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社会对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关注度特别高。商务部研究院专家赵萍近日在《2012年消费市场报告》会上表示，“扩大消费不只是让老百姓花钱，更要注重如何让老百姓挣钱。 ”
应该承认，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了十几年了，近年来我国政府在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上也下了不少功夫，但是依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大多数人认为，垄断、腐败和私营企业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应在再分配领域等方面进行改革。而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近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认为，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行不下去，关键是思路不对，光从再分配的角度进行改革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在他看来，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除腐败和垄断外，其中最大的因素是城乡及产业结构扭曲，这对基尼系数的影响最大，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规模结构和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这些都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即再分配改革解决不了的。
第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到底改什么，改哪些，如果说是提高工资，那么只能是提高国企、公务员，财政发工资的这部分，国家能主导的这部分。而私企，比如制造业、小微企业如果再大幅度提高工资，压力会更大，甚至会破产。
第二，以增加私营企业的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现在很多企业已经艰难度日，如果再增加税收，那么破产的企业可能会更多，会导致更多的人失业，使收入分配问题更加恶化。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您如何看当前的收入分配问题？
周天勇：我们要客观冷静地看待收入分配差距，搞清楚其形成原因，准确地分析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办法和思路。
当前，社会上对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产生一种急躁、片面的想法，更多地将原因集中在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垄断和腐败上。
在我看来，垄断和腐败确实有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甚至两极分化的因素，但是不是最大的因素就应当客观分析。另外，私企是否扩大了差距，这个值得考虑。实际上，如果没有创业的人，创办企业的人少，那么，中等收入的人数少，失业率会高，贫困的人就会多，收入差距会更恶化。我个人却认为，国有经济，比如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有土地等等原来以为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体制，虽然还没有引起大多数人的注意，可是数据和事实表明，现在反而成了导致两极分化、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当然，即使这些因素全部加起来，可能有一定的比重，但可能不是全部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因此，我们要客观、全面和实事求是地分析，不能光归于某几类因素，比如垄断说、腐败说、私企说。
现在更多的人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防止两极分化压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上。可是，必须要弄明白两点：第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到底改什么，改哪些，如果说是提高工资，那么只能是提高国企、公务员，财政发工资的这部分，国家能主导的这部分。而私企，比如制造业、小微企业如果再大幅度提高工资，压力会更大，甚至会破产。第二，以增加私营企业的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现在很多企业已经艰难度日，如果再增加税收，那么破产的企业可能会更多，会导致更多的人失业，使收入分配问题更加恶化。
此外，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在个税起征点上来做文章。比如两会期间就有代表提出，提高到5000元、8000元，甚至10000元，但是通过城乡的对比，第一，许多农民一年的净收入都达不到月起征点收入3500元，一个月的收入可能是300元，是个税起征点的8.5%；第二，即使在城市里，整个月工资水平达到3500元的比例也是很低的。个税起征点提高后，工薪阶层纳税人数占全国正规职工总人数比例由50%左右降为30%左右，占全部正规和非正规职工的只有15%左右，占全国近8亿城乡劳动力7.5%左右。实际结果不仅没有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反倒是又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提高到5000元、8000元，甚至10000元的话，对达不到起征点的大部分人是极为不公平的，反而更加拉大收入差距，少部分人收入提高了，大部分人收入根本就没有增加，基尼系数更加恶化。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事情搞清楚，有些看似很好的建议，有的实际上根本就实行不了，能实行的其结果也是相反和恶化的。我们必须要寻找一条综合的、科学的、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思路。
第一是城乡差距和其形成的产业结构扭曲。实际上就是历史上城乡人口户籍和人口固化导致的目前就业结构和产出结构的扭曲；第二是企业规模结构扭曲；第三是体制性原因。
中国经济时报：那么，您认为当前造成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周天勇：我觉得有三个原因：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第一个最重要原因是城乡差距和其形成的产业结构扭曲。实际上就是历史上城乡人口户籍和人口固化导致的目前就业结构和产出结构的扭曲。我用一个数据来解释这里面的意思：2010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例是36.7%，增加值比例是10.1%，这本身就是城乡收入差距最根本的原因，也就是说，农村36.7%的劳动力创造，近50%的人口分配10%的国民生产总值，城乡收入差距无疑就是3∶1。
当然，从农村转移出去、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会给农村转移一部分城市中获得的收入。但是，由于生活费用的上升，80后、90后等农民工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准备在城市中安家等因素，向农村转移收入的强度和比例在持续下降。从全国总的基尼系数来看，对其贡献最大的就是城乡收入差距，比重在60%左右。也就是说，第一产业中的就业比例与产出比例扭曲和不匹配，本身就是城乡差距，这个结构性的格局，靠改革是没有用的，因为这既不是体制造成的，也不是垄断和腐败造成的。如果没有城乡差距的话，我们的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以内和0.35左右。全国总体的基尼系数就可以控制在0.38以内。
因此，我们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原因，首先建国以来反城市化，就是说，农村低收入人口不能逐步转移到能获得收入比较高的城市。现在有一个问题是，过去没能转移的50岁、60岁、70岁、80岁这些农村低收入人口数量和比例很大。近3亿劳动力人口和6.3亿多的农村人口，他们是历史体制失误形成的先天性低收入人口。现在又根本不可能大规模通过转移支付来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这是我们建国以来反城市化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先天性的客观的收入分配差距，这个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的扩大与体制是没有关系的，它是一个结构扭曲形成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城乡结构性收入差距的缩小还急不得，因为由于文化素质问题、城市的生活方式问题等等，45岁以上的这些人让他们转移出来也转移不了。如果他们能出来，比如在农村一年拿个2000元、3000元，到城市拿个两万多元，一下子就缩小了收入差距。但问题是他们转移不出来，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的规律，等着他们自然消亡，减少这部分人口来缩小城乡差距。还有一个积极的方式是，1—18岁的农村少年、留守儿童是低收入的人，他们源源不断地读完高中后，转移到城市，获得比农村高得多的收入，以缩小城乡差距。因此，农村老年低收入人口的消亡，新生的年青人向城市的转移，是缩小城乡差距的希望。但是，这需要时间。
总之，我们在对历史城乡分割导致的先天性收入差距，要抱两种态度：第一是急不得，第二是要乐观。也就是说，自然减员是一个规律，另一个是大量的年轻人到城市也是谁也挡不住的客观趋势，随着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收入差距会有所好转。
需要看到的是，服务业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是高度正相关的。但由于反城市化造成的城市化滞后，服务业的不发展，本来应当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到服务业以获得很多收入来缩小结构性的差距，但由于服务业的滞后，不能实现这一愿望。这是历史城乡分割导致目前产业结构扭曲的一个连带问题，同时也造成了总体基尼系数的过高。
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企业规模结构扭曲。具体来说，首先，城市化以后，大量农村人口到城市怎么办，主要靠企业来解决就业。光有城镇化没有企业不行。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企业的规模结构到底怎样，也就是说，小微企业、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大型企业、特大型企业的结构如何。如果说你这个国家的创业不足，小微企业很少，主要靠大中型企业、特大型企业拉动经济增长时，就会发生问题：一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只注重发展特大和大型企业，企业主是一小部分人，大企业的老板，资产的分配、利润都是他的，他们获得极端高的收入。小微企业少，就是小老板少，中等收入的人少。小微企业少，就业就困难，失业而贫困的人多。大企业越多，就业能力越差，比如钢铁、石化，虽然创造GDP很多，但是就业能力特别小，因为按照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来讲，它的资本有机构成太高，资本不需要那么多人。而且工资和社保越来越高，就不断用越来越少的人推动越来越多的资本，这样就导致就业少。劳动和居民参与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的就少，资本所有者分配的就多。
二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越少，城市中造成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危险越大。企业的多少要按这样来分类，就是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是多少。现在学者们大都从小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例来谈问题，这在分析收入分配问题时，基本无用。从韩国、日本、台湾地区的情况来看，在经济繁荣的时候，每千人口拥有企业要达到50多家，即使在金融危机以后，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平均在45家左右，最低也在40家。但是，中国将每户平均2人的5个个体户折成一个小微企业，再加上注册登记的企业，我们现在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只有14家左右。而且我们国家地区之间也不一样，比如贵州、甘肃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非常少，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却较多。凡是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多的城市和地区，中等收入者就多，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就少。而像贵州、甘肃等地方，中等收入者就少，因失业而贫困、不能在非农业领域工作的就多，这样的地区收入差距就大，基尼系数就高，分配就很不平衡。
第三个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是体制性原因。包括腐败和垄断。比如国有企业垄断、国有工商企业垄断、国有银行垄断，以及国有土地造成的两极分化。之前我发表过相关文章(《国有垄断成为推动两极分化的重要力量》刊于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9月27日)。此外，私营企业是不是导致两极分化和收入差距拉大，我觉得要慎重对待，如果你全部发展的是大型或特大型的私营企业，不发展小微企业，那么结果确实会导致两极分化。有学者讲，国有经济会实现公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时，5万亿国有资产，就业8000万人，占城镇就业的50%以上；而2010年，资产规模达到47万亿，就业规模下降为2300万人左右，占城镇总就业劳动力的比例仅为5.7%。国有经济中，越来越少的人使用、占有和分配越来越多的资产和利益。所以，我们在解决收入分配的时候，不能仇私。其实，所谓的“仇私强国”反而会导致两极分化。强国是指要解决收入分配必须发展国有经济，事实证明，它会导致更大的两极分化。仇私，比如把个体和小微私营经济的利润全部征收光，甚至限制、消灭个体和小微私营经济，这会导致更恶化的两极分化。所以必须把这个大是大非的道理弄清楚。
注意基尼系数的变动趋势
原来城乡分割导致的基尼系数扩大，如果不注意，农民工进来城市以后，城市中如果形成高收入和低收入两个阶层，并差距很大，会造成基尼系数的扩大，甚至恶化。
中国经济时报：刚才您着重提到了基尼系数，请您具体谈谈它是如何变动的。
周天勇：西方经济学中，李嘉图似乎是研究分配理论的鼻祖。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经济学的宏观和微观理论，除动态增长理论外，主要采取的是一个年度内或者一个时段横截面上经济运行的静态分析方法。然而，它暗含的假定是，结构转型已经完成，或者结构能自由转型，制度也是既定的。许多经济学家在分析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时，也陷入了这个既定的分析框架。其实，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是在结构转变中形成的，而且历史上的户籍制度与西方发展经济学中人口是自由流动的这样一种假设也很不一致。因此，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深层原因是历史城乡分割体制造成的先天性城乡和产业结构扭曲。
我认为，基尼系数有一个变动趋势，要注意一些关键部位：第一，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乡结构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随着时间的进程会逐步缩小，这是一个客观过程。也就是说农村低收入的人减少，这是一个趋势，是一个自然的变动过程，如果政府反对、阻碍城市化进程，这个问题就会恶化；反之，政府加快城市化，这个问题就解决得快一些。当然，这个趋势正如我刚才所说，既急不得，也不能悲观。
第二，我们要密切注意的是过去城乡分割造成的基尼系数向城市转移。也就是说，原来城乡分割导致的基尼系数扩大，如果不注意，农民工进来城市以后，城市中如果形成高收入和低收入两个阶层，并差距很大，会造成基尼系数的扩大，甚至恶化。什么原因呢？一是如果不注意发展小微企业，不注意鼓励创业，中等收入的人口比例小，而且失业率很高，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很多，那么会导致城市内部收入和财富分布恶化。假如农村人口5%，城市人口95%了，城乡差距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就很小了。但这个时候最大的危险是城市再次形成很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另外就是体制性的，如果不注意反腐败、反垄断，不用税收来调整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间的关系，那么收入分配问题也会恶化。这方面的问题学者们谈得较多，我这里就不赘述了。
一是要能使所有的人接受平等教育的制度。二是给每一个人在同等能力的情况下，要有一种向上流动的制度环境，更重要的是，能使底层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制度环境。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还不如在这两项制度上花更大的精力，会对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有事半功倍的长久效果。
中国经济时报：面对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您认为有哪些解决办法吗？
周天勇：从上述的分析来看，需要从发展经济学的结构分析方法，加上其他分配理论来深入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提出解决的思路、战略、体制和政策。我的基本观点是：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要调整结构与加快改革并重，要鼓励创造财富与再分配财富并重，要体制改革与制度建设并重。
具体来说，第一，推进城市化，以农村人口城市化来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特别是青年人的转移，减少农村低收入人口，提高城市人口比例，农村逐步按照合理比例的劳动力和人口来创造和分配第一产业的生产总值，结构性的收入分配问题就会逐步得到解决。当然，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政府可以推动，可以加快城市化的进程。
第二，推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服务业发展既可以调节城乡结构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也可以改善城市内部可能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因为服务业是大量的小微企业创业和发展，是大量的劳动参与创造和分配财富的领域。服务业领域中，劳动密集型企业越多，失业率就越低，中等收入人口就越多，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就越少。这对整个收入分配差距的改观有着非常大的作用。但是服务业的发展，其基础是城市化，人口需要集中。
第三，要鼓励创业，提高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的水平。一是要鼓励很多人去创业，大家都去办企业，特别是提高大学生毕业三年后创业的比率。要提高中国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的水平，从目前14家左右提高到30家、40家。二是通过创业形成一个合理的企业规模结构。就是说，小微企业、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大型企业、特大型企业的合理结构。小微企业要占到整个企业规模结构的95%，中小企业、中小型企业或者小型与小微企业要占到97%。以满足就业，富裕居民，通过大量小微业主和劳动者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来基础性地改善收入分配结构。
第四，进行体制改革。一是要反垄断，要把国有垄断经济的收入降下来，消除不同领域和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并且改革土地制度。垄断资源，比如国有银行、国有工商企业，垄断有金融及贷款资源、石油煤炭等资源、空间频道资源、国有资产资源、土地资源，不缴和少缴资源税，不缴和少缴利润，利用贷款优势、资源优势、政策优势变成比例越来越少的人的分配，这种体制必须要改革，趋势必须要扭转。而国有土地制度，用很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拿地，再用很高的价格盖房，既从农民手中转移了利益，也从买房人的口袋中掏了大量的钱。已经变成了导致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二是加大反腐败力度，对行政审批、工程土地招投标、人事提干、行政管理等方面进行严格监管，或者更多地交由社会管理和市场调节，以减少行贿受贿、贪污挪用非法和其他灰色收入来源。三是要改革税制，对投资、创业和经营企业，要轻税；对财富食利，比如积累财产，多套房出租的要收税，加大财产税、遗产税、房产税的调节力度来解决居民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差距。再者，要形成合理的劳资关系，加强政府监督，使企业内劳资分配合理化。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缩小和防止城市内收入差距及其扩大，必须要积极发展小微个体私营经济。并且，要加快国有工商企业、国有银行和国有土地制度改革，才能消除目前三大国有垄断经济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恶化的现象。必须把道理讲清楚。有时意识形态的理想，与实际运行产生的结果是相反的。
当然，还要建设和完善各类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制度。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要形成这样一种能使社会实现公平的制度，这是最重要的。一是要能使所有的人接受平等教育的制度。这是整个社会公平第一个基础性的制度。平等的教育就是每个人形成同样的能力，每一个人在创业和就业，以及其他事业上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不能因为我穷，我上不起学，我就享受不了平等的教育，文化水平和能力就很差；因为我富，我的孩子就能享受优等的教育。这在能力方面就制造了一种不平等，最后发生收入贫富之间的代际转移。
二是给每一个人在同等能力的情况下，要有一种向上流动的制度环境，更重要的是，能使底层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制度环境。这些制度环境，总的来说，就是这个社会一个人创业和就业能成功，我想干一件事能干成。各种政策氛围，主要是鼓励人们创业，工商、税费、审批、信贷、政府监管，以服务为主。不能形成一个吃拿卡要，办一件事非常困难，创业行政和政策条件非常恶劣的体制环境。否则，底层人士无法向中上层流动。所以，一个社会要公平，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制度。要改革我们的工商注册登记管理制度，改革繁杂的年检制度，改革税费太重和收费罚款太多的制度，改革政府繁杂的监管制度，改革小微企业贷不到款的信贷制度。我认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还不如在这两项制度上花更大的精力，会对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有事半功倍的长久效果。
