络技术发展的惯性作用。这种惯性作用源于三个方面 :一是市场赚钱效应。一直以来，IT(信息技术)都是一个制造富翁和神话的地方，从国外的比尔·盖茨、苹果到国内的马云、小米，市场总是能把技术创新转换为货币财富，从而推动信息网络技术发展的升级换代。二是国有企业的优势地位。中国的 IT 企业，尤其是掌握主干网络的 ISP，大多是具有国家背景的大型国企如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等，它们一般都有通过技术升级换代来表达业绩、获取地位的发展惯性。三是作为“硬道理”的政治正确。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是硬道理”不仅是一个动员口号，更成为某种政治正确，甚至演化为信息网络技术发展的惯性作用。借助于信息网络技术发展的惯性作用，我国从 Web1.0、1G、2G 的巨大落差，追赶到 Web2.0、3G、4G 的平起平坐，再到 5G 的超越势头，充分展现了新型现代化建设的国家能力。
2. 既有网络治理方式的惯性作用。我国历来存在着技术创新易、体制创新难的问题，相对于信息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快速换代，这个问题愈发凸显。随着互联网进入云计算和大数据时代，网络世界与现实社会相互嵌合的社会形态日渐呈现，“新媒体转型”的治理思路已不能适应互联网的换代发展。有关政府部门和网络管理机构对互联网发展的“去 1.0”趋势虽有所察觉，网络治理创新却徘徊不前。近年来，因智慧生活得以强化的智能监控技术如全景监控、位置定位、行踪分析等，更是加剧了向中心治理模式的回归。到目前为止，我国并没有很好地解决 Web2.0 和4G 技术下的网络治理问题。
概言之，我国在 Web2.0 阶段的社会转型，走了一段信息网络技术快速赶超、网络治理方式创新不足的异步转型之路。伴随着时间的流转和问题的积累，最终形成了网络治理与技术换代不能同步转型的非均衡驱动状态。
未来的后 2.0 换代和 5G+ 转型
互联网发展是一个周期性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可以用核心网的关键技术来分期。具体而言，从 Web1.0 到 Web2.0 属于同一个发展周期，因为其关键技术和网络架构是一致的。此后，随着Web3.0 核心网和 5G 接入网先后入场，将开启一个更高等级的后 2.0 智能互联网周期，并且会产生更加深远的社会转型效应。
从世代特征上说，Web1.0 的本质是互联，相当于把线下资料库搬到了线上并将其“外挂”于人脑之上，它能够让网民快捷方便地获取和传播信息，但信息内容由服务器和网站来控制，用户只是内容的被动接受者。相比较而言，Web2.0 的本质是互动，就像是打通内脑与外脑之后的一个贯通线上与线下的活动平台，网民既是内容接收方，也是内容提供方，还是平台共建者。依据这个平台，大量网民同时参与网络产品的创造、传播和分享，形成了所谓“海量”信息。但是，汇聚到各个交互平台的“大数据”并不为生产它们的网民所有，而是被平台和机构锁定为数据垄断。从 Web3.0 开始，互联网进入智能时代，它具有高速移动、大数据分析和挖掘、智能感应与应用的综合能力，能够向传统行业渗透融合，通过链接百行百业实现跨界互动。那么，Web3.0 的本质是什么呢?有人说是个性化，也有人说是聚合化，还有人说是平权化。综合来看，伴随即将到来的后 2.0 换代，我国社会转型有可能出现如下变化 :
1. 个性化信息服务。互联网发展过程中，逐渐摒弃了以局域网为代表的中心化网络，形成了点对点的技术架构，在理念上越来越注重个性化。从技术上说，Web2.0 核心网就已经出现了点对点的应用工具，如 QQ、微信等。但在应用实践上，技术理念不断让位于管理逻辑。从 Web1.0 世代的网站监管到 Web2.0 世代的数据垄断，都存在着网络逻辑与管理逻辑的悖论，大数据分析方法和智能监控技术的发展更引发了个性化全面倒退现象。在智能互联网时代，Web3.0 将在强化点对点技术的基础上回归个性化，创造出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和快速准确的信息传播模式，最终实现“我的数据我做主”。到那时，分众传播和精准输送技术将会更具时效，定制服务方式将会更加实用化。不仅如此，个人数据将不再毫无回报地源源流向中心化平台和管理机构，而是掌握在每个人自己手中。鉴于大数据可以产生成千上万倍的巨额回报，未来的数据开发都要建立在有选择的个性化授权和可信计算基础上，从而给提供数据的普通网民带来回报。
2. 聚合化合作平台。Web3.0 可以提高信息描述的精确度，使其更便于搜索、整理和筛选性过滤。以此为基础，数据的特征性更明显，网民合作的整合度更高。未来的上网体验可能像围住一张桌子聚餐，所有人都把资源放在一起供大家选择和使用。所谓“桌子”就是提供网站协议的平台，所有网站(人)都围在协议(桌子)之旁，最终使 Web3.0 成为一个完备的内容聚合与应用聚合平台。在 Web2.0 时代，曾出现过一波席卷社会的创业热潮，但随着大众参与模式的疲态化，2008年以来的互联网创业黄金期已成过往，因此有人断言“互联网创业已死”。这种说法能够在网上流行，反映了大众参与模式的老化，而且在更深层次上表达了对数据、流量越来越被平台和机构垄断的不满情绪。Web3.0 形成的聚合化合作平台，将 2.0 式的大众参与模式升级换代为 3.0 式的共建共享模式，从网民最底层打破了数据和流量的垄断状态，将催生出新一轮互联网创业热潮。
3. 平权化信任机制。自互联网诞生以来，“去中心化”就是其孜孜追求却未竟的目标。万维网发明人蒂姆·伯纳斯-李在领取 2016 年图灵奖时说 :“现在，有些人有些绝望，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处在同一个社交网络中。这就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游戏，它有趣、有用，但并不去中心化。”“一开始，互联网是分散的、去中心化的;但现在又再次有了中心”。据预测，Web3.0 将在这方面走出决定性的一步，它没有中心服务器，到处都是中心节点，从而在核心网架构上实现平权化。以此为基础，组合运用可信身份技术、可信账本技术(区块链)、可信计算技术、可信存储技术等就会产生可信网络，平权化和彼此信任将会由理想变为现实。在新一代智能互联网技术支撑下，未来社会有可能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信任难题，建立起 3.0 式平权化信任机制。
有人预计，Web3.0 与 5G 相结合可以产生颠覆性的社会转型效应。5G 不只是网络速率的提升，而是将人与人之间的通信扩展到万物大连接，从而打造出移动的贯通式数字化社会。它体现了大融合的新理念，除了能够提供 4G 的全部业务外，还能够与社会生活全面融合，并且具备与社会变迁同步创新的扩展能力。也就是说，无论是技术上还是思想上，5G 都是一次彻底创新，由此开启了接入网技术的 5G+ 革命，将引发一系列社会转型效应。
首先是移动云计算服务。目前，苹果公司的“Mobile Me”服务可以处理电子邮件、记事本项目、通信簿、相片以及其他档案，用户所做的一切都会自动更新至 Mac、iPod、iPhone 等各式终端界面。微软公司的“Live Mesh”能够将装有 Windows 的电脑、装有 Windows Mobile 的智能手机以及 Xbox 整合在一起，甚至可以通过公开接口将使用其他系统的手机等终端相互连接，实现跨越不同设备的网络内容同步化。5G 时代对智能终端的计算能力和服务质量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移动云计算将成为创新服务的关键技术之一。技术分析表明，5G 高速率网络可以将所有数据上传到云端，能够以按需求、易扩展的方式连接到远程智能终端。到那时，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娱乐都离不开移动云计算服务。
其次是 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技术)的不断成熟。在 VR 领域有一句名言:“感受不到的技术才是最好的技术”。依此标准看，目前的 VR 技术还很不成熟，为数不多的终端设备都不能很好地解决沉浸感问题，视觉体验尤其难以令人满意。5G 的高带宽、低延时特性将突破VR 的发展瓶颈，彻底消除视觉眩晕感。在新一代 5G+VR 技术驱动下，基于手势的直观交互与位置跟踪的无线移动，将带来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沉浸感和易用性，从根本上改变人类体验方式。到那时，人们将构建起身临其境、虚实融合、万物互联的沉浸式场景。
再次是无人驾驶技术的实用化。在当前的单车智能框架上，一辆无人驾驶汽车每秒钟会产生大约 200 兆数据，仅依靠 4G 网络传输还无法满足对车辆驾驶情况的实时监控与反馈。而 5G 网络可以提供每秒 40 兆以上的传输数据量，可以完全满足关键数据的实时上传，让远程操控成为可能。以此为基础，5G 技术可以对交通路况进行快速响应，接近甚至超过人的反应速度，具备随机应变的能力。此时，所有车辆、路标、信号灯和行人之间都会有流畅、不停歇的通信交流，所有交通参与者都能及时了解实时路况，使无人驾驶技术步入商业化和实用化阶段。不仅如此，在 5G 环境下，无人驾驶移动将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会成为巨大的产业链并且具有极大的社会转型潜能。
最后是物联网的广泛应用。5G 之后，生产和生活的自动化、云端化都将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从生产角度看，5G 为各种生产机械提供了顺畅稳定的通信连接，这种高密度连接使工厂能够进行智能化拓展，达到机械设备虽多但不必担心拥挤的效果。从生活角度看，智慧城市、智慧家居、智慧物流、智慧医疗、智慧养老、智慧安全等到处可见，而且会越来越智能化、云端化。未来十年，物联网领域的服务对象将扩展至各行各业，M2M 终端数量将大幅激增，应用无所不在。到 2021 年，将有 280 亿部移动设备实现互联，物联网将再一次改变企业的商业模式和人们的生活模式。而且，这还仅仅是一个起点，未来物联网连接数将达到十万亿的规模。
(三)走向均衡驱动模式的世纪大考
在网络化进程中，每一次技术换代的内在结构和社会效应是有差异的。后 Web2.0 和 5G+ 技术将在应用理念、网络架构上进行彻底创新，并对社会转型产生新一轮驱动效应，这无疑是对我国社会转型的又一次世纪大考。
1. 智能互联网周期对我国社会转型的挑战。从宏观上看，网络化发展是周期性螺旋式上升的，至 Web2.0 和 4G 刚好走完了一个周期 ;从 Web3.0 和 5G 开始，又开启了一个更高层级的后 2.0 智能互联网周期。面对以智能互联网为特征的新发展周期，我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挑战是巨大而严峻的。
首先是近乎冷战的外部环境。当今世界仍处于强权时代，主义和价值的推行是依附于国家实力之上的。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战已经越来越显示出，这不是单纯的贸易争端，而是全方位的中美之争。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斯金纳(Kiron Skinner)不久前公开提出，“对华竞争是‘文明的冲突’，‘是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社会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的判断，已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可见，中国在智能互联网周期很可能面临近乎冷战的国际环境。
其次是从追赶到超越的新技术范式。从 Web1.0 到 Web2.0 表现为互联与互动的转换，但网络架构的关键技术是一致的 ;同样，与之对应的接入网虽经历了从 1G 到 4G 的跃升，但主要是在频谱效率、安全性方面的优化。在这个周期内，我国通过对计算机技术的前瞻性预判，以及“三钱”、王选等领军人物的技术异禀，举全国之力实现了历史性赶超。但客观地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做的大都是追赶型技术研发。在即将到来的智能互联网周期，中国面临着从追赶者到超越者甚至领先者的角色转换，而新的角色需要新的技术范式，这无疑是对国家能力的再考验。
再次是社会的智慧化再组织。现代社会的核心逻辑是通过组织化产生协作效能，因为组织是公共活动的发起者、策划者和行动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状态、过程和发展方向。在未来的智能互联网环境下，不仅社会组织样态将发生变化，而且会生长出某种智慧化再组织功能。这种智慧化再组织现象蕴含着社会治理的创新性，更是社会变革的驱动器。因此，能否牢牢掌握智慧化再组织的大方向，将是解决社会治理深层问题的关键环节。
2. 未来社会转型对驱动模式的挑战。为应对智能互联网发展周期的挑战，中国要尽快构建起网络治理与技术换代同步转型的均衡驱动模式，以实现社会转型的再跃升。
首先，要通过网络技术换代展现出中国的“硬”实力。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判断是偏乐观的。一方面，经过上一周期的奋力追赶，中国已经有了相当雄厚的技术积累。以因中兴、华为事件而引人注目的 5G 领域为例，冷静客观地说，在 5G 这个庞大的体系中，我国除芯片稍弱之外，在其他领域都居于优势地位，全球 5G 发展的格局应该是: 欧洲强在系统，美国强在芯片，中国强在综合实力。可以预期，随着 5G 业务的全面爆发，中国将会跻身于第一集团。另一方面，我国历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对于信息网络技术这个攸关国运的“大事”，容易形成官民统一认识，人力物力财力的组织动员也不难实现，因此必定会在智能互联网的“硬”能力上表现得比前一个周期更加出色。
相比之下，网络治理的同步转型会面临更多更复杂的问题。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远比信息技术本身更为重要，将全面重塑哲学、道德、伦理、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对于这个超越以往所有文明的制高点，我们当然要去占领，不过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社会转型的未来之路还很漫长甚至很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