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的不平衡问题，除了结构性和历史时间性原因外，体制缺陷也是其重要成因。国民收入，即财富，它如同流水一样，需要通过各种蓄池、渠道、水坝等等在国家、企业和个人，在不同的居民之间进行流动、配置和分配。这些蓄池、渠道、水坝，实质就是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体制。
国有工商和金融经济，是如何获得资源，如何形成财富流，如何分配财富的?
其一，现在积累的估计50多万亿的国有工商企业资产，还包括规模很大的国有金融资产，都是全民的资产。垄断性国有工商企业资产投资和积累来自于全民，包括财政投资、国有划拨土地入账、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积累、低价征用农民土地溢价、不上交利润留用、低价格资源转移、没有征收资源和环境税的变相利润等等。
其二，上世纪中后期，挽救国有工商和金融企业动用了10万亿以上的资源。20世纪90年代，国有工商企业由于负债率较高，效率低于银行贷款利率，发生大面积亏损，、国家通过银行呆坏账冲销国有企业欠款，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来剥离国有企业给国有银行形成的不良资产，还运用了划拨土地进账的办法充实国有企业的资本金，运用国家的铸币收益来补充银行的资本金(核销其坏账，实际就是补充其资本金)，实际上大量动用了全民所有的央行铸币收益、国有土地，以及一部分财政资金。
其三，不向国家交利润。1997年—2007年，中央的国有工商企业不向中央财政上交利润，地方国有工商企业由地方决定，大多也不向地方财政上交利润。2008年国有工商企业开始向国家上交利润，但是，其比例所占其利润总额也很小。而国有金融企业，过去没有向国家交过利润，到现在也没有看到它们要向国家交利润的有关规定。这又使国有工商和金融企业自1997年以来多得了10万亿左右的利益。 其四，市场准入和资源垄断，象征性地向国家交税交费，并且将本应自己承担的污染成本转嫁给国家，获得的垄断利益在10万亿以上。
其五，国有经济减人增效，更少的留用人享受改革成果，更多的减出入承担改革成本，这部分成本大约也在10万亿左右。国有工商和金融经济就业人员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最多时的8500万人左右，减少到目前的2500万人左右。在不交和少交利润，以及不交和少交资源税和环境税的情况下，利益又仅偏重于向剩余的2500万左右的人分配，这是不合理的财富分配格局。 国有垄断性银行体制推动两极分化 。 中国的国有金融体系将社会资金绝大多数配置到了特大、大和中型企业之中，配置到了资本密集型的企业之中，配置到了工业之中，而小型和微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服务业，这些大量创造中等收入人口和解决劳动者就业的企业，却很少能得到贷款。
尹中立对金融体制如何形成收入分配的差距，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就银行通过不合理的利率差造成收入分配扭曲方面，他提出，主要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利差很小，一般在1%左右，而中国存贷款利差一直维持在2%以上。从2009年的上市公司年报看，工行、建行、中行的利润都达到或超过了1000亿元，中国银监会发布的《银监会2009年报》显示，2009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税后利润6684亿元，这是十分不正常的现象，其本质是拿存款人(主要是居民)的财富补贴了国有或者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也补贴了能从银行贷到款的特大、大、中型企业。
土地的国家和集体所有体制也推动两极分化。 我国在土地制度上实行的是城镇土地国有，农村耕地、，林地、宅基地、牧场等为集体所有。但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这种土地制度变异成了如下的利益分配流程。 首先，地方财政在土地出让和房地产收税和收费中赚取了本来收入就低的农民的利益和中低收入购房者的利益。我个人估计，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以来，从土地上获得，并且推高房价后从买房人手中获得的利益，现值总计在、15万亿到20万亿元左右。其次，农民只有农业生产性收入，而因土地制度的问题，没有资产性收入。城镇居民的住宅可以自由买卖，可以抵押贷款，一些商两用的可以入股等等。 再次，这种行政控制和垄断性的土地供给制度，政府强力推高地价，由于供给与需求缺口太大，加上需求拉动的价格上涨，房地商在其中获得了巨额的暴利;另外，一些有资本的房屋投资和投机者，也通过低价进高价出的途径，获得高额收入，积累了不断涨价和溢价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