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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帆: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至关重要

  中国农民工长期处于两栖状态,会带来三方面问题

  黄奇帆说,我国的改革,主要是针对计划经济中不适应市场法则、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不适应国际经济惯例的一些体制机制、一些制度安排进行的改革。同时,改革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凡是长周期影响社会发展,大面积、反复存在的突出问题,一般都是体制机制上出了问题,必须用改革的思维,在制度安排上、在体制机制上进行调整。当今中国农民工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过去二三十年,我国形成2亿多农民工农民工既是城市居民,也不完全是城市居民,既是农村居民,也不完全是农村居民,他们处于两栖状态中,这种状态长期存在会带来三方面问题:

  首先是农民工这个群体实际上处在社会底层,受到很多不公平待遇。比如养老保险,城市居民单位帮他交的养老保险是基础工资的20%,而农民工只有12%;比如医疗保险,城市居民每年缴的保费是1000多元,而农民工只有几百元;另外,小孩读书也是个问题,城里的孩子读中小学已不收费了,但农民工的孩子要付择校费,或者读条件较差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农民工的这些待遇问题,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群体的歧视,是不公平的。

  其次,对用工的企业来说,好像使用农民工的成本低,但实际上有三种情况会造成用工成本高。一是企业招工往往招不齐人,出现人工短缺;二是人虽然招到位了,但每年有平均30%的流失率,这样就会额外增加培训的费用,也使得生产质量不稳定;三是农民工一年只能干10个月的活,春节前后两个月会回乡探亲,像钟摆一样往返流动,这也不利于经济发展。

  第三,农民工的长期存在也会形成社会问题,比如农村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以及年轻夫妻两地分离,造成社会不和谐。

  重庆已实现300多万人的农民户籍转移,总体风平浪静

  黄奇帆说,农民工的这些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很好地加以解决。去年,重庆市委、市政府根据中央精神,在进行充分调研、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做出决策:要让重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能够成为城市居民。

  重庆现在有800多万农民工,其中400多万在沿海打工,400多万在重庆城里打工。对那些在城里工作三五年以上的农民工,只要他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把他们转为城市居民。去年8月,重庆启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户籍制度改革,到今年11月底,共转了305万农村居民,预计年底会达到320万。这是我们共和国60多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中的农民户籍转移。

  重庆农民工的整个转户过程风平浪静,非常和谐,如果你到重庆跟这些转户农民工聊一下,会发现他们非常高兴。农民工转户进城,不仅促进了农民工的待遇改善,也促进了重庆城市化的进程,促进了城乡和谐的一体化。

  重庆农民工转户制度注重抓好顶层设计,涉及五个关键环节

  黄奇帆说,任何一项涉及重大基本面的社会改革,一定会牵涉社会观念的转变、改革成本的问题,还有很多复杂的利益机制需要调整。这就需要有顶层设计,如果没有顶层设计,光靠热情做事,是会进入死胡同,陷入泥潭的。

  重庆对农民工转户的顶层设计有五个关键环节。第一,凡是转户的农民实行“5件衣服”一步到位,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小孩读书、就业、住房,跟城市居民完全一样的待遇。只有这样,农民工转户的这个户口本才会真正有意义。

  第二,转户进城的农民一定要有工作。我们不是简单去把一批没有工作的农民,拉到城里来落户,那会造成很多城市的闲人,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我们转的是农民工,这个农民工要有三五年在城市稳定工作的经历,也有一定的技能。重庆是个年轻的直辖市,正处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之中,发展了一大批新兴的企业,可吸纳大量的就业。现在重庆有1500万城镇居民,以后还会发展到2000多万,这需要一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伴随经济增长,就业人群每年需要增长四五十万人。因此,在农民转户进城的时候需要将就业保障考虑周到。

  第三,要考虑城市的承载能力。如果我们把转户进城的300多万人只集聚在主城区,这个城市的承载力就会有问题。重庆是一个城市群,除了主城要建成一个1000多万人口的国家中心城市之外,周边还有30来个中等城市,以及几百个中心镇,共同构成一个城市群。我们现在转户进城的300多万人,有60%分布在主城和区县的县城,还有40%分布在中心镇,形成一个合理分布,将城市承载的问题平衡好。农民转户进城后,城市配套要搞好基础设施、市政设施、公共服务等,这其中就包括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重庆启动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明确服务于农民工,服务于新生代大学生,服务于城市原住民中的住房困难户。其中50%公租房给农民工,15%给新生代大学毕业生,35%给城市原住民中的住房困难户。

  第四,解决好成本问题。大家一般会说,一个农民工进城总要有十几万元的成本,如果300多万人就要4000亿元,整个中国2亿多农民工都进城需要差不多30万亿元。听到这么一个天文数字,谁都会吓一跳,可能就会止步不前。我要说这是一个伪命题,全世界城市化进程都是农民进城过程,都有这个成本问题,人家怎么就没问题呢?其实,农民工年轻的时候就进城里工作,一直到年老,几十年所做的贡献和创造的价值,可能是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社会各方面为他们支付十几万、二十几万元的成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一个合理的经济循环。

  重庆转300多万农村居民,大概要4000亿元,大约是一分为三,其中养老、医疗这些保障性的问题由企业承担,大概有1000多亿;社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费用当然由政府承担,这里有1000多亿,其实即使农民工进城还没转户,政府也已经在承担,因为这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本就该做的公共服务;另外还有一块社会成本,包括农民工自己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也要摊销一块,这也有1000多亿。大家要明白,这三个1000多亿构成的4000亿,并不是一年来支付,而是有个15—20年的过程。比如养老保险,缴纳的过程是15年以上,这是一个分摊过程。当这个成本分摊到15—20年,又分成三个方面承担的时候,是完全可以承受的,也是理所当然该支付的成本。所以,我们经过分析以后,按这个思路来推进,使得整个转户进程风平浪静。

  第五,保护好中国农民的既得利益,就是承包地、林地、宅基地这三块地的问题。让农民工转户进城,并不是要剥夺农民工的三块地。农民工落户是用他的青春、用他的有效劳动、用他的就业岗位换来的,农民工自愿在城里落户,要热情欢迎,不能有任何先决条件。《宪法》规定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如果你户口迁移进城了,不是农村集体一员了,土地的所有权就丧失了。而这也是中国农民工长期不能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根据全国人大通过的《物权法》,界定了一个概念,土地的所有权是财产权,土地的使用权也是财产权。我们将农民的三块地确权,不仅确定三块地的面积,而且确定农民对三块地有支配权,这个支配权不是去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而是要确立农民的使用权也是一种财产权,明确所有权和使用权占财产权的比例。我们明确宅基地使用权占85%,所有权占15%;承包地、林地的使用权占80%,所有权占20%。通过这样确权以后,农民即使到了城里,这地还是他的,他愿意给兄弟姐妹用,愿意自己继续使用,或者愿意租赁给别人用,都是他自己的权利,政府只要搭好交易平台,让农民自主处理就能把这件事解决好。影响中国农民致富最大的问题是农民没有财产权,去年中国农民人均5000多元收入,其中97%是劳动收入加政府转移支付补助的收入,财产性收入只占3%,农民没有融资的能力。专家学者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往往认为是大银行弯不下身来解决小银行的问题,把它变成一个技术问题,其实,本质上是因为农民没有财产,没有质押物。当明确了农村三块地的使用权也是财产权,农民家庭可以用来进行质押,这时农村贷款也就会大规模发生,农业经济和农村面貌就会显著改善,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也会大大增加起来。

  比如重庆,没解决这个问题前,1000多万农民只有30多亿元的银行贷款,现在到了180亿元,估计明年会达到300多亿元,几年后可能会有1000多亿元的贷款规模。现在重庆农民一年的粮食收入是600多亿元,养猪养羊等畜牧业有300多亿元,总的1000多亿元。如果有1000亿元融资往里面注入,各种各样的农业生产和产业化都会发展起来,至少会产生1000亿元的产出,农民的收入就会翻番。

  正是有了上述五个方面的顶层设计,重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300多万农村居民转户进城风平浪静,非常平稳,得到广大农民发自心底的支持。

  把解决好农民工问题,作为经济转型、走出危机的一个“撒手锏”,一个启动内需的重要动力源泉

  黄奇帆说,城市化的进程不是城市原有人群自我拔高、自我改善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农民进城的过程,是农民转为城市居民的过程。如果一个城市现在有300万进城务工的农民,加上原有四五百万城市居民,整个城市有七八百万人口;等过了几十年不需要这些农民工了,遣散回家,这个城市又回到四五百万人口,那么,这样的城市化过程是不正常的,是违反国际惯例、违反市场原则、违反公平正义原则的。另外,城市化进程也不能设想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两个人群分离几十年,突然一天宣布将农民工全部转为城市居民。城市化进程不应该是这样一个跳跃,而应该是几十年、自然而然持续不断的转化过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把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户籍制度改革做好,是当今中国绕不过去的问题,重庆在这方面率先进行了探索和实践。

  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使整个市场需求不足。我国正在启动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更要把解决好农民工问题,作为我们促进经济转型、走出危机的一个“撒手锏”,一个启动内需的重要动力源泉。有时候大家说,中国城市化率才到50%,怎么刘易斯拐点好像就已经隐隐出现,出现了“招工难”的现象呢?很大原因就在于农民工的制度安排上出了问题。其实,中国要出现刘易斯拐点至少还有20年,因为中国农民工城市化进程至少还有20年。

  中国正处在人均GDP4000多美元向人均GDP1万美元的发展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农民工问题不解决,过去30年形成2亿多农民工,今后30年会再增加2亿多,四五亿农民工仍然像候鸟一样迁徙、流动,中国的市场机制就会不健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就会受到阻碍。在这个意义上,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将有助于推进我们的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进程,有助于突破世界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束缚,有助于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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