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国内消费增长滞后于出口等项增长的今日中国，适度恢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消费需求，已经是大势所趋。然而，“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在恢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扩大消费的同时，我们需要对其副作用给予足够清醒的认识，只有这样才不至于重蹈覆辙，以至于自废武功，断送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途。
系统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制本来并不是英国的发明，甚至也不是工业革命后的产物，中国汉族盛大王朝和罗马帝国就已经一步步发展起来了相当多的社会福利项目。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就规定了对国民婚姻生育给予财政奖励与政府帮助；汉朝时开始建立老年人优待制度；宋朝建立了官办平价药店、低收入家庭房租补贴等项制度，以及类似现代孤儿院、养老院的设施；到明朝时，出身贫贱、深知大众疾苦的朱元璋不仅恢复了宋朝已经建立而为蒙元毁弃的几乎全部社会福利项目，还根据亲身惨痛经历而建立了“经济适用墓”等新项目，亦即贫困居民家庭人口死亡后，可向官府申请廉价或免费墓地，以供安葬。所有这些社会福利制度，曾令晚明时期来华欧洲人颇为惊叹，艳羡不已。在近代工业化社会中，又是俾斯麦在德国首先建立了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然而，把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发展到“从摇篮到墓地”无所不包的程度，却是英国和某些北欧国家率先所为，其利弊得失相应也在这些国家表现得最为充分。
“福利国家”思想和实践在英国可以上溯至19世纪的新《济贫法》等法规，但全面铺开则是二战之后的事情了。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体现了英国国民的普遍意愿，以至于英国主要政党及其领袖人物，不管内心对此真实看法如何，在二战之后都长期以“福利国家”倡导者自居，非如此则无法争取选民支持。正是这种意愿，使得英国选民在二战刚刚结束之时就抛弃了领导他们赢得胜利的英雄丘吉尔，转而选择了没什么英雄气概和拿得出手业绩的艾德礼，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后者带领工党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目标。在英国式“福利国家”制度的顶峰，英国福利项目之多、政府向国民提供的津贴和补贴名目之繁杂，为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所望尘莫及。除常规的失业津贴和疾病补助金、养老金、低收入家庭房租补贴等项目之外，还有附加津贴，包括低收入家庭补助金(1971年起)、幼儿补助金、产妇补助金、寡妇津贴、残疾人补助金、领养老金者的药费补贴、食品补助金(1973年起的牛奶，1974年起包括面包、乳酪、黄油)、养老金领取人的廉价黄油供应(1973年—1974年)和牛肉供应(1974年)，等等，堪称包罗万象。
论及这一制度的成效，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首要成果毫无疑问是在相当大程度上缓解了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旧有的社会矛盾，使得英国社会得以保持大局稳定，而不至于爆发颠覆性的社会革命。同时，由于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显著扩大了有效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从而在相当长时期内有效地化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痼疾，即生产无限扩张而人民群众消费能力不足的矛盾。同时，本质上是一种转移支付的社会福利开支具有“内在稳定器”作用：经济繁荣时期，失业和低收入者减少，社会福利开支自动缩减，抑制了政府开支增长和通货膨胀压力上升的势头。经济萧条之际，失业和低收入者增多，社会福利开支自动扩张，从而维持社会一定的消费水平，避免失业率过度上升而加剧经济波动烈度。从二战结束直至次贷危机爆发，数十年间西方国家经济周期运行的总体特点是危机萧条烈度减轻而景气时期延长，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功不可没。
三、英国福利国家制度在微观层次上削弱了英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尽管如此，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也不例外。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都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英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甚至埋下了潜在的社会动荡祸根。
在微观层次，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首要问题是造成了“动力真空”问题。对于中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缓解、消除了所谓“饥饿纪律”这个驱使人们提高工作效率的最大动力的压迫，而新的动力又未产生，劳动纪律懈怠、工作积极性衰减的现象随之蔓延。如果说在经历了1930年代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艰难岁月的那一代人身上，此种问题表现得还不是十分明显，那么，到战后“丰裕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全面取代老一代人之后，这个问题就日益显著且难以收拾了。
即使对工作动力已经超越了 “饥饿纪律”压迫层次的劳动者而言，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副产品——较高所得税也沉重打击了他们可贵的工作积极性。因为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支出归根结底来自就业者当前和未来的税收，过度膨胀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结果必然是税收过重；在战后西方财政税收格局变化的趋势下，尤其突出表现为所得税过重，英国战后数十年来中等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尤重。早在1950年代英国实行“福利国家”初期，所得税率之高就已经使得很多原来喜好加班加点工作的人感到自己的额外辛苦不过是在白干，加班的动力大大衰减。到后来，事情甚至发展到了失业者收入往往比工作者还多的地步，因为就业后的收入要纳税，而失业救济金和补贴所得无需纳税。从上世纪60、70年代直至现在，这种现象始终存在。由于相当一部分掌握话语权力者要么缺乏全局眼光和长远思维，以个案煽情取代对全局的冷静客观思考，要么有意哗众取宠，致使某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所谓“人道主义”长期占据了“政治正确”的地位，不仅导致失业者收入比工作者还多的问题来得更快、更严重，而且加剧了外来移民问题。
上述“动力真空”问题大大恶化了英国在战后的国际人口流动格局。一方面，专业人员、功成名就者大量移居国外，以躲避源于过滥社会福利支出的高额税收。移居加州的1970年代英国头号影视明星凯恩直言：“我热爱英国，但我要等到税收政策改变以后才能回去”，成为许多外流英国专业人士的心声，英国则因此而长期蒙受严重的人才流失之苦。
另一方面，依托庞大海外殖民帝国，英国数百年来形成了国内不得志者奔赴海外另谋生路、寻求机会的传统。虽然海外英国公民中不乏为非作歹之徒，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备受践踏，但对英国而言，这一传统在总体上确实发挥了培育和弘扬国民自我奋斗精神的正面作用。然而，由于社会保障和福利项目过多过滥，英国国民得到了一个新的、却是破坏性的选择——降低生活标准，依靠政府福利救济在国内勉强度日。随着作出此种选择的“阿混”人数日多，英国国民进取精神遭到了深刻的毁坏。因为仅仅是所谓“上流社会”堕落腐朽并不足以根本毁灭一个社会，只要有相对顺畅的向上流动机制，保有蓬勃进取精神的基层民间自会不断向社会领导层提供新生力量。但倘若基层民间普遍堕落不求进取，那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真的是不可救药了。
帝制中国和罗马帝国都曾实施过颇为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根据笔者迄今掌握的材料来看，除清朝时仅仅面向八旗部族的旗人俸禄制度外，帝制中国还没有出现福利项目泛滥成灾造成全民堕落寄生的问题；而在保留着相当多选举制度的罗马帝国，特别是在罗马帝国核心地区罗马城和意大利，这个问题特别显著特别严重。昔日骁勇罗马战士后人堕落到不事生产，成天沐浴、酗酒、看戏、沉湎角斗和竞技表演、观赏各类仪式典礼，结果先是沦为蛮族雇佣军头目攫取帝国君位的道具玩偶，后来在蛮族大举入侵中彻底沦为蹂躏、侮辱、掠夺、屠杀的对象，泛滥的福利项目实不能辞其咎。那么，鉴于西方国家数十年实践中福利项目都表现出了强大的向下刚性，易于增多而难以削减，即使在国家面临“主权破产”之虞时，压缩过高的福利项目也往往招致社会骚乱 (如近年主权债务危机中的希腊等“欧猪国家”)，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是否面临更大的风险重蹈罗马帝国上述覆辙？
四、“福利国家”制度带来的国际人口流动风险
对英国社会潜藏着更大毁灭性风险的是，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还吸引了许多文化背景迥异的海外移民来吃福利，而他们又日益拒绝融入当地社会，社会撕裂的风险正在滋长。
尽管英国政府几乎从来不曾鼓励英联邦国家人民移居英国，而是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但英国的帝国地位却自然而然地促使英联邦国家人民迁居英国，而且迁入英国的前英属殖民地居民以印度、巴基斯坦和西印度群岛人居多，以至于在英国国内形成了“有色人种问题”。1966年，英国来自西印度、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非白人人口分别 达 到 了 454100人 、223600人 和119700人，多数是1950年代迁入英国的。时至今日，在英国越来越多的社区，穆斯林等外来移民群体开始占据相对多数、乃至绝对多数，某些城市、甚至英国全国人口构成也正在出现类似发展趋势，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ofManchester)人口统计学家们认定，2019年，位于英格兰中部的莱斯特市(Leicester)就将成为欧洲第一个白人非多数的城市 (即白人占总人口比例低于50％)；到2024年，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也将成为白人不足50％的所谓“多元化城市”。这种局面将给英国社会治安乃至国家政治认同带来何种挑战？从2011年的伦敦暴乱，奥运形象大使切尔西·艾夫斯领头打砸警车、抢掠苹果手机店；到近年来英国穆斯林团体在一系列问题上吹毛求疵，乃至刻意挑战国家忠诚、对外战争、阵亡将士等原则性问题，已经暴露出了不容忽视的危险苗头。
在1960年代，非白人外来移民群体的形成与增长就引起了英国社会的重视，认为这不仅影响英国的国内就业，而且会形成一个与英国生活方式不适应的、代表另一种文化的 “有潜在敌对意识”的种族集团。时至今日，单一外来移民人数增长和在局部地区日渐占据多数，正在孳生声称代表这个群体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一旦形成，为了维护、扩张自己在政坛上的“江湖地位”，他们所要努力推进的就不会是外来移民与当地社会认同直至最终融合，而是刻意强调、凸显、乃至制造外来移民与当地社会的不同，并片面要求对这类不同给予“宽容”，却从来不提外来移民对当地社会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的接受、遵循与认同。在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和诸如“多元文化”之类“政治正确”的思潮下，他们的这种倾向又会受到进一步激励。由于大城市就业等机会较多，外来移民群体较多地集中于大城市，21世纪初的人口统计显示当时49％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在伦敦，以至于近年有“伦敦斯坦”之称，进一步放大了这类政治力量的能量。
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从几个方面激励了上述外来移民增长及拒绝与东道国社会融合。首先，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大大减少了外来移民在英国生存的困难，从而直接激励了这类移民的增长，特别是激励了惰性较强而自我奋斗精神较差的移民来分享福利蛋糕。其次，如果外来移民不能指望福利救济，必须劳动谋生，生存压力将激励其尽快、尽可能全面地融入东道国社会，这样才能赢得较多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们可以指望相当丰厚的福利救济，他们这样做的动力就将大大衰减。特别是如果有许多福利救济项目是与外来移民身份挂钩，那么，他们更将具有强大的动力拒绝融入东道国社会，以保持其“外来移民”身份和与此挂钩的福利救济。第三，在有福利救济可以指望且政府奉行 “淘气孩子多吃糖”策略的情况下，外来移民中必然会有某些个人和势力选择挑头闹事争取更多福利，以此为自己争取外来移民群体“领袖”地位。而所有这一切，又必然在英国内部制造和激化社会矛盾。
在宏观层次上，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对经济运行效率的短期和中期影响首先体现在恶化了国家财政状况。因为政府要靠提高税收来应付福利支出，财政负担加重，国家债负上升随之不可避免。在依靠中央银行扩大货币发行来为国债负担融资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加剧也就是顺理成章了。
同时，税率过高还大大抑制了英国国内的投资动机，因为税后预期投资收益过低，以至于投资者宁可将资金用于消费，或是海外投资。英国本来就长期是一个资本输出大国。1870—1913年间，英国输出的资本等于其国民收入的4％，并占其资本形成总额的40％。在这一时期最后10年，英国资本输出等于其国民收入的7％，占其资本形成总额的75％—80％。如此规模的海外直接投资，本来就已经对英国本土产业升级产生了严重负面作用，是英国从“世界工厂”地位跌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二战之后，伴随“福利国家”制度而来的高税率让英国海外直接投资获得新的发展动力，“世界工厂”地位也就彻底远离英国一去不复返了，并大大损害了英国国际收支的稳定性。1962年—1977年间，英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从48．70亿英镑增加到192．50亿英镑，增长143．80亿英镑，同期外国对英直接投资从21．30亿英镑增长至139．50亿英镑，增长118．20亿英镑，两相抵消后，英国对外直接投资超出外国对英直接投资额从27．40亿英镑上升至53亿英镑。
六、结束语
在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国内消费增长滞后于出口等项增长的今日中国，适度恢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消费需求，已经是大势所趋。然而，“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在恢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扩大消费的同时，我们需要对其副作用给予足够清醒的认识，只有这样才不至于重蹈覆辙，以至于自废武功，断送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途。
(作者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