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会通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资本回报率、劳动生产率、消费拉动力等方式影响经济增速。进入人口负增长时期，从供给侧看，对经济带来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一是随着劳动人口数量进一步下降，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占据的比较优势不再明显，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势必减弱。
二是由于中国的教育发展起步较晚，新成长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更高，随着人口负增长，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生劳动力减少，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也相应地放缓。
三是未来劳动力短缺更加严峻，企业倾向于使用机器等资本代替人力从事生产，而当资本使用到一定程度时，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也相应下降。
四是随着人口负增长，农村16岁-19岁年龄段的人口同步加速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速度将会变缓。过去，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大量农村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第一产业，释放到生产率更高的第二、第三产业，带来了资源的重新配置。未来生产率增长速度也必然相应下降。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速呈现下行趋势，主要原因就是供给侧冲击，随着人口负增长，这方面的影响，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心理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因素对需求侧的冲击，将成为未来的常态制约因素。首先，人口总量减少意味着消费者总量减少，对社会总需求形成了一定抑制。此外，当经济增长减速时，居民收入的增速降低，能用于消费的支出增速也同步降低，从而社会需求的增长变缓。
除了以上两点，还需注意，随着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占比逐步提高，整体消费水平也会受到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于2016年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23岁-85岁的这个生命区间中，中国城镇居民的年龄每提高一岁，平均消费支出降低1.8%。这是因为，老年人没有劳动收入，社会保障水平也不够高，有时还要替下一代着想，这导致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都不高。
由于人口负增长提前到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速度加快，未来的潜在增长率甚至有可能更低。但是从世界水平来看，这个速度大体还是中高速，即使受人口负增长影响而降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仍然不妨碍达到2035年远景目标，何况还有改革红利可以挖掘。因此，我们看待这个问题时也不必过于悲观。
“人口红利”就是指劳动力数量，这里面包括存量，也包括增量。以中国当前的情况来说，仍是较为可观的。具体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中国当前的人口存量仍可为经济提供发展机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中国大约有7.8亿左右的劳动力。这部分存量劳动力既是生产供给的源泉，也是消费市场的基础，通过改善这部分人的劳动参与率、就业质量、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仍旧可以支撑国内经济大循环的运转。
第二，通过就业结构的调整，中国仍然有大量富裕劳动力作为增量待释放。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1年，中国农业就业比重(务农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为23%，比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20个百分点。长期来看，农业就业比重每降低1个百分点，所释放的劳动力就是780万人;降低10个百分点，释放的劳动力就是7800万人。这些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产业，完全足以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再说“人才红利”，也就是人口质量的红利。受人口结构变化影响，2001年-2021年，中国普通小学和初中在校生人数合计已经在总量上减少了17.1%。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后，义务教育阶段的人数将进一步减少，看似无法继续支撑中国的人力资本总量保持增长。
然而，人口数量不足可以用质量来补充，人力资本永远是最重要的。根据国际上一些针对学前教育的成本和社会效益的研究表明，学前教育更具通识性，是社会回报率最高的公共投资。因此，“钱花在刀刃上”，通过义务教育制度改革，将学前教育与高中教育同步纳入义务教育，愿意接受更高阶段教育的人口数量也会增加，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会大幅提升，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自然也会再次增长。
而且这项改革的可行性很高。按照教育投入基准线(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一般不低于4%)计算，随着经济增长，公共教育支出亦会同比例增加;与此同时，受教育人数逐年减少，公共财政支出也足以实现对这部分教育扩大的保障。未来中国教育资源充足度将明显提升。
如果我们以“4岁-18岁人口数”代表义务教育人口，“19岁-64岁人口数”代表拓展就业人口，二者之比，即为“义务教育负担比”。根据研究，2021年-2035年，在义务教育负担显著下降的同时，可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水平将显著提高。
这意味着，2021年-2035年将是除“1986年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1999年高等学校扩大招生”之外，中国教育实现第三次跨越的机会窗口。我们要把握好这个机会，不仅要让“人才红利”正在形成，还要让它加速形成。
针对人口负增长的影响，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和市场制度的改革。
首先，我主张户籍制度改革。其核心是让农民工在城市落户，成为城市居民。这项改革能够达到“一石三鸟”的效果。如同前面提到的，当前中国农业就业比重仍然偏高，劳动力转移可增加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同时通过产业间、地区间资源重新配置，使得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
另外，一旦农民工及其家人获得城镇户籍身份，无论是由于更稳定的就业和收入，还是由于更好、更充分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都可以显著消除家庭消费的后顾之忧，大幅度提高消费倾向。根据OCED(经合组织)中国经济政策研究室的研究数据，一经迁移到城镇就业和居住，农村劳动力消费便可提高28%，如果进一步获得城镇户口，他们的消费可以再提高27%。
同时，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拥有城镇户籍后，对城市生活的预期也将提升，加上获得了更稳定的劳动雇佣关系，便会主动接受更多的技能培训，注重自身的人力资本改善，包括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也会相应提升。这部分改善了的人力资本，又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未来的产业结构升级。
第二，我们需要进行教育制度改革。建议从三方面提升：一是前面谈过的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即将义务教育年龄拓展至4岁-18岁，通过提高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中国的人力资本总量。
二是当前学校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教育差距仍然存在，这意味着当前中国的教育质量提升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需要通过改革，缩小教育之间的不平等，以免随着科技的进步，进一步加大数字鸿沟造成的社会不平等。
三是以AI为代表的科技进步，提升了对思辨能力、创造能力的要求，也对教育质量提出了新要求，过去传统应试教育模式的缺陷被放大，诸如“死记硬背”式的教育手段需要改进。
最后，我们还要通过企业改革、投融资制度改革，加速要素流动、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根据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的概念，新的创新淘汰现有技术的过程，更高的生产率诞生于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因此，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让高生产率的企业生存和扩张。这也是提高未来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一项必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