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12月17日上海打响国资国企改革“第一枪”之后，截至2014年9月19日，已有上海、广州、北京、江苏等17个省市发布地方国资国企改革意见，呈“遍地开花”态势。上海提出分类监管，并首次明确对竞争类国企的高管实行任期制与契约化管理，打破终身制，让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建立成为可能；广东则侧重于股权多元化改革，并提出“国有资本持股比例不设下限”，一改以往国企坚持绝对控股，为民企打破“提款机”身份参与运营决策增加了一层砝码。
继续深化改革，无疑是做大做强做活国企的迫切需要。打破国企高管的终身制，让职业经理人当家作主，尤其革除管理层负盈不负亏的积弊，无疑是激活管理权的重要一环。引进民资参股，对于产权单一化的国企来说自会带来鲶鱼效应，一潭死水从此变得风生水起。正因此，“遍地开花”的地方新一轮国企改革，让人多了几分期许，几分热忱。
当然，必须明确改革目的万变不离其宗，即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让全体国民即资产所有者享受改革的红利。因此，不仅需要改革路径的设计，也需要公开透明的程序保障；不仅需要制度创新上有所突破，更需要有效堵塞可能存在着的漏洞和破口，尤其应吸取上一轮国企改制造成国有资产巨大流失的惨痛教训，必须通过缜密的制度设计，力避新一轮改革重蹈覆辙。
早在十年前，新华社曾公开披露，国企改制中的职务犯罪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一些国企经营者通过各种卑劣手段，如恶意减损、隐匿国有资产，非法转移国有资产，巧列名目、私分国有资产，暗箱操作、相互勾结、共同作案等，“化公为私”，大肆侵吞国有资产，致许多国企只剩下一个空壳，甚至一步迈入私有化。许多管理者及收购者，则一夜之间成了身家亿万的富豪。
管理松弛、违规暗箱操作，尤其权力上下其手，成了滋生侵吞国有资产等职务犯罪的根本症结。全国人大环资委原副主任、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就被曝将云南许多宝贵矿藏资源贱卖给了四川富商刘汉、刘维兄弟。如“价值5000亿的兰坪铅锌矿，让刘氏以10亿元就控股百分之六十”。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出事亦与其担任文山州委书记期间，都龙锡矿改制时贱卖国资有关。
显然，规范改革程序，严防国资流失，仍应成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应按照“公开、透明、有序、规范”的要求，健全国有资产评估、流转和交易机制；建立公示、报告、备案等制度，防止暗箱操作，有关信息要向职工乃至社会公开，扩大公众知情监督权；规范改革的决策程序，防止“内部人控制”，尤当防止权力乱伸手；除了强化监事会对国企改革与资产处置的监督权，还要加强国家审计监督；明确划分有关部门对国有资产流失案件查处的职责权限，建立违规改革及资产处理协议无效制度和资产追索赔偿制度，严惩背后的权力寻租和贪渎腐败，为国有资产保值提供根本性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