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之初，梁启超曾有感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但实际上，他可能言之过早了，因为现在的中国更像是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大部分人口将逐渐积聚在城镇靠工商业讨生活，而就在他们父辈一代，还以务农为生并散居在广大农村中。城镇化进程，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事情，然而其背后成本和代价，却经常被人们所忽视。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农民工二代子女义务教育权利得不到保障。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今年6月份以来，北京大兴区、海淀区、朝阳区多所“流动人口自办学校”接到取缔通知，数千学生面临分流难题。关于取缔的理由，北京大兴区的一所外来工子弟学校接到的区政府通知是，由于学校“在违法建筑内非法办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将予以取缔。北京大兴区教委相关人士介绍，区里面在给被取缔学校的学生家长下发了告知书，当地政府提供了总共6所学校供这些孩子进行选择。但据学生家长反映，依照北京市教委公布的《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中小学接收借读生管理的通知》，这些孩子想要入读公办校，家长必须要提供包括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在内的五份证明文件。但实际上，一个农民工几乎不可能弄齐上述所有证件。在北京自建外来工子弟学校读书的农民工二代子女学生，目前各方粗略匡算数据为20万左右。按着北京市教委的做派，也意味着，将近20万学生的义务教育权利不能得到充分保障。
所谓少建一所学校，必将多建一所监狱。现代文明国家，之所以将九年义务教育，列为公民的基本义务和权利，就在于公民的基本素质不仅是他本人的安身立命根本，而且也是一个社会得以稳定存在的前提和基石。现代社会的运作和维系，不可能由文盲来完成。当北京市各区政府损害20万名学生的义务教育权利的时候，必须明白，这实际上已经是威胁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后正常生活，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道德谴责就可以敷衍过去的事情。当20万没有接受起码基础教育的学生长大成人之后，谋生技能不足的后果，如果不是靠纳税人补贴弥补，就是靠纳税人多缴税增多监狱警察在内的维稳费用。由于现代工商社会的复杂性，我们对此不能怀有哪怕一点的侥幸。
北京区政府取缔农民工子弟学校行为背后的根源，其实和近期广东增城在内社会群体性事件完全一致：现有户籍制度下的城乡二元鸿沟。由于现有户籍制度，北京市政府只对户籍居民负责，不可能对非本市户籍人口负责。同理，广东增城的外来人口不但不能享受本地户籍居民享受到公共服务，反而成为当地政府公权力的维稳对象。那么，用不了几年，北京这20万学生走上社会，由于教育欠缺，导致既不能回乡务农，又不能立足城镇打工经商，那么后面自然就成为北京市政府维稳对象。
前有若干群体性事件在前，后有北京取缔民工子女学校在后，不知何时何事才能真正推动中国户籍制度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