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学扩招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它跟改革开放后当年恢复高考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如同所有的重大改革措施一样，扩招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但是我还是坚持认为利大于弊，方向没错，它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越可以显现出来。
2017年6月6日，一年一度的高考将于6月7日正式拉开帷幕
今年全国高考报名考生共940万人
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这批人是恢复高考的最大受益者。我考入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在武大任教两年，又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来加入亚洲开发银行工作。
提出高考扩招建议的背景
我一直在经济领域工作，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工作主要负责就经济政策给各国家政府出招。当时的背景是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我所在的亚洲开发银行总部处于金融危机风暴核心的菲律宾。亚洲开发银行又是全世界拯救亚洲金融危机的核心组织之一。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都拿出大量的钱来救助金融危机。那是亚洲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下突然遭遇的一次大危机，形势非常严峻。我们身在其间协调各国政府处理危机，所以对危机的感受非常深刻。
金融危机于1997年下半年开始，1998年愈演愈烈。适逢我到国内出差，感到中国虽然不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重灾区，但是受到的影响却很大。很多人预测中国就是下一步被波及的对象，最大的问题会出在中国。我们也在考虑中国怎么样才能防止出现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危机，怎么样走出这个危机。
当时国家的反危机措施有数条。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内需，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是核心的几条。扩大内需的政策中包括房地产改革，鼓励大家买房子，鼓励大家买汽车，买冰箱等等。在当时经济一片箫条、风声鹤唳的情况下，老百姓捏着钱全都不敢动。
通过我们对国内情况的了解，觉得这种经济刺激措施在那种情况下很难奏效，而唯一有可能起效的就是教育，因为即使在困难的情况下所有的家长还是愿意把钱花在教育上，这和现在大家争买学区房是一个道理。因为教育不仅是消费，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投资，是为你的下一代、为你的孩子，为你的家庭，也是为国家的未来在投资。大家愿意花钱，因为这是有回报的。所以我们就从如何通过刺激消费来帮助国家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角度，提出了扩招的建议，不仅是刺激消费，而且是让老百姓把钱花在他们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上。
为何中国大学应该扩招?
我们提出扩招这个建议，涉及几个问题。
1、中国当时的大学生是多还是少?
世界银行有个统计数据叫“适龄青年入学率”，就是全世界18岁到22岁的适龄青年的大学入学率。90年代中期中国是2.4%，加上成人高考是4%;对比之下，韩国 51%;台湾省39%;香港20%;印度8%;印尼10%;泰国19%。当年，韩国、台湾省、香港的经济体量都是我们的若干倍，收入比我们高，已经属于发达地区，不好做比较。但是，印度人均GDP不到中国一半，印尼比我们还低，泰国和我们差不多，为何他们的大学入学率也是我们的好几倍?是因为咱们孩子笨吗?是我们市场接受不了这么多大学生吗?我们认为都不是。
2、大学是精英教育还是普及教育?
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大学教育一直效仿前苏联的精英教育模式。精英教育就是把受教育的机会给少数精英，让他们免费上学等等。国家的财力有限，所以只能有很少学生能上大学。那么怎么样做到扩招?就应该收一定的学费，扩大高校规模。大学收一定的学费合不合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上大学是要收学费的，而义务教育，即小学中学不收费。这是为什么?从公平的角度来看，因为义务教育是普及教育，是全体人民都享受的，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可是，在当时的中国，情况恰恰相反。小学中学一直要交学杂费，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如此，进了大学反而不用交学费或交很少的费了。(注：1989年之后大学开始收很少的一部分学费)。那时候，我们77级上大学非但不收费，国家还给发生活费，这其实是扭曲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适龄青年入学率只有4%，远低于别的国家。我们建议改变这种状况，通过收取一部分大学学费扩大招生。对于很多贫困家庭来说肯定会有困难。我们建议要大力推动助学贷款。全世界上大学都是有助学贷款的，当时澳大利亚80%的学生都是拿贷款上学的，美国是至少30%以上的学生拿助学贷款上学。而我们国家很少有助学贷款。这就要靠国家政策来推动。比较遗憾地是，好几年后助学贷款的体系才建立起来。
3、师生比
当时我们的建议是三年扩招一倍，可是大学没有能力接收也不行。我们查了当时的师生比数据(一个老师教多少学生)，按照世界银行的数字，中国一个高校老师教7个学生，是7比1。韩国是33比1，台湾省是21：1。即使欧美发达国家，也是15到20比1。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全球较低的水平，为什么我们老师不能多教一点学生。我们认为，师资是没有问题的。
在短期内扩招唯一的短板就是大学校舍、图书馆、实验室不足。当时国家经济箫条，整个建筑产业一片萧条，只要有资金投入，在一两年内建一些校舍是没有问题的。短期内还可以采取城市学生走读的方式。当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走读的。
建议批准的过程
当时，我们还在国外，把建议书通过特定的渠道送到相关的领导手里。至于怎么送上去谁批的，我们并不清楚。直到后来国内的朋友告诉我，你的建议被采纳了。我们是1998年10月提出的建议，1999年6月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后国家宣布启动扩招。当年就扩招了47%。媒体上把我们说成是扩招之父，我们觉得不合适。扩招的功劳应该属于当时的决策者，他们当时的确面对了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在教育界的反对声音很大，但是他们从国家的大局考虑，当断就断，该出手时就出手。扩招的功劳也应该属于各个大学的校长、老师，是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很好地完成了扩招的任务。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中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趣的是，我在亚行的同事听说了这个故事，也向他的国家政府提出了扩招的建议，结果石沉大海，没有效果。
1990年我国教育部门已经有规划，配合社会经济发展，高等教育逐渐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1996年《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就提出2010年高教发展目标：在校生增加到950万，毛入学率达到11%左右。随后的两年，扩大高校招生规模的呼声逐步升高，当时的教育部相关部门也就扩招问题进行过不同形式的研讨，并开始加快招生计划增长节奏。对于扩招，在当时已经有一些共识，核心焦点是扩大多少与速度的问题。当时教育领域一个主流声音是希望多给一些时间，以做好准备，节奏上也更和缓一些。
现在很多反对扩招政策的人认为，扩招可能是必要的，但当时实施起来太仓促，应该准备好了以后再扩招。要知道，扩招并不是在歌舞升平的背景下没事找事的措施，而是国家在面临危难的情况，谁也不知道危机会如何发展的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措施。
回过头来看，当时我们那个报告之所以引起注意，最关键一点其实还不完全是刺激经济，而是当时我们提出扩招可以部分解决下岗工人的就业压力。1998年正是国企改革带来大规模工人下岗的时候，当时估计全国有1500万下岗工人。如果这些年轻人不进大学，他们就会直接跟下岗工人竞争，市场就业是有限的，在很多领域内下岗工人竞争不过年轻人。我们当时算了一笔账，如果三年扩招一倍，扩招的学生要在学校呆四年，等于是让三分之一的下岗工人有了工作或者至少没有被年轻人抢走工作机会。我们当时判断，国企改革是阶段性的，有了这几年的缓冲，下岗的压力会小一点。事实上，2001年后，下岗的高潮就过去了。
反对扩招的人特别反感用扩招来刺激经济。很有趣的是他们举的一个理由就是，老百姓交了学费就会减少消费，就不买冰箱了，扩招根本刺激不了经济。记得当时我们还写了文章反驳。不能因为冰箱卖不出去就不让孩子上大学。老百姓愿意拿买冰箱的钱去交学费，恰好是他们认为上大学比买冰箱重要。就教育论教育，是对国家宏观政策，特别是危机时期的政府政策理解不够全面。社会稳定的问题，就业问题，经济增长问题，是政府政策优先要考虑的问题。这些可能都不是教育圈的人关心的，但政府必须要关注这些问题。
是否后悔当年的提议?
过去18年来，高考大扩招政策的直接结果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从计划经济时代只有少数人能上大学的精英教育转向多数人能上大学的大众教育，未来十多年后还要进入普及教育(以大学入学率接近50%为指标)。回过头来看，对当时提出的扩招建议，我没有后悔，反而骄傲。我不是为我自己感到骄傲，而是为当年的决策者与高校扩招的执行者们感到骄傲。
首先，扩招为我们民族多储备了好几千万大学生。如果没有扩招，可能至少三千万人(注：目前每年招收700万大学生，是大扩招前的近7倍)上不了大学。现在我们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们过去十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经济体量达到世界第二，形成了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的竞争力，我觉得我国人才素质的整体提高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现在人类正进入一个以人工智能、新能源、新科技大发展的时代，世界在未来二三十年里面要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哪个国家人才储备得好，哪个国家跟得上这种新的变化，哪个国家就会先上去，否则就会被淘汰。在关键时期扩招为我们储备了这么一大批人才，这是最重要的。当然，任何的改革都有利有弊，从教育微观角度来说，扩招产生了很多问题。但是从战略上看，扩招远远是利大于弊的。
第二，反对扩招的人往往会用当前的大学生就业难来非难扩招。扩招后，从1998年每年招生100万，增加到今天的700多万。任取一个大学生来看，今天的大学生就业会比扩招前难。但是，要知道，今天的大众教育下大学生跟精英教育下的大学生已经不是一个概念。比如说，今天仅985和211的优秀大学每年毕业就近100万。今天他们就业会比扩招前一个一般大学的大学生就业更难吗?扩招并没有扩出人来，如果不扩招，剩下的600万大学生中学毕业就得去打工，如不上大学，他们找工作不会更难吗，他们拿得工资不会更低吗? 根据大学生就业比较权威的麦可斯公司的调查数据，我们现在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大概在92%左右。在剩下8%没有就业的人里面，其中一半还继续在找工作，还有三分之一是准备考研、考公务员、考出国，真正没有出路的大概不到2%，成为“啃老族”。这已经是全世界大学生就业率最高的了。
第三，反对扩招的另一个理由是扩招大大地降低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对这一问题，我也有不同的看法。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不能拿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质量进行简单对比。首先，扩招后仅985和211大学就招一百万大学生。你认为现在的211和985大学的水平还不如扩招前包括大专在内的一般大学的平均水平吗? 再者，2000年中国有1041所院校，2016年大概有2561所高校数量增加1倍以上。这些新增的学校大多数是从过去比较好的中专升格上来的。除非你认为这些新增的高等院校现在的教学与科研水平还不如当年中专的水平，否则你就不得不承认，扩招后我国总体的高等教育水平是提高了。换个角度看，如果你认为扩招后高校的水平下降了，按这个逻辑，如果我国高校缩招，比如说，全国就只准北大清华招生，其他的大学全部关门，我国的高教水平就会大大提高。这一逻辑不是很可笑吗?
关于扩招，有何遗憾之处?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扩招也存在很多问题，从总结经验的角度，也不应该忽略。
第一，当时还是对高学费对贫困家庭的冲击估计不足。助学贷款当时拖了好几年。国家政策对银行业的利益诉求没有给予足够关注，造成银行对助学贷款不感兴趣，能拖就拖。助学贷款肯定会出新坏帐，全世界都是这样。但这些坏账国家要担一部分，不能让银行都背下来。国际上对大学贷款坏账的处理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如果我们把助学贷款做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会减少扩招对贫困家庭的压力。
第二，关于如何来保证教育的质量。当时我们提出来的建议中有一条是让好的大学扩招多一点，差的学校扩招少一点甚至不扩招。结果因为政策一刀切或是反向激励机制的关系，反而是好的学校觉得收那么点学费划不来，所以扩招比较慢，扩招的人数比较少。反而较差的学校扩招更快，特别是那些不需要太多资金和设备投入文科类的专业扩招的人数更多。
第三，当时如果高职高专扩招更快一些，大学本科扩招更少一点可能就业结构会更好。当然，高职高专也在扩大，速度也不慢。可是人们的观念转变比较慢，现在高职高专招不着人，家长不愿送孩子上高职高专。国家政策对高职高专倾斜不够。高职高专需要专业设备的投入，比本科教育可能更花钱。地方政府还是更多支持本科。
如果现在给中央提建议，会提什么?
我正在关注未来教育的问题。教育是要前瞻性的，是要服务于未来的。培养大学生不是说就只看毕业那一年的就业情况，而要看未来十年二十年。现在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发展速度是人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在不久的将来，计算机就要超过人脑，这是一个大变化。经济结构，就业市场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牛津大学最近的一个研究显示，现有的大量工作在未来的20年内将会被机器人所替代。信贷员、前台和柜台服务员、法务助理、做零售的销售员被机器人夺走饭碗的概率均超过90%;出租车司机、保安、做快餐的厨师失业的概率均超过80%;程序员和记者的失业概率分别为48%和11%。连医生这么高大上的岗位也岌岌可危。
有人预言：“大学生今天进校时学的知识，当他们出大学时都已经过时了。” 与过去上了个大学，拿了个硕士、博士就可以吃一辈子的时代不同了，今天每个人都需要不断地充电。现在说一个人一辈子至少要换七次以上的工作，这不是说从一个岗位到另一个岗位，而是颠覆性就业行业岗位的变化。你就要有非常非常强的学习能力，持续地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而这些都是目前中国的教育缺乏的。
同样的问题还在于教育公平的问题。农村基层薄弱学校与城市优秀学校在互联网下的马太效应越来越严重。这就是我近几年倡导“互联网+教育”的原因，现在又是一次教育改革的时候。去年我写了一本书叫《慕课革命》，研究如何借助互联网的优势，让高等教育资源和一些中小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共享，让教育更公平，让教育更创新。
我的专业是经济学，现在关心教育。我是偶然进入这个领域的，因为扩招跟教育圈的一些人辩论，才更关注教育。2010年我从亚洲开发银行退休以后，更多开始从事教育，关注大学，中小学，以及农民工教育。现在我做未来教育，越看水越深，越看解决的难度越大，但是越看我越觉得越有意思，觉得自己应该干点什么。
如果总结一句话，我认为中国的大学扩招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它跟改革开放后当年恢复高考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如同所有的重大改革措施一样，扩招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但是我还是坚持认为利大于弊，方向没错，时间过去得越久远远，它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越可以显现出来。
相关阅读
本文源自2007年《广州日报》
他是一名经济学家，但他却从不放弃对高等教育的关注，他说教育直接关系着国家命运;他曾是一名中学教师，又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考生，因此对于30年来高考及高教改革的历史变迁，有着切身体会;作为一名理性的经济学人，他在不同场合皆表示，人才作为教育产品最大化地满足了市场经济的需求。他被冠以“扩招之父”，多年来扩招利弊争辩从未间断，但他从未改变过自己的立场。
当初只想当好中学教师
“77年的高考改变了我人生的道路。我不能说自己现在很成功，但是肯定比没上大学的要成功。”汤敏常常用这句话勉励面对困境的学生。
1971年，知青下乡插队，高中学历的汤敏也跟着下乡插了两年队。“作为66级的学生其实连初中都没上，高中也就断断续续读了两年。”汤敏说，“刚进学校，‘文革’开始，放假停课，到该出学校时还没正式开课，初中三年几乎在放假中度过。”那时候在他脑海里盘旋的只有毛主席语录。
1973年，在那个充斥着读书无用论、人才奇缺的年代，汤敏因为上过几年学而被派往广西南宁第四中学教数学。“此前的中学6年时光，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物理化学，每天学的是工业技术、农业技术，其中至少1/3的时间用在农村、工厂的实线锻炼中。插队完了，中学的基础也基本就完了。”被“赶鸭子上架”的汤敏，只能边自学，边教学生。教学的需要、为人师表的示范作用，激发了他对学习的渴望。
但在当时，汤敏告诉记者，“我的理想很单纯，就是想把老师当好，把班上学生的成绩带起来，还有就是多读点书。”
一个月备战高考
1977年10月，报上刊载了“恢复高考”的信息轰动了全国，也触动了身处广西南宁中学课堂的汤敏。“当时没有想太多改变命运之类的问题，中学教师在当时还是很不错的，只是觉得这是机会，能多读点书，能重圆大学梦。”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开始了备考。
但是困难一点都不少。“一是考生多竞争激烈，十年的考生同台竞争;二是年龄大属背水一战，按照广西第一年的规定，25岁以下考生才有资格进考场，这意味着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三是底子薄，从没学过物理化学，但却要在考场上技压群雄，语文、政治根本没法复习，只能靠日常积累和临场发挥;四是复习时间短，身兼工作重担，距离考试只有一个月，只能深夜挑灯夜读。”如今回想起这些，汤敏说：“太不容易了。”
“当时确实是一点把握也没有，既然数学比较擅长，专业就选了数学。”高考之前的报考，汤敏在不多的几所有数学专业的院校中挑中了武汉大学，这当中的另一个原因是，著名作家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破解世界级数学难题的描述，在全国引发了一场科学钻研的热潮。在“文革”中被批判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终于再次赢得社会的尊重。“这对当时的我有着莫大的鼓励，家人也无一例外支持我报考。”
77级高考并没公布成绩，所以直到最后汤敏都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元旦前后，汤敏当时正在学校给学生们上课，邮递员赶来说，“有封信，是武汉寄来的。”接过信封一看，“我考中了，是武汉大学数学系。”
尽管事隔30年，但汤敏依然清晰记得30年前那场改变他命运走向的考试。
他甚至记得30年前考场的景象。“南宁四中考场，就是我教书的那个课室，一切都是那么巧合。”然而除了巧合外，让汤敏多少有些尴尬的是，“监考老师都是中学的同事，同一考场当中有不少是自己一手培养的学生。”
“77级的高考卷子还是比较容易的，只是大家对科目都相对陌生。”这也是汤敏天分的第一次展示，他记得当时几乎每一科他都是第一个交卷，从学校一路回家，汤敏心情特别舒畅。
同学最大30岁 最小14岁
由于武汉大学的数学系比较出名，“据说当年报考武汉大学的理科考生，有一半都是报数学系”。武汉大学是全国第一个实行学分制的大学，跨学科选课是学校的特点，修满学分即可毕业。
77级的同学年龄相对较大，最大的30岁，最小的14岁(当时在校生也可报考，但比例小)，所以学生都会根据社会需要来选读，很少人死读书，大家纷纷选择了将来就业方向的课程，说是在数学系，其实包括汤敏在内，很多人学的却是经济方面的课程。
汤敏的头衔包括：中国改革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原亚洲银行副代表、首席经济学家、经济50人论坛成员。很少人知道这位闻名中国的经济学家，当年只是一个平凡的中学教师，30年前，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30年后，他推动了中国高考改革。他的一纸“扩招”谏言率先拉开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大幕，也正因为这样，这位人称“扩招之父”的经济学家在高教改革的议论纷纷中毁誉参半。
我不赞同教育市场化的提法
对于经济学界的汤敏，不少教育界人士很熟悉，因为他作为高校扩招的首位成功谏言者，被冠名以“中国高校扩招之父”、“教育市场化的倡导者”，不过他并不认同第二个称呼。
2002年至今，每当大学生就业难、穷学生上学难、高校收费高等问题暴露时，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位“扩招之父”。
评价后扩招时代的问题
“我的建议没有得到很好执行”
记者：1998年中国高校扩招首年，因扩招谏言被采纳，你随后被冠以“扩招之父”，作为一名经济学研究者，当时为何想到谏言扩招?
汤敏：当时我以个人身份向中央寄了一封信，大致陈述了5个理由支持扩招：其一，当时中国大学生数量远低于同等发达国家水平，18～22岁适龄青年入学率仅为4%，当时菲律宾31%，泰国37%，印度8%;其二，1998年国企改革，大量下岗工人进入就业市场，如果大量年轻人参与竞争，就业将面临恶性局面;其三，国家提出保持经济增长8%目标，扩招前经济增长率为7.8%，急需扩大内需，教育被认为是老百姓需求最大的，于是酝酿增加高校收费;其四，当时高校有能力消化扩招，平均一个教师仅带7个学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高等教育的普及事关中华民族的整体振兴。
记者：如今大学生就业难，高校收费过高都成了为人诟病的社会问题，当初建议扩招时有无考虑到这些因素?
汤敏：现状与当时的提议是有距离的，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建议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首先，我的建议是3年扩一倍，结果是6年扩了超过5倍;第二，关于助学政策的配合，助学贷款、助学金、奖学金制度显然在过去没有得到重视;第三，教育改革的与时俱进，在高校扩招的同时，教育改革没有跟上，造成高校毕业学子非社会所需人才，这在我看来是造成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最核心问题所在;第四，我主张好学校多扩，差学校少扩，但结果却并不是这样。
驳斥大学生无用论：
“大学教育是高回报率的长期投资”
记者：1998年，一部分人因扩招，幸运地成为大学生，然而四年梦醒后，当大学生坠入就业竞争的汪洋大海时，他们往往又痛陈扩招之弊。
汤敏：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经历过扩招及可能伴生的短期就业难问题，不可能依靠一次改革而解决所有问题，青年人上大学除了就业的需要，还有更为长远的国民素质提高和社会发展长期目标的考虑。
记者：大学生过剩了吗，就业难的问题究竟症结在哪?
汤敏：就目前教育模式下培养的学生来说，可能是过剩的，但如果改进教育方法和教学内容，就可能不过剩。归根结底，就业难在于教育训练的学生并非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最近在广东调研期间，很多企业反映不是人才过剩，而是人才缺乏。中国教育改革的滞后性是问题的关键，中国迫切需要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精英式大学。
记者：面临就业难，有人提出了大学无用论，作为经济学家，你是否认为这项投资的回报率太低?
汤敏：10年之后，我们再回首看这个问题，没上过大学和受过高等教育层次区分将很明朗。大学教育必然是一个长期回报，也许在起点时期，大学生的起薪不高，但大学生收入的发展很快，因为他有高等教育的基础，这些会带给他财富效应增长模式与普通人群的很大差异。
回应扩招争议：
“不后悔谏言扩招认为利大于弊”
记者：除了“扩招之父”，外界常因你曾在扩大内需谏言中主张教育市场化，而称你为教育市场化的倡导者。
汤敏：我并不赞同教育市场化的提法，这是一个伪命题。什么是市场化，过去兜里没钱，不交钱就不是市场化，现在兜里有钱，交钱就成了市场化，生活水平在提高，教育的属性也会发生变化。
记者：自1998年以来，扩招的谏言在带给你赞誉的同时，也在随后问题显现时，让你置身争议之中，你后悔吗?
汤敏：我始终相信扩招是利大于弊，并不是扩招的方向错了，也不是教育与市场相结合错了，恰恰是过去计划体制中的弊端还没有完全消除，政府职能转变还没到位，改革还不够完善造成的。如果等教育改革完善了再扩招就太晚了，大学实际上首先就是一个敲门砖，有了这个敲门砖，你就比别人高一个台阶。
谏言高教改革：
“职业教育应被引入大学”
记者：作为恢复高考首年的大学生，高等教育改革的参与者，你如何评价当前教育改革的形势?
汤敏：中国处于教育改革的关键时刻，经过扩招大学生数量不成问题，关键是质量。如果只是控制高等教育规模，缩小招生人数，那么等同于倒退到历史的起点，并不能解决根本上教育改革要与社会需求衔接的核心问题。
记者：对于未来高等教育改革，你有什么新的建议?
汤敏：中国的教育必须是多元化，适应市场需求的，首先，职业教育必须融入大学教育的课堂，这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对于解决大学生就业有很大帮助。
第二，目前国家办教育过于单一化，公办教育比例过高，中国达到90%，如此大比例需要庞大的国家财政予以支撑，必然会导致高校收费水涨船高。
第三，在高等教育的内容上也需要调整，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应得到扶持，社会实践应该得到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