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文章借鉴前苏联取得重大成就的“大众”国民教育的经验教训，根据我国的教育现状，深入分析高校“扩招”现象，认为应全面、客观地评价高校“扩招”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接受高等教育的国民越多、层次越高，国民素质就越高，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力就越大。
1 引 言
1999 年高校扩招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数成倍增加。 据统计，1998 年全国高校在校生人数为 643 万人；2008 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已达 2 900 万人，十年间规模扩大了 4.5 倍。 就在人们为高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以及公众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渴求得到了满足而欢呼时，一系列由高校“扩招”所带来的问题接踵而至，譬如由于招生规模总量的绝对增长幅度大大超出了各种投入的增长幅度，造成了师资力量和教学设施准备相对不足、教育经费短缺、教学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 其中，最受大众争议和瞩目的莫过于高校教育质量和高校毕业生就业两大问题。
一部分人认为高校“扩招”影响了正常教学秩序，降低了大学生的整体素质。 一项调查表明，90.9% 的被调查者认为“扩招”后教育质量有所下降；54.5% 的人认为有明显下降；近 10% 的人认为有大幅度下降[1]。
大学毕业生“学业有成，工作难找”也是高校“扩招”后面临的突出问题。 从零工资就业、名校生养猪论、港校报考热，到疯狂公务员考试、大学生技校回炉、教育部严查 就业率造假，无不体现出知识型劳动力市场的“紧张”。 从表中可以清楚的看到 2002－2009 年之间， 高校毕业生总量逐年增加，与此相反，毕业生就业状况却不容乐观。
2002-2009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总量与就业率一览表
年 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毕业生总量（万人） 145 212 252 338 413 495 550 611
就业率（约％） 80 70 73 72.6 70 70 70 58
（数据根据莫云仙.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严峻的主要原因及对策[J].科技创业，2009年第11期）
高校“扩招”所引发的争论至今难以平息，许多文章对高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提出了质疑：“论教育扩张的失衡”（战弋，《现代教育科学》，2009 年第 6 期)、“论‘高校扩招’教育政策的能力限度”（林晓娇，《民办高等教育研究》，第 4 卷第 3 期）等等，甚至有人直接提出，要缓解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首要的是“减缓高校扩招势头，逐步收缩招生规模”（周家华，“缓解高校就业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当代贵州》，2009 年第 11 期）。但也有为高校“扩招”喝彩的，认为扩招的思路是对的，不能因噎废食。 扩招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国民素质，而非是“按岗定量”。 这一点，不管会不会发生影响就业的风暴，都应该毫不动摇（杨振威，“理性看待高校扩招”，《教育与职业》，2009 年 4 期）。究竟该如何理性的看待我国高校 “扩招”？ 在当今全球性知识经济背景下，高校“扩招”能让我们得到什么？前苏联在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实施的“大众”国民教育政策的成功实践或许可以给予我们启示。
前苏联中亚五国建国初期教育状况十分落后， 这与我国国民受教育状况长期低水平徘徊相似， 也是我们比较研究的基础。
众所周知，苏联建国初期可谓满目疮痍，尤其是在教育领域。 到“十月革命” 胜利、国家成立为止，苏联仍然是个文化相当落后、 文盲充斥的国家，“男子几乎 70％是文盲， 女子将近 90％是文盲。 居住在沙俄的 71 个民族，有48 个没有文字，80％的儿童是文盲”[2]。 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教育状况就更加糟糕了：十月革命之前，中亚地区甚至没有一所为人民大众而开设的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当地居民受教育程度极低，文盲充斥。 1897 年，在 9~49 岁居民中 ，吉尔吉斯人识字者仅占 0.6%、土库曼人占0.7%、塔吉克人占 0.5%、乌兹别克人占 1.6%、哈萨克人占2%[3]，1913 年，乌兹别克斯坦识字人口占 2%、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识字人口分别占 1.5%、2%~3%[4]。
然而，短短 35 年之后的 1957 年，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却在苏联发射成功，震撼了整个世界。 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探讨苏联科技领先的原因。 美国国会在对苏联进行了全面考察后认为：“美国的科学技术已落在苏联的后面”，究其原因是“美国学校教育水平落后”[5]。 如何将一个经济基础落后、 国民受教育水平程度如此低下的国家在短时间内改变成为教育强国？ 回顾和探讨苏联时期的国民教育经验，尤其是考察其在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大众”国民教育政策，特别是苏联逐步、适当地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提高其质量等方面的举措，或许对认识我国高校“扩招”有所启发。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苏联党和政府把发展“大众”国民教育事业，扩大受教育对象、尤其是受高等教育的对象视为国家建设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以中亚地区为例：在苏联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财物相当紧缺的状态下，党和政府克服困难， 大幅度增加对教育的预算拨款。 1937 年苏联政府对学校的拨款比 1932 年增加了 3 倍多。 1940 年，苏联对哈萨克斯坦的教育拨款为 6.86 亿卢布，到 50 年代初则增加到 13.6 亿卢布， 增长了 1 倍。 教育规模不断扩大：1940~1941 学年与 1914~1915 学年相比， 乌兹别克斯坦普通学校的学生增加 74 倍， 普通学校为 4 838 所，在校生 126 万多人，教师人数达 3.6 万人；塔吉克斯坦普通学校的学生增加 853 倍；吉尔吉斯斯坦增加 46 倍；土库曼斯坦增加 36 倍[6]。 各共和国陆续建立起一批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 在卫国战争最困难年代，苏联政府拨出大量经费用于发展民族共和国的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苏联教育人民委员部重视培养少数民族教师干部， 加速发展少数民族师范教育。 “据统计，十月革命胜利后最初的十年间， 苏联曾开办一百多所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和俄罗斯师范学校的民族班，有 25 000 多名少数民族的青年学生在这些学校里学习。 ”[7]对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高等学校的大部分本地民族学生，政府规定免收他们的学费， 并为穷苦学生提供食宿。 战争年代，苏联高校学生人数显著减少，但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共和国的大学生名额却有很大增长。 土库曼斯坦共和国的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人数也有所增加。1940~1978 年，全苏大学生总数增长了 5.3 倍；而土库曼斯坦则增长了 10.1 倍；乌兹别克斯 坦增长了 13 倍；吉尔吉斯斯坦增长了 16.1 倍； 哈萨克斯坦增长了 22.2 倍；塔吉克斯坦增长了 22.6 倍。 正是由于苏联当局采取的“大众”国民教育措施，使中亚五国教育状况明显改善。 据 1979 年苏联人口统计资料，原来文化教育落后的中亚地区， 每千人中具有中等和高等教育程度者 617 人，与全苏水平 638 人相比已十分接近[8]。
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 苏联人民彻底改变了教育贫穷落后的状况。 国民教育事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逐步建立并形成了包括学前教育、普通中等教育、校外教育、职业技术教育、 中等专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较完备的现 代大众教育体系。 尤其是其高等教育领域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已经跻身世界教育强国之列。 比如地处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每万人拥有的在校大学生不仅超过发展中国家， 而且比许多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西德和日本还多。 先进的教育理念吸引了众多国家的留学生，如乌兹别克斯坦 1978 年在校外国留学生人数就达 1 400 余人。 更重要的是苏联在高校“扩招”规模不断加大的同时注重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培养出了有知识、懂技术、懂专业的工人阶级和民族知识分子队伍。 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苏联经济和科学事业的发展。 1957 年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苏联发射成功就是最好的佐证。
苏联能够将一个教育积弱积贫的国家迅速发展成为世界教育强国，其“大众”国民教育政策，尤其是千方百计为高校“扩招”创造条件的历史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
3 中国高校“扩招”符合我国发展的需要
3.1 高校“扩招”有利于缓解我国国民受教育状况低水平徘徊的窘境
旧中国教育发展十分缓慢， 广大劳动人民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口的文盲和半文盲占总人口的 80％左右。 为了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挨打局面，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发展教育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然而，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国民教育状况仍然不容乐观。
作为发展中国家， 以仅占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总数1.4％的财力， 支撑着占世界学历教育人口 22.9％的庞大教育体系[9]，穷国办大教育，压力可想而知。 极其有限的教育资源迫使我国国民受教育程度一直维持着很低的水平。 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介绍，在各国大学毛入学率中，韩国是 91%；美国是 82%；英国是 59%；日本是 55%。 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是 67%，而到 2008 年，我国大学毛入学率仅仅 23％。 另有资料显示， 截至 2000 年， 我国 15 岁以上国民受教育年限仅为7.85 年，25 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 7.42 年， 两项平均仍不到初中二年级水平， 与美国 100 年前的水平相仿，比韩国低近 4 年[10]。 不仅如此 ，接受高层级教育人口比例过低和初中以下学历人口比例过大也是我国国民教育长期低水平徘徊的明证。 在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人口所占比例较高。如美国和韩国，25~64 岁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者比例分别占 87％和 66％。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 人口比例分别占 35％和 23％。 相比之下， 中国 2000 年25~64 岁人口中受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者只占 18％；受初中以下教育水平的占 82％； 受小学及小学以下教育水平者比例高达 42％。 每百人中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不足 5 人。 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偏低，成为我国人力资源素质提高的瓶颈。 专家们对我国目前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仅为 52.6％十分忧虑， 尤其是中部地区一些人口大省的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多年徘徊在 45％左右[11]。 近半数合格初中毕业生无法升学， 就意味着他们将直接参与就业或在家待业，长此以往，我国将会积聚大批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 对我国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提升形成不利影响。 要缓解我国国民受教育状况长期低水平徘徊的窘境，想方设法为高校“扩招”创造条件，最大限度保障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是唯一的出路。
3.2 高校“扩招”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高学历人才的需要与宏观经济的大环境息息相关。相关研究表明，一个落后国家一般要经过三个追赶阶段：第一阶段是由资本积累以及劳动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第二阶段以技术模仿取代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增长； 第三阶段是以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 专家们认为中国现在正 处于第二追赶阶段的起始期， 培养大批高层次的创新人才和大批中等技术与技能人才， 为我国完成第二阶段追赶及顺利进入第三阶段追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000 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银行曾在 《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 危机与出路》 一文中得出结论： 没有更多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 发展中国家将会越来越难以从全球性知识经济中受益。接受高等教育的国民越多、层次越高， 国民素质就越高， 国际竞争力就越强。据统计，经济增长率与我国接近，甚至低于我国的国家，他们 18－22岁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比例与我们接近甚至高于我们。 我国 1998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 9.8%， 2002 年达到15%， 进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阶段[12]。 2008 年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为 23%，在世界上排 60 多位，位于中下水平，不仅低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低于菲律宾、泰国这些发展中国家，刚刚赶上印度。 如果连经济增长速度为我国一半和人均 GDP 与我们不相上下的菲律宾、泰国都可以支持那么高比例的大学生，原则上讲，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 不应该不能容纳现有的和正在增长的大学毕业生就业。
3.3 高校“扩招”有利于民族精神的孕育
前苏联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取得了辉煌成就：占总人口 60％的人都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 苏联迅速跻身于世界教育强国。 然而这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更深层次、更长远的影响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的素质因此而得到了极大提高。 苏联“大众”国民教育让这个国家成为了世界超级大国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国民有了足够的素质能理智地看待纷乱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很难想象，1991 年苏联的解体如果发生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会怎么样； 也很难想象一个国家在遭遇了重大打击下能如此迅速地重新振作起来。 正如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言：“一个有修养的民族总是远比一个愚昧无知的民族更正派更讲秩序”。[13]国家的兴衰存亡与该国国民整体素质的高低关系紧密，人们在困难面前始终不放弃希望， 始终拥有饱满的爱国热情，这就是民族的脊梁，也叫民族魂。 一个国家的性格，一种民族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指引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和道路的选择。 或许， 这才是我们要力挺高校“扩招”的最基本理由。
美国著名学者、高等教育史学家马丁·特罗曾经提出高等教育发展的三段式理论 “精英－大众化－普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2000 年的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中，突出强调了“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 会”的意义及其作用。 这些理论和现实、国际和国内的经验都说明高等教育大众化、 普及化是世界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不可阻挡，中国高校“扩招”正是顺应了这一趋势。有“扩招之父”称号的汤敏先生在接受《新财经》采访时表示，高等教育的普及事关中华民族的整体振兴。 的确，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的行为是社会规范的产物，人之社会性的形成、规范的习得都是通过社会教化实现的。 高等教育的作用既在于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各种专业技术人才， 更在于对年青一代公民之国家意识的培育及民族精神的习得：“高等教育是培养公民国家意识 的思想先锋……高等教育的作用首先是促成所培养对象民族意识的形成，其次才是智力的培养。 ”[14]“大学是蓄养高品味文化的世袭领地，通过实施自由教育，培养一代代具有高贵精神气质的社会成员，来维护社会的文化传统，并影响和引导社会主流文化的嬗变。 ”[15]试问：还有什么途径能比教育， 特别是高等教育在民族精神的孕育上更具有效力呢？ 高校“扩招”，虽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成为栋梁之材，但至少在教育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使更多的人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使更多的人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有养成民族精神的可能性。 从这一意义上讲，不能否定高等教育扩招对以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4 否定高校扩招的核心观点不能成立
4.1 所谓“教育质量滑坡”是个伪命题
简单地认为高校“扩招”影响了正常教学秩序，降低了大学生整体素质的观点是草率的。 著名教育学家潘懋元教授 2009 年在接受《探索与争鸣》杂志采访时表示：在断言“高等教育质量有所下降”时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方面，整体质量下降，不等于每一个部分都下降。 比如说，与20 世纪 80 年代和 20 世纪 90 年代毕业生相比 ，大学生的外语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计算机知识也有了很大进步。 另外，过去的高校毕业生空有满腹理论，动手能力不行，应变能力很差， 但是现在的毕业生动手能力和应变能力都很强了。 另一方面，如果把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当作一个命题，这里还包含一个真命题和一个假命题。 真命题是学生数量的增长和教育质量发展的不平衡， 造成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假命题就是人们用传统的质量评价标准来打量今天应用型的尤其是职业型学校的学生， 于是什么都看不惯。 人们常抱怨的是，现在的大学生文章错别字很多，理论水平不高。 然而，这只是传统的看法，如果用新的标准来衡量，质量差就是一个假命题[16]。
素质教育强调不能以一次考试的输赢定成败、 不能仅以智育的高低论英雄。 如果说仅仅因为学生的高考成绩不理想或是其所谓的学习差就认为该生素质差， 影响了大学生的整体教育质量， 那只能是某些人不负责任的借口。 “万事师表”孔子教导我们要“因材施教”，只要方法得当， 不同质地的学生会被培养成为各种有用的国家栋梁。 17 世纪的捷克教育理论家夸美纽斯 （Johann AmosComenius）也认为“一切儿童都可以教育成人”[17]。 只要顺应生源特点，因势利导，帮助他们发现自身存在的价值，使其不断完善自我，成为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这样的教 育就不失为成功的教育。 如果仅仅因为“扩招”后的学生比以前“爱逃课”、“写的文章错别字很多”就认为大学生素质降低了，那“教育质量滑坡”就是一个伪命题。
4.2 “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不是扩招之罪
高校“扩招”后学生的就业形势比“扩招”前更严峻，这是事实。然而，这仅仅是事物的表面现象。究其本质，我们会发现：就业问题与产业结构变化、经济发展周期等诸多因素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由于高校毕业生数连续快速增长，给就业形势带来极大压力， 使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就业市场呈现出一种矛盾现象以外， 还因为受全球性经济不景气的冲击，国内企业对知识型劳动力需求不旺；各高校综合实力、专业结构、培养方式与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之间的矛盾等原因，导致毕业生就业难度加大；毕业生期望值过高、自身定位偏颇等因素使其就业越来越困难。 况且，高等教育发展史告诉我们：就业难并不是高校“扩招”之后才出现的新现象。 据统计，高校扩招前的 1998 年，高校毕业生的待分配率就曾高达 30％[18]。 再者，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扩招并没有“扩”出更多的劳动人口来。 相反，如果没有“扩招”，将有几百万学生失去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他们几年前就要面临就业问题。 由此可见，非但不是教育制造了失业，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还是缓和失业的有效途径。
中国高校“扩招”所带来的这些不适应仅仅是社会转型期间的自我调整过程，我们不能够有困难就放弃，应该想办法改善。 比如针对部分毕业生专业不对口而导致就业难的现象，高校就应该及时调整教育专业，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如增加能够直接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专业，引导学生到中小企业去工作，那里大有作为（根据 IDC 的最新统计显示，目前中国中小企业数量是 557 万，占了整个中国企业的 99%。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工业新增产值的 76％以上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 中小企业总产值和实现利税分别已占全国的 60％和 40％，在近几年的出口总额中，中小企业约占 60％。 同时，中小企业还提供了大约 75％的城镇就业机会[20]）。 当然 ，这里涉及到高校就业指导等一系列教育问题，本文暂不讨论。 不管怎样，高等教育“扩招”的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宿是提高国民教育水平、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提高我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综合国力， 进而最大程度地从全球性知识经济中受益。
5 结 语
21 世纪强调“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 我国高校“扩招”是大势所趋，顺应时代要求。 在力挺高校“扩招”的同时，还应该强调数量与质量的协调统一，忧虑高校“扩招”将导致大学生质量下降并非空穴来风。 为此，国家“十一五” 规划纲要为教育确定的三个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 ”。 2005 年底公布的教育部 《2006年工作要点》也把“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作为主要内容，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2007 年教育蓝皮书《2006 年：中国教育的转型与发展》指出：国家“十 一五”规划的制定和 2006 年国务院决定将高等教育扩招的增幅控制为 5%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走向结构调整、质量提高转折的最显著标志。 至此，已步入大众化阶段的中国高等教育必将迈向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协调发展的健康“扩招”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