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绥，清华大学教授，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养老金工作室发起人，比利时根特大学法学博士。
关于中国的老龄化以及相关问题，我们先探讨中国的老龄化进度、结构和老年赡养的负担问题，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看看老龄社会需要怎样的文化建设。
中国加速老龄化，但准备不充分
从人口老龄化来讲，它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65岁以上的人占到总人口的7%，另一个标准是当社会上已经变成两个劳动者就要养一个老人的时候，就说明不仅是人口老龄化，这个社会也老了。如果深度老龄化之前国家没有做好准备，真的就是一种危机。
中国现在不是世界上最老的国家，很多发达国家都比我们老，但是中国的人口问题在于：一个是老龄化的速度最快，第二个是结构性问题突出，就是新出生的人口、劳动人口和老年人口这三个人口之间的结构性问题非常突出。
为什么说中国的人口结构问题很突出呢？中国总人口到2014年左右达到13.9亿的时候就开始下降，劳动人口在2013年前后达到顶峰就开始下降，这就是刘易斯拐点，劳动人口从供大于求到供小于求，劳动者就有谈判能力了。中国老龄人口什么时候达到最高的点呢？2037年左右，也就是还有25年的时间，到时候老龄人口是2.48亿。在2037年的时候，劳动人口降到8.04亿，看上去还是3.5个人养一个人，这时候已经失去平衡，5个人养一个人是底线，3.5个人养一个人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劳动人口指的是15—64岁的人，这个年龄段的人都能供养65岁以上的人吗？所以这是统计的赡养比。我们做了一个实际赡养比的研究，研究者把四种人减掉———在校生、失业的人、低收入的人和提前退休的人，还是3.5个人养一个老人吗？不到两个养一个，事实上可能比这个还严重。这就说明公共政策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
中国还有一个问题也是人口结构的问题，就是421的家庭结构，中国实行计划生育20多年，少生了4亿到5亿人口，它又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人口结构的问题。现在大家去买小时工的服务好像还买得起，但是比前些年已经涨价了很多，整个家庭用工的价格上升得非常快，以后的老年护理成本会飞速上升。
如果生育率继续下降会怎么样？再拖5年，到最后发现不行了，要放开生的话，恰恰到老龄化最严重的时候，一个年轻人养两个老人，还得背两个孩子，年轻人怎么活？所以到底什么时候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从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政策变成真正有计划的生育，而不是一个家庭就只生一个孩子，国家根据它的人口发展战略，有计划地生孩子，这才是新一轮的计划生育。接下来如果还是这么低收入的话，人们没办法为自己存养老金，只能解决自己吃饭的问题，到中年人老了以后，那时候年轻人的收入还是很低，他还得养孩子，他能养老人吗？所以现在国民的低收入也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提前退休的问题，咱们要找适合的时点，逐渐提高退休年龄，这不是政府想不想做，这是很客观的问题。如果这三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到了老龄化峰值点上会面临四面楚歌。
根据世界银行的人口统计，美国的问题不严重，英法德和一些发达国家老年赡养负担会越来越重，高峰在2035—2037年出现，中国作为后起的国家，一路追上去了。到2037年左右，世界进入深度老龄化时代。这些国家在老龄化的过程中做好了三个准备：养老金、老年服务产业、老年社会文化。
比如说日本，日本1/3都是老年人了，他们把钱放到信托银行。信托银行做什么呢？它帮人们存养老金，帮他们投资、保值。信托银行还帮老年人花养老金，这就形成了养老服务的团购。这些国家在老龄化的过程中，养老金的准备、老年服务的产业化、老年社会的文化都逐渐形成了。中国社会飞速老龄化，但从上到下没有做好准备。
老有所养需关注四种风险
关于老年社会文化建设，清华的养老金工作室现在主要是从这么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第一，劳动人口红利消失了，你就得开发老年人口红利，这种红利不是统计出来的，是公共政策打造出来的。老年人红利要从多个方面培养，第一个要让老年人有消费能力。老年人消费了，企业就有订单。第二个是纳税，美国实行存养老金不征税，等到退休以后，个人的养老金拿得特别高，达到纳税起征点就得纳税。中国现在的纳税起征额是3500元，那些公务员养老金拿到六七千元为什么不纳税呢？可以让个人养老金存得非常多，等到他们老年以后再纳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现在靠养老金纳税也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在美国，老年人用养老金纳税占到整个社会保障税收入的2%，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上升，老年人有纳税能力，养活了自己，还给年轻人减轻了负担，就不怕老龄化了。第三个是投资，养老金投到哪里，就推动哪里创新，老年人也可以相互照顾，还有一些就业能力。从这几个角度看，老年人也是贡献的，把这个贡献算出来，就是老年人口红利。
第二，老年社会的文化建设就是养老服务产业，这是企业行为，而且也不是单独的，它必须是系列化的，产业化的。因为老年人没有办法一个个核实这些养老院如何，所以必须有人帮他把握这些问题，必须团购。老年服务要做到产业化，并且要有信誉。
第三，要有尊老扶老的社会风气。这个社会风气除了提倡以外，也确实需要有一些法律的制约。我们现在从这三个方面研究社会老龄文化建设。
人们养老到底需要什么，而且应看看它的成本和风险。不要以为仅仅有养老金就可以养老，不要完全崇拜货币，现在政府把通货膨胀压到4%左右了，也就是日用品的价格下来了。养老方面的其他的价格还是涨得很快的，而且很多的价格还是受国际影响的。
我们把老有所养分成四个需求，首先是日常支出的养老金，不要放大养老金的作用，养老金就是保障日常开支的现金流，但是从理论上说，它至少是我们退休前收入的60%到80%，还得跟物价指数挂钩，这样才能保证日常开支。
然后是老年人需要的保健和医疗服务。医疗费用的增长，用卫生部的数据看，前几年都是7%以上，所以卫生部长承诺，“十二五”期间，医疗卫生费用增长控制在5%以下，这也是很高的，跟通货膨胀差不多了。所以我们需要有相关的医疗保险，包括社会保险，加上辅助的商业保险，要让它们分担80%以上。
接下来是居住和房产管理问题，很多人在退休前买了一套房子，这样他可能会住在这个房子里，但是一系列的服务不可能都送到这个房间里，所以他有可能要住在公共设施里。住到公共设施里了，他的房子怎么办？这需要社会有一个公平定价、信托，以及最后的购买方式，它需要很多公共政策的支持。自住和残值管理都是作为老年服务的一部分。
最后是日常生活和医疗的护理。护理的人工费至少是以10%在上升，一方面是它的专业性，一方面是整体的物价都在上涨，还有一方面就是劳动力在减少。
每个部分都有风险，所以国人要避免货币幻觉，要关心经济和金融的问题。要找专业人士帮助理财，不能想着有点养老金就行。还要避免政府依赖，认为政府什么都能解决。政府有能力解决很多问题，起码要解决老人的吃饭问题，但是如果公共服务不到位，到时候再想办法就晚了。所以人民代表大会和社会舆论还是应该给政府一些压力，我们现在还有25年就会遇到非常大的难关。
结构调整要造两驾马车
中国人的养老金准备好了吗？从全球的养老金市场来看，到2010年底全球的养老金是31.1万亿美元，美国有18.89万亿美元，占全球的63%，而美国进入老龄化是1960年，但是它到达老龄化高峰要到2055年，中国2001年进入老龄化，2037年就到峰值，所以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结构性的矛盾比美国快2.7倍，但是中国的养老金在哪里？
咱们把社保理事会的1万亿元人民币都说成养老金，企业年金是3000亿元人民币，总共1.3万亿元人民币，仅仅相当于美国18.89万亿美元的2.6%。美国的养老金结构是很好的。中国人的养老金没存下来，没做好准备，而且跟美国的反差特别大。
中国养老金政策的概念是混淆的，养老金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克服贫困，不管国家老到什么程度，政府的责任就是得让老年人吃饭、穿衣、住房。第二部分是要自己存点钱去改善自己的生活。这一块要有个人账户，要有市场融资，这是两个结构。可是中国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领导出来说中国的养老金结构是怎样的。中国政府在1991年就说要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结合，但是推出来之后就混淆了。待遇差距也非常大，公共部门个人不缴费都可以拿4000元到5000元的养老金，因为他们的养老金是个人工资的80%到90%，甚至到95%。但是企业职工的缴费方面，企业交20%的费，职工个人也要扣8%，去年底全国企业职工的养老金平均水平只有1332元，可是最低工资都提到1100元了，这就是双轨制的问题。
政府现在的欠账很多，而且政府在不断地承诺，承诺了以后怎么办就不管了。负债在增加，预算缺位。中国现在还没有公开的养老金预算，政府发养老金是东拼西凑，混账空账加烂账，社会统筹、个人账户混在一起。中国1998年改革的时候，企业职工拿个人工资的8%存到养老金账户里，就是为了解决老龄化问题，当时的这个决策是非常正确的，但是钱被政府挪用，跟社会统筹混在一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颁布的社会保险基金运行状况，关于养老基金收入方面，它是不敢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部分的，个人账户被挪用了，他们没法分。制度的持续性很差，毛病很多。
为什么形成这么一种局面呢？养老金是不同的时期针对不同人群出现的，所以碎片化是一个历史原因，但是现在需要整合了。养老金的结构调整要做的是两驾马车，从总理到农民一起上车。第一驾马车是中央统筹国民化，就是人们吃饭的最基本的养老金走向中央统筹，中央统筹了以后，就不存在异地迁徙、转移携带，走到哪儿就发到哪儿，都按当地消费支出的一定比例来发。政府如果做不了，可以让银行做。第二是个人账户全民化，所有人都要存养老金，他买房子的时候你不要让他存养老金，这是违背生命周期的，等他买完房子以后让他好好存养老金，存了养老金以后就要保值增值。中国就得把养老金的投资搞好，不能让养老金都跑到市场上买股票。很多国家都在发展社会环境保护、发展基金，把好的项目拿来让养老的人买，把这些收益都让给养老的人。
中国需要整合各种各样的养老补贴，整合各式各样的账户，中国需要打造一个四六开的养老金市场。让全国社保理事会占40%，由它去做，而且它可以做公共项目，但是它的保值率必须是市场的标杆，增值率应该要跑赢通货膨胀。剩下的60%让商业机构用业绩来竞争，谁的成本低、收益稳定、波动最小就让谁来做。公务员养老金不能逃避，要引领养老金改革，不能立法说公务员养老金国务院另行规定。
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缴费的越来越少了，公共部门却越来越大了，养老金全靠政府补贴，这是给不起的，公务员必须实行养老金改革，必须要参与进去，引领国家养老金结构调整。怎么引呢？公务员要尽快建立职业年金个人账户，让这个养老金发一个点，退休金降一个点，用20多年时间实行财务缓冲，公共部门的退休金就跟职工的退休金对接了，这时候职业年金个人账户在中国就健康发展起来了。你让城镇居民16岁存养老金，让农村居民16岁存养老金，这个决策不错，但是你保不住政府哪年就把钱挪用了，他们太弱势了，公务员不介入就没有政治基础，事业单位不介入就没有科技基础，这两种人必须进入。
当然，发放基础养老金还有建立养老金税的问题，这也绝对比企业20%的费率要低得多，从来不会超过G D P的3%到4%。所以当这部分健全以后，就按照消费支出的百分比，走到哪儿发到哪儿，按当地的水平来发，这才是公共服务均等化，但是剩下那部分要建立个人账户，中国要实现的目标是这样的。政府得有一个社会老龄化的概念，延期征税，别着急现在征税，人家存了养老金，你征什么税？政府对企业年金征税，这是很不合理的，就因为公务员自己不存钱，他才这样做。养老金是延期收入，不是当期收入，怎么能现在收所得税呢？这在概念上、法律上、财务上都是错的，所以大家得一起努力把公务员“拖下水”，必须让他们跟这个社会一起改革。
我们怎么培育和管理养老资产？我给养老资产一个定义，它是保障老年生活的基本安全的公民权益和物质财富。这个财产不能光数钞票、数房子，还得把权益加进来，就是分享经济进步的成果，G DP增长多少，这个成功的地方要有效地向养老金转移。
把一系列内容组合起来，它体现了如下特征：一是体现了个人收入平滑消费和终生效益最大化，二是要保证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前述四个问题必须保障，四个要素都有才叫老有所养，它涉及到资金的管理、资产的管理和服务的购买，所以它需要非常专业化的管理和一揽子的服务，尤其需要公共政策的支持，它需要有信托属性和信托需求，养老资产管理要进入一个信托平台。因为信托平台是保持资产独立的，任何一个机构过来都不能把它纳到自己的资产负债表里，它永远在受益人的名下，而且它是一种资产管理。但是中国的信托文化很欠缺，信托搞了10年还在玩融资，它不搞资产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