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到目前为止，高考仍然是我国最公平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我们的后辈肯定比我们更智慧，他们肯定能够找到比今天高考更好更公平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但是，这种制度目前还没有。
目前的高考虽然公平，但是弊端太多太大。
高考的关键问题在于，为了拉开考分差距，为了避免试题类同，高考试题越来越刁钻古怪，越来越冷僻，以至于人们越来越感到，鲁迅做不了语文题，牛顿做不了物理题。
问题还在于，高考的刁钻古怪冷僻试题（以下简称“刁僻试题”）是“指挥棒”，它决定着高中、初中、甚至小学教育的方向和方式。
在高中，那些能够把历届高考“刁僻试题”归纳分类整理成教案的老师是“特级教师”，那些拥有较多这类“特级教师”的学校是“名校”、“重点校”。这些重点校、名校能够得到学生和家长认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能够教学生对付那些难缠的“刁僻试题”。
在中学，依据这种“刁僻试题”的教学能力，划分为“重点”和“非重点”，而最成功的“重点”“好”高中，其实就是那些能够为学生对付“刁僻试题”提供“法宝”的学校。同样，依据“刁僻试题”的学习能力，划分了“重点校”和“非重点校”学生，后者等同于没出息，并普遍受到歧视。
在家庭，几乎所有的家长都这样教育自己幼小的孩子：“没有一个好成绩就进不了好初中，进不了好初中就不可能进重点高中，进不了重点高中就考不进好大学，考不进好大学就没有好工作”。于是，高考的非理智竞争延伸到了小学，甚至幼儿园。“咱的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
为了这个“好初中→重点高中→好大学→好工作”的理想梯阶，几乎所有孩子的“童年少年欢乐”被剥夺了。所有孩子，无论将来有没有机会、有没有可能进“重点”，都无一例外地被沉重的课业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在强大的高考“指挥棒”面前，教育行政部门的任何“减负”禁令，事实上都成为一纸空文。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训练学生对付那些“刁僻试题”的结果，使我们的学生整体上丧失了思考能力、探索精神和求知欲。即使是那些在高考中“脱颖而出”的“高考状元”们，也一个个“高分低能”，缺乏创造性，缺乏创新精神，缺乏探求未知世界的冲动。
其实，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知道，善于对付那些“刁僻试题”的人，往往知识面狭窄，综合素质偏低，动手能力较差。“刁僻试题”将一个个颇具潜质的优秀青少年引入歧途。
问题更严重的还在于，“刁僻试题”在毁掉中学生的求知欲、思考能力和探索精神的同时，也葬送了我国高等教育培养杰出人才的机会。这引出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明知故问的“世纪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你能期望从一批批缺乏求知欲、思考能力和探索精神的大学新生中培养出真正的大科学家？更何况，我国如今的大学行政官僚化，一个个都急功近利、唯利是图。
（二）
教育理论告诉我们，“刁僻试题”解题能力并不是大学学习所必需的。实际上，凡掌握中学各学科基本知识的人，都能够在大学正常学习，并完成学业。
中学尤其是高中教育的主要功能有两个，一是为接受大学教育准备必要的知识和工具。对于大学的知识体系或专业知识体系来说，中学数理化和文史知识只是“小儿科”。这些“小儿科”的中学知识一方面需要随孩子们的年龄增长而逐渐教给他们，并籍此训练他们的思维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他们未来的大学系统学习准备初步知识。比如，中学初等数学既训练逻辑思维能力，又为大学高等数学作准备，而且，数学知识也成为学习其它学科或专业（如物理化学、经济学）的工具。
中学教育的第二个功能，是为那些不进大学而直接进入社会的青年准备必要的知识和工具，他们利用这些知识和工具能够比较容易地接受职业培训和训练，能够更容易地进入自己的职业角色。
显然，在高考“刁僻试题”的指挥下，我国的中学教育，既没有很好地实现第一个功能，如文理分科使得我们的理科生缺乏文史知识，文字功底较差（笔者在一地球物理期刊上看到，从编辑的编者按到作者的论文，都病句连篇），也没有实现第二个功能，因为凡没有进入大学的青年，在倍受“刁僻试题”折磨并失败后，都认为自己是10多年学习的“失败者”，而且，“刁僻试题”教学也使他们失去了学习其它实用知识的机会。
当然，善于解决“刁僻试题”也是一种能力，只不过，那仅仅是一些“雕虫小技”而已，与科学、探索、创新无关。君不见，北大清华曾经的“高考状元班”并没有培养出哪怕一个大科学家，反而一再出现因“素质问题”而引发的退学事件。
在某一个知识层次内，比如中学或小学层次，注定有许多利用该层次知识不易解决或难以解决的“刁僻问题”。一些人喜欢钻这类牛角尖，并且乐此不疲。比如，有的小学校将“追击应用题”弄得很像“科学研究”，害得小学生们“尽失颜”。这种学究式的自以为是，在古人那里，历朝历代都不鲜见。
其实，将那些中低层次的“刁僻问题”放到上一知识层次来解决，比如，将小学的“追击应用题”放到中学去解决，将高考的“刁僻问题”放到大学层次去解决，那往往就是“小菜一碟”。历史地看，高一层次的知识体系往往就是为了解决低一层次的那些“刁僻问题”而出现的。所以，钻中低层次“刁僻问题”牛角尖，对成人来说，是徒费精力，对青少年来说，是浪费青春，都没有实际意义。
我国的问题是，高考的“刁僻试题”逼迫全国中学生，尤其是高中生，用宝贵的中学时代集体去钻牛角尖。
从1990年代算起，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整整20年。整整一代青少年，被高考“刁僻试题”误导、残害。
（三）
笔者的初步构想是，高考试题以高中教学大纲为指导，以教材的内容和习题类型为范围，以考核各学科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为目的。
为此，（1）需要实事求是地按照“大学入学考试”的本意，以大学学习需要的知识准备为标准，制定“高中教学大纲”。应严格禁止将大学教学内容下放到高中。（2）按照修订的“高中教学大纲”编辑各学科教材，严禁超纲内容出现在教材里。（3）教师应该严格按照规范的教材进行教学，严禁超出教材的内容出现在课堂上。（4）半期和期末考试应以考核各学科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为目的。（5）中学取消文理分科，让所有学生都有机会学习中学的所有课程。高考科目也因此而应覆盖所有学科。（6）高考的全国或者各省的试题，由全国或各省按照随机原则选定的高中老师拟定。（出题老师按保密要求封闭管理，采用相同教材的地区应采用相同试题）
最重要的是，高考试题要坚决杜绝“刁僻试题”，严禁试题超出教材内容和习题类型的范围。
由此形成的最好的高考局面，应该有几十万、上百万，甚至更多的考生获得全科满分，这是目前每年五、六百万大学新生的10%、20%甚至30%以上。更多的考生将获得单科满分。中学本来就是为大学学习作准备的，这样的成绩表明我国的中学教育成就斐然。
这样的高考局面会引发一系列教育改革，并产生“优进劣退”效应：
（1）几十、上百万全科满分考生肯定是我国当年最优秀的学生，理论上，他们在所有大学都可以正常学习并完成学业。由于平时学习轻松，所以，他们应该有更多的时间阅读更多的书籍，涉猎更多的科学知识，或者，他们会从事社会实践，甚至可以尝试一些初步的科学试验。更多的课余时间给了他们“孵蛋”，或者在苹果树下“发楞”的机会，也许，他们之中会因此而涌现一个或几个大科学家。若爱迪生早年不能“孵蛋”，牛顿不能在苹果树下“发楞”，那人类的科技进步也许会推迟很多年。
（2）绝大多数没有获得满分的考生不会觉得自己是学习的失败者，相反，他们在自己的中学时代学到了比较全面的文史数理知识。进，可以入大学学习一门专业，作为自己的职业；退，可以利用已有的知识在社会上为自己谋一个职业。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没有机会上大学的青年来说，中学学习是愉快的，中学时代是欢乐的。他们基本上能够跟上老师的教学进度，而不用担心被“刁僻试题”搞得头昏脑胀，更不会大量出现抄作业交差、上网吧逃课的现象。
（3）有限的学习内容和禁止“刁僻试题”，使区分重点与非重点中学变得没有意义，因为只要是合格老师就能够大体实现教学同质。所有合格的教师都依大纲按教材施教，相对轻松的教学环境使得教师有机会真正钻研业务，提高教学质量。那些熟悉“刁僻试题”的教学“怪才”因为没有了用武之地，自然会主动归位。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原来“教育资源严重不平衡”的现象消失很多。政府可以相对容易地为不同的学校配置大致相同的教学资源。中学层次的教育公平在更大范围内可期。
（4）没有了重点与非重点的区分，小学幼儿园的学业负担自然也就恢复正常。我们终于可以把“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还给孩子们。那正是天才儿童“孵蛋”的最好时期，最好少去打扰。
（5）面对几十、上百万全科满分考生，重点与非重点大学的界限将被打破。有人会问，若有10万全科满分考生填报北大清华怎么办？答案很简单，尊重考生意愿，按区域随机挑选。因为这几十、上百万全科满分考生，都是我国当年最优秀的考生，北大清华没有拒绝他们入学的权利。
现在高考的目的就是通过“刁僻试题”为不同“档次”的大学招生排名次，这样的做法祸国殃民，危害青少年，糟蹋教育（这在前面两部分已经谈过）。而这个所谓的名次实际上也名不副实。相当多的经验数据显示，在以“刁僻试题”定成败的条件下，一个毕业班里真正素质好、有潜质，且将来真正能够有所作为的，不是班里的前10名，而是第二阶梯队的那10名。班里的前几名，多半是死读书、读死书，缺乏思想，缺乏求索精神，缺乏创新意识的“书呆子”。这其实就是北大清华“高考状元班”失败的根本原因。
有人还会说，这不能保证北大清华招收到全国最优秀的考生。笔者的回答是，凭什么北大清华就该招收“全国最优秀的考生”？30年来，他们一直这样做，但培养出哪怕一个大科学家没有？何况，那些全科满分考生本来就是最优秀的考生。
（6）对于高校来说，几十、上百万全科满分考生的最重大意义就是，它打破了特权学校的招生优先权。取消特权学校的益处有二，一是优秀考生资源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被更多的大学录取，这有利于更多的大学共享优秀考生资源。二是有利于大学优秀教育资源的合理流动。试想一下，若这批全科满分考生中能够出几个杰出人才，并且是出在几个不同的学校，那这些学校就有可能吸引到更多的优秀教育资源。若干年后，我国大学的优秀教育资源就可以比较合理地分布于全国各地。极少数城市凭借行政权利垄断优秀教育资源的格局最终就会被打破。
（7）也许有人还要说，国家急需的某些人才很难在这种招生局面中找到。笔者认为，这很容易解决。国家急需的某些特殊人才可以采取某些特殊的招生方式获得。比如，国防大学若需要招收一批特殊的国防新生，可以面向满分考生发布招生信息，并组织一次入学复试，择优录取。
（四）
目前，高考的弊端和改革的优越性就摆在那里，任何人理性思考都会得出改革的结论。但是，如果真的按照上述方案改革我国的高考及其教育制度，那必然招致目前高考相关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目前，这个利益集团虽存在但没有组织。他们包括高考试题出题人、教辅资料编撰出版人、重点大学、重点高中、重点初中、特色小学幼儿园、特级优秀教师、五花八门的家教机构和家教老师，以及与上述利益相关的行政机构及其官员。
这是一个庞大的特殊利益群体。一旦出现高考改革动议，他们必然会群起而攻之。
那么，改革高考，放弃“刁僻试题”，进而改革我国整个教育体系，就没有希望了吗？
笔者认为，这取决于改革的最高决策机构。
把握局面，认清形势，了解弊端，明确改革方向，这些都比较容易。困难在于，立志改革，排除干扰，并贯彻到底。
改革是有风险的，但高考改革利益远远大于风险，况且，解救孩子、解放中学生，就是解放未来的生产力，解放未来的智库，就是为中华民族未来发展扫清障碍--这个改革风险值得一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