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科技大学教育改革犹如死水中的波涛，拍打着千万颗心。一波三折的创业是艰难的，教改何去何从，举国瞩目。本网推出五评南科大教改，为关心者解读，为改革者献策。
南科大：中国教改的“小岗村”还是“蛇口”
——一评南科大教改
中国大学改革举步不前，一直令人失望。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办（简称南科大）和朱清时校长的改革举措犹如阵阵春雷，反响十分强烈。尽管困难重重，问题多多，但国人仍寄以殷殷期望——突破旧教育体制的束缚，在教育部围墙之外生长出真正的大学。
被戏称为“南科一梦”的南科大正在开启中国教育梦——确切的是教改梦，它的成功与否都超过了筹办一所重点大学的意义。
有人将南科大改革，与当年启动中国经济改革的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相比喻。朱清时校长也表示，中国教育体制缺乏活力，需要有人冲破它，南科大愿意学当年小岗村，走出一小步，改革一大步。
如果从突破旧体制的实践意义上讲，这种比喻是恰当的。但两者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
一是改革者的动力不一样。小岗村农民的“包产到户”是饥饿逼出来的，属于“肚子闹革命”的原生态，且处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的下方，带有强烈的生物本能和强大的动力。朱清时校长带有浓厚理想主义，处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的上方，动力来自于荣誉和自我实现，其动力不如前者强烈，且替代性大，如果外部条件欠缺或恶化，很可能难以坚持，弄不好，换人走人收场；而小岗村农民没有退路，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
二是目标和涉及面不一样。小岗村农民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是为了“吃饱饭”或者说活下去，涉及面小，无非是家庭种地还是集体种地。朱清时则是想为中国教改杀出一条血路，其改革涉及教育部门、老师、学生、家长、政府、社会多层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利益冲突复杂。
三是自主权不一样。小岗村农民种田天生带有某种“自主权”，尽管实行家庭承包，在当时的制度和政策条件下无疑会冒很大风险。朱清时却并非如此，其校长职位虽是一个专门委员会遴选出来的，但毕竟是政府“聘任”的，其“自主性”较前者差。因为学校是政府出资即公办的，不是自己私办的，不能像小岗村农民那样。
因此，与其说南科大的筹办类似小岗村包产到户，不如说更像当年蛇口工业区的创办。因为南科大和蛇口一样，都是由政府出资，在政府主导下创办的。如果说“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改革是自发的，那么南科大和蛇口工业区一样则是在政府主导下“设计”出来的。其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改革者的品质、勇气、智慧和能力。当年蛇口改革的成功虽取决于多种条件，但创始者袁庚则起了关键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袁庚，很难想象有今天的蛇口。同样，南科大的改革命运与朱清时联在一起，朱清时与袁庚有许多相像之处，比如，一个是有见识的老革命，另一个是资深的科学家和教育家，都有改革的勇气和品质。在体制内改革不仅需要勇气和激情，更需要的是智慧和谋略。但愿朱清时先生也像袁庚同志为中国经济改革创造蛇口工业区模式一样，也为中国教育改革创造南科大式的现代大学模式。
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
——二评南科大教改
教育问题千条万条，归根结底是教育体制出了问题。一方面行政化的应试教育体制已经固化，教改进入胶着状态。另一方面，教育体制又是一个整体，多年来零打碎敲的改革几乎于事无补。不从整体上改革，教育行政化、考试八股化、教学形式僵化、学生低能化和学习目标异化等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因此，必须从整体上，分阶段、有步骤的改变现有的教育体制。整体改革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下放教育自主权，理顺学校与教育行政部门的关系；二是建立合理的学校法人治理结构，理顺学校行政部门、教师、学生、家长、社区以及政府部门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三是强化大学理念，崇尚学术独立、教学自由，理顺政教关系。
纵观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教改，在这三个层面上进展甚微。虽近年来，教改呼声日渐高涨，但也是批判声讨的多，实际行动的少。“只见楼梯响，未见人下来”，即便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领》公布以后也基本如此。值得欣慰的是，南科大的创建似乎标志着整体改革在微观层面的落地。首先是校长负责制的改革与创新。在全国首次打破由行政部门按行政方式派出校长，校长的任命与“国际接轨”，按照公办学校的国际惯例，由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评议，推选，提交政府任命或政府聘任的理事（董事）组成的理事会（董事会）任命。朱清时院士荣任自中国1952年院校合并以来首位由“校长遴选委员会”提名产生的校长。接下来（今年），南科大进行了考试招生制度以及毕业文凭制度的改革。“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开创近60年中国大学教育之先河。当然，南科大还会陆续推出其它改革，如学校法人治理结构、理事会制度、校长负责制、教学制度等方面的改革。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的朱清时出任南科大校长，众望所归，没有异议。但接下来的“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的改革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社会各界包括教育部门人士纷纷表达了意见。赞成的欢欣鼓舞；心有疑虑的无不担心；不同意的当然大声批评南科大此举“违法违规”，如此等等。南科大“自主招生、自授文凭”显然是有“问题”的，“违规”是难以避免的，但可悲的不是朱清时校长的“违规”，而是政府部门的不作为，为什么不能给南科大创造出改革的政策条件呢？
更重要的是，讲教改，不能光说不练，不能光喊口号。要拿出实际行动，要敢于和善于冲破旧法规的束缚。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朱清时高扬改革精神不正是久违的“延安精神”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的创新精神的再现吗？当年中共在窑洞里不也办起了大学吗？也不是没要当时的国民政府批准吗？
当然，鼓励改革创新不是要蛮干，不是搞“造反有理”，不是回避和掩盖问题，而是要积极帮助解决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要提倡理性改革、科学改革、有序改革、规范改革。从长远看，要从立法上修改不合理、不科学、过时的教育法规，使改革在法治下进行；从短期来看，要通过必要的法律程序促进改革，比如通过特殊立法或授权，允许有条件的地方进行教改的先行先试，为全国的教育体制改革闯出一条新路子。教育改革，立在当代，功在千秋。时不我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祝愿南科大的改革一路走好。
南科大危局与中国教改困境
——三评南科大教改
南科大犹如一艘孤独的破冰船在茫茫冰海中为中国大学教育改革探路，其困难可想而知。据媒体报道，创办三年才拿到一张教育部颁发的“筹办证”——据说是“破格”特许；在没有“准生证”即无法取得教育部“许可”的情况下，宣称“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并已招生开课；先有创业团队中的香港三教授高调退出、后有学生公开退学的“内外交困”；再加上“局级副校长招聘”的回归体制之嫌，一时间舆论哗然，“红旗能打多久”的质疑、朱清时“中途退场”的猜测甚嚣尘上，南科大回归体制的评述沸沸扬扬，不一而足。甚至有人预言，朱清时的改革注定是一场豪言壮语开场，无声无语告终的悲情剧。撼山易，撼旧体制难等等。
如果我们以一颗平常心看待南科大改革，那就会发现，教育改革与其它改革一样，不是浪漫曲，不是高歌猛进，也不是“放卫星”。是“燕子垒窝一口口泥”的精细打造。是艰辛的长跑，而不是冲刺的短跑。南科大的诞生，既然是新创而非大学购并或划转的改制改造，那么，它的困难注定是多重的：一是打造既有理想又有专业经验的团队将有一个过程而不可能“召之即来”；二是新办固然没有旧体制包袱，但新人、新事、新规则需要反复磨合；三是建设（校园建设、学科建设）与生产（教学）和改革（制度创新）要一齐抓，难免顾此失彼；四是沙漠里造绿洲，当今政治社会大环境不配合而处处受制，事倍功半；五是天生动力不足。办公益学校不像办市场企业，不是金钱挂帅动力实足，而是荣誉挂帅难有人响应。在伦理道德沦丧，信用信仰缺失的中国，哪里去找荣誉，哪来“骑士精神”，动力显然会大打折扣。
高教体制转轨有两种方式，一是新创，像南科大那样；二是旧体制转轨，比较而言，旧体制转轨犹如旧城改造，拆迁复杂，钉子户一大堆，内外利益冲突激烈而难以实施；新创虽较少“既得利益”，但体制不兼容，各方面建设相互制约，新问题丛生，孰优孰劣，视约束条件而定。可以肯定的是，两种改革形式可并行不悖。
如果与经济改革相比，教育改革更难。教育改革不仅要克服意识形态障碍和利益集团障碍，而且要克服普遍的动力不足和压力缺乏。小岗村农民不可能到外国去包产到户，生存的压力只能就地解决，而别无他途。与此不同，中国教育不行，人们可以把孩子送到国外去，甚至自己教，而用不着搞什么教改，替他人“火中取栗”。这也是中国教育改革长期停滞不前并落后于经济改革的重要原因。
中国教改要走出困境，需要寻找新的动力。需要唤起国民的荣誉感。世界上的名校主要由荣誉和信仰推动的，荣誉推动比金钱推动更具久远的魅力。因为长期的理想主义大于短期功利主义之和。这也是有千年学校存在而没有千年企业传承的重要原因。我想，朱清时校长对此心知肚明，难怪他从一个行事低调的中科大校长瞬间转变为一个高唱理想的南科大校长，其目的是唤起尘封在中国人心中已久的良知和荣誉感，从而增强教育改革的动力。可见其用心良苦。
南科大不只属于深圳，也不只属于包括朱清时校长在内的南科大人，她是属于全国人民甚至是全球华人的。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这样想，不仅南科大改革不会夭折，而且中国教育改革才有希望走出困境。
“谁之过”——孤独的改革者
——四评南科大教改
在南科大改革的欢呼声中，有人中途退场了。香港三教授的离职声明（以下简称离职声明）犹为刺耳，其坐派和教训式的口吻对于经历过“文革”的我们这代人是太熟悉了。它再一次认证了人们对中国式知识分子性格扭曲的悲哀。撇开其“动机”不论，我想，其中大部分指责不仅是包括朱清时在内的南科大相关者不能接受，大多数网友也不会苟同。我们以后还要谈及，在此暂且不表。
凭心而论，“离职声明”也道出了南科大至今仍没有建立“规范”的制度以及存在相应问题的事实。相对于香港科技大学“规范”的创业经历来说，南科大显然不成熟、不规范，这是有目共睹的，我想朱校长也不会否认。但我们要问，存在这些问题，如像《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之类的基本制度姗姗来迟，管理团队不健全等等，又是“谁之过”呢？当年的“深圳速度”哪里去了呢？显然，这已超出朱清时权限范围，而应由南科大的主办方和监督方来回答。凡此种种，不一一举例。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当然，朱清时并不是神，也不是圣人，是有能力有品质也有缺陷的人。比如，他是知名学者，是当过十年中科大校长的教育家和管理者，但他不是“企业家”，这是他生命历程中所缺少的历练。
中国大学校长有许多，但能称得上大学教育改革者的只有朱清时一个。可悲的是，他是一个孤独的改革者。一个孤独的舞者。一个孤独的长跑者。他没有得到来自“显规则”的有关权力部门支持，至少在公开舆论中没有见。在孤独前行的教改路上，虽然没有亮红灯，但一路黄灯。突破黄灯，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搭便车者满街都是。改革是要冒风险的，改革者往往没有好下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把荣辱得失抛之脑后，拼着老命，身体力行为中国教育改革事业披荆斩棘，在当下的中国除他还有谁呢？
正因为如此，不少人担心他可能“壮志未酬身先退”。如果是这样，这不是朱清时的悲哀，而是整个教育界的悲哀，甚至是全中国人的悲哀。同样是“科技”大学的创始人，香港科大吴家玮校长是幸运的，他在一个自由、法治并崇尚学术自主、教学自由的环境里创办大学，而且得到有职有权的香港政府部门的配合和支持。而朱清时呢？不仅缺乏这种外在的环境，而且不得不在各种利益矛盾中左冲右突，百事缠身。吴家玮是优秀的，很有能耐。南科大的创办要比港科大更复杂，要解决南科大的创业和改革问题，需要比吴家玮更有能耐，需要更强有力的支持。我们殷切的期望，有关权力部门大力支持南科大的改革，百般呵护和指导其改革和建设，从而加快南科大的制度建设、团队建设和校园建设，使朱清时和南科大在教改路上不再“孤独”。
在漫漫的教改路上，以朱清时校长为首的南科大人艰难跋涉，上下求索，无疑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离终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南科大下一步如何改革？有人把它归之为继续“去行政化”。如果“去行政化”的意思是摒除行政（政治）对学术的强干预或侵淫，那么相对于在旧体制下的所有大学都是适用的。可是，南科大是一所试图按照现代大学制度新办的大学，何来“行政化”，又如何“去”？另外，“去行政化”概念过去简单和抽象，如果不加定义，往往引起不必要的误解，被曲解为“不要行政”。“行政”在任何团体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明晰的提法，应是行政科学化，学术独立化即学术中有“政治”但不附属于“政治”。也可理解为“去政治化”或“去意识形态化”。
也有人把下一步南科大改革归之于教学和招生及毕业制度的改革，这无疑是对的，但并不全面。在现今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下，南科大改革应是全面的、系统的综合配套改革，任何单项的孤立的改革不仅事倍功半，而且难于成功。全面改革不仅涉及教育领域，而且牵涉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领域。其复杂性和艰难性是难以估量的。因此，南科大改革不仅需要民意（舆论）的支持，而且需要包括在政府在内的各方面的支持，其中政府（这里指广义的政府，包括党组织和人大组织）的支持具有决定意义。如果政府不支持或支持力度不够，南科大的创办就会变形，不仅达不到预定目标，而且会“不伦不类”甚至会流产。从这个角度看，朱清时校长应当花大力气争取政府的支持。
为了推进南科大的顺利创办和相应的改革，我们斗胆提出如下建议，供南科大和朱清时校长参考。
一、争取纳入国家高教改革试点
南科大应力促深圳市政府尽快组织编写南科大教育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及规划纲要，争取纳入国家教育改革试点。“总体方案”主要是从为什么改（即试点的目的和意义）、改什么、怎样改的角度，阐明所需要的改革政策和配套措施。比如，围绕着南科大创办的大学理念、办学宗旨、目的和培养目标、决策程序和管理，以及行政、学术、招生、毕业、经费、财产等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一整套改革的思路和政策措施。规划纲要主要就学校设施建设、学科建设和组织建设，进行总体规划和布局以及安排。
建议由南科大的主办者——深圳市政府出面，组织专人（以南科大人为主）进行编制，以政府的名义报国务院或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审批。具体操作由南科大向深圳市政府提出报告。
二、争取中央有关部门尤其是教育部的支持
争取改革试点有一个过程，时间较长。从短期看，不能等靠。南科大要有“跑部干教改”的精神，积极努力“跑部钱进”，争取中央各部委尤其是教育部给予政策和财力的支持。比如协同深圳市政府甚至广东省政府与教育部签订教育改革试点的“合作协议”，争取教育部授权进行教育改革。
三、加快“法人治理结构”建设
深圳市人民政府近期颁布的《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总体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好文件，应当贯彻执行。按照《管理办法》，一是要建立学校党委。党委的主要职责应当是保证教改的成功和监督学校不要出现“街头闹事”，而不是干预学校的行政程序和学术程序。由于学校理事会成员和正副校长最终由上级政府（党委）拍板批准，体现了“党管干部”原则，学校党委没有必要再管人事。二是要尽快建立学校理事会，发挥理事会的决策和监督作用。三是要建立健全校长负责制，在确立校长的行政首脑和学术首脑地位的同时，建立行政管理架构，如像香港科大一样健全校级领导班子，配备学术、行政、科研副校长以及相应的行政机构，按层级负责。今后随着生源扩大，再建立校—院—系结构；四是建立学术领导机构，如校学术委员会，统一对教学研究、学术人事等重大问题进行决策。
四、重点抓好教师队伍建设
“教授是学校的灵魂”。办好南科大，要靠一流教授。要有一系列引进包括教授在内的教师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在目前不成熟的条件下，可实行行政聘用、市场聘用、兼职、客座聘用等多种方式。从长远看，要有一套办法和政策措施“留住人才”，千方百计的稳定和拓展教师队伍。
五、抓好学科建设和课程设计
按现有条件，南科大很难像港科大，也没有必要办成港科大。学港科大要学精神、学方法，而不是照搬照抄。把南科大办成一流的理工科大学，应成为长期目标。从短期看，南科大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和能力，这就要“去意识形态化”，加强对学生进行基本的价值观和科学方法以及面向实际的能力训练，开设世界一流大学如美国哈佛、哥大等通常对本科生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课程的基础教育，为学生日后选择专业方向打下良好的、跨学科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基础。争取在基础教育方面超过北大清华而成为一流。
以上是主要的建议，不妥之处还望各方批评。我们深知，南科大改革不易，知易行难。但我们相信，南科大改革一定要成功，而且一定能够成功。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