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几年，着力推进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尽快扭转投资消费失衡，形成消费主导的新格局，既是短期政策的着力点，更是中长期转型与改革的战略重点。
如果消费潜力能够有效释放，最终消费率达到60%以上，投资率回归到40%以下的正常水平，未来10～20年保持8%左右的经济增长，是有可能的。
但如果消费率一直上不去，甚至逐年下降，也就是说投资增长仍然远快于消费增长速度，那么即便短期通过投资使增长速度上去了，中长期也将面临系统性风险，不仅很难实现8%的增长，而且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
消费主导两步走
随着社会需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发展型消费需求不断增长成为中长期的客观趋势，使我国消费市场潜力明显增加，消费正处于释放的历史拐点。
能不能因势利导，充分释放国内消费潜力，取决于政府能不能适应内外发展变化的客观趋势，坚定地推进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
从现实情况看，未来5～10年实现消费主导，可以分两步走：第一，“十二五”时期力争使最终消费率从48%左右提高到55%、使居民消费率从34%左右提高到45%，初步实现消费主导的目标。第二，2020年使最终消费率进一步提高到60%左右、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左右，基本实现消费主导的目标。
从短期看，投资是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但从中长期看，投资必须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才能形成真正的增长动力。
未来几年的投资，应当按照公共需求结构变化的趋势，加大以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等为重点的公共性投资。要初步实现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年增长率需要达到5%左右，投资总额需要达到20万亿元左右。若这个投资能够到位，可明显拉动消费率的提高。
同时，必须优化投资资金来源。一方面，政府投资要调整存量，重点是调整国有资本配置，以公益性为重要目标加大国有资本对社会领域的投入；另一方面，要扩大民间资本投入，尤其是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到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领域。
建议十八大前出台收入分配改革草案
消费潜力巨大而消费率却逐年走低，重要原因是收入分配改革滞后。为此：
建议本届政府任期内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争取在十八大之前出台收入分配改革草案，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在年内，最迟不超过本届政府任期内，出台正式的改革总体方案。
建议相关部委高度重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出台，进一步明确工作的责任和时间表。尽快形成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改革的短期和中长期目标，具体确定改革重点任务和改革路径。
建议由国务院领导牵头，组成收入分配改革领导小组，指导和协调改革。
同时，要以公益性为目标调整和优化国有资本配置。要客观看到，国有资本运营缺乏应有的公益性；盈利性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比例明显偏低。从公共产品短缺的基本国情出发，新阶段国有资本战略调整，要以公益性为目标，进行调整优化。
逐步增大公益性国有资本的比重，并制定提出公益性国有资本一定比例的约束性指标。与民营经济“非禁止即允许”的原则不同的是，国有资本投资非公益性领域应该实施“非允许即禁止”的原则。建议采用列举法界定国有资本可以介入的非公益性领域，制定国有资本产业投资目录，对盈利性国有资本进行严格限定。
尽快制定出台国有企业支付国有资源使用租金和利润分红的实施条例和法规，力争“十二五”末期收租分红比例达到20%～25%左右，并且分红收益主要投入到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本住房保障等社会公益领域，为公共服务提供重要的财力保障。
此外，还要将农民工市民化作为城市化的战略重点。有测算表明，城市化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将拉动最终消费增长约1.6个百分点。从我国城市化进程看，突出矛盾是农民工尚未真正实现市民化，还没有从制度上融入城市，由此不仅极大地制约了消费潜力的释放，而且带来某些社会不公。
总体上说，“十二五”基本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条件初步成熟。一是政策条件已经具备；二是只要精心设计，财政完全有能力承担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三是过去几年一些地方在农民工市民化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关键在于中央层面下定决心，对涉及全国层面的这件大事顶层设计，实现政策和体制的突破和统筹推进，尽快制定国家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行动方案和统一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